胡蜀鸰

　　我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言意之辨”，其是魏晋学者对于“言”能否达“意”的观点产生的哲学争论。“言”和“意”的关系讨论虽然开始于魏晋，但却起源于先秦哲学。如《易传·系辞下》中提到，古代包牺氏治理天下时，观察星辰变化以及大地生长的法则、飞鸟的羽翼以及走兽的皮毛、山川的绵延以及河流的走向，最终总结出八卦用来融合古人所崇敬的神明理论，从而类比出世间万物的状况。《公冶长》中也指出老子讲授的“道”的精髓和人性的本质，是无法听到也无法领会其中内涵的。老子的《道德经》开篇就强调了“道”是无法通过“言”来表述的。《庄子·外物》中提出捕鱼的渔具在不需要捕鱼的时候就会被遗忘，抓兔子的设备在兔子被抓到后也会因为不再使用而被遗忘；同样的原理，语言的作用是为了表达个人的想法而存在的，当想法和情感表述清楚以后，语言就被遗忘。即如同捕鱼、猎兔的工具一样，“言”也是得“意”的一种工具，目的达到，工具可以舍弃。

一、“言意之辨”的发展

“言意之辨”起于先秦，盛于魏晋［1］。先秦时期是“言意之辨”的萌芽时期，道家代表人老子为了解构“言”与“意”，使言辞能够更好地表述清楚，想要向世人阐释道的本源。

　　首先，道家为“言意之辨”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是对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2］。老子认为“道”是哲学体系的精髓，是一切存在的根源，宇宙万物都在道的体系之内，“道”没有实体的存在，是虚无缥缈、难以探究的。事物会随着发展而消失，但是“道”是永恒的。《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恒道”，体现了“言不尽意”的含义。由于当时的言语贫乏，无法将“道”的本源描述清楚，就引起了许多思想家开始思考如何能够让言辞实现达意的效果。因为庄子也受到道难以用言辞表述的困扰，所以庄子开始研究“言”与“意”的表里关系，并且认为“言”与“意”的探讨主要是为了解决宇宙本原的问题。庄子继承了老子对于“道”的理解，借“出圣人之意”的传述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世人非常重视的“道”都记载在书籍中，但是书籍之中对于“道”的描写都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所以“言意”中的“言”有它的可贵之处，而“言”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将“意”的内容表现了出来［3］。“意”是无法用语言进行描述的，而世人因为注重“言”而将“意”记载在书中并传承了下来。《庄子·外物》中指出，“意”作为主体影响着“言”的产生和表达，“言”的最终目的是为“意”服务。

　　其次，儒家深化了言能达意的观点。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也表达了自己对于言与意的困扰。孔子与庄子的观点是类似的，他们都认为“意”是需要重点研究的对象，占据言意之中的主体地位。孔子认为在名言领域是言可尽意的，但由于孔子所处时期正是诸国混战之际，所以孔子更关注“名实之辨”，强调人们使用语言进行表达和阐明时，应该以实际表达意愿为准则。儒家要修身齐家平天下，孔子强调人在事业不得意时应加强自身的修养，管好自己的家人；在事业得意时就要治理天下，为国家尽力［4］。

　　最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言意之辨”正式兴起，主要探讨语言与思维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由于此时的文者对于“言”和“意”的观点不同，因此产生了两个完全对立的派别，其中一个是以王弼为代表的，认为“言”无法表达出“意”的内容，并且占了当时观念的主导地位［5］。另一派是以欧阳建围为代表，认为“言”可以表达“意”的内容，但不被世人所普遍认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于玄学本体问题的探讨，使得“言意之辨”成为魏晋南北朝哲学领域的热门话题，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是哲学本体问题的自然展开。何晏认为把握无名无形之道要借助语言文字。荀粲认为有“言”“象”不能表达的意外之意。王弼摒弃了荀粲的思维，把“意”看作整体，“意”通过“象”呈现出来，而“象”须借助“言”来领会，人们可以通过“言”来观“象”，通过“象”来得“意”。在王弼眼中，不可得意忘言，在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层面，王弼蔑视“言”，呈现出言不尽意的本质特征。欧阳建认为，物与名、言二者，前者是后者的实质，后者是对前者的指称，却忽视了言意不相对应的一面。对于玄学所持的言不尽意的观点，欧阳建认识到了“言意”相一致的一面，并把这种对应关系确认为必然的、普遍性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言不尽意论进一步明确了“言”的有效性的效果场域，明晰了“言”的边界与局限性。

二、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内涵

首先，中国文学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从内容和形式上可以分为历史、逻辑、形态和语质四个层面。从历史层面来看，“情志表达”是中国文学的历史特征，这种特征使文学所展现的人物人格更加清晰、富有情感，而中国文学将文、史、哲也统一于这一特征之内，美化了中国文学的语言系统。从逻辑层面来看，中国文学通过想象和感悟使文章内容更为饱满，是感官与作者思想情感的统一和升华，中国文学相较于西方文学更具有鲜活性。从形态层面来看，中国文学更多以混体文章的形式或者随笔、专文的形式出现。混体的表现形式虽然不明确，但是却意蕴丰满、铸人至力。从语质层面来看，中国文学以特有的“音、形、理、意”落实于独特的文字体系。其中“音”和“理”为阴，“形”和“意”为阳，通过阴阳调和的方式，使中国文学相较于西方文学更具有特殊性。

　　其次，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候，要筑牢“思想阵地”。话语体系是国家思想文化与价值体系对自身存在和外部存在发展变化的系统思考与回应，反映着一个国家思想文化与价值体系的发展程度和表达程度。中国话语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产物，包含着对概念范畴、基本立场、思想逻辑和思维方法等内容的表达，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和思辨性。如此恢宏磅礴的话语，需要更为牢固的体系建构，也亟须在广阔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阵地上打好坚实的地基。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打造强大的“软实力”。中国的国家软实力，要从中国五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中挖掘，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丰富历史实践中挖掘。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要用“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方案”。以自信和包容态度广泛融入世界的中国，正构建起一套以和平发展为主线的国家话语体系。构建中国文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学话语体系需要不断汲取历史经验，并从经验中提取对于自身发展有利的因素，从而实现自身的快速成长。

三、“言意之辨”对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

（一）推动文学语言与应用语言的分离

应用语言存在于文学语言之中，是文学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通过运用语言学的知识来解决与语言相关的问题。无论是老子为了将“道”的内涵通过文字的形式进行传递，还是孔子为了将儒家思想普及世人的言论，都对“言”与“意”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并且认为“意”是主体，“言”承载着“意”所包含的人的心志和心意，是开展文学活动的最终目的，也就是所有的语言都应该为思想应用服务。在这场“言意之辨”中，都是为了实现语言的表达和应用，这使文学语言与应用语言的概念初步形成。为了实现言辞达意的效果，也为了让更多人理解“意”所阐明的想法，不断将应用语言从文学语言中剥离出来。例如“轮扁斫轮”的故事，正在堂下砍削木材制作车轮的轮扁对于此时读古人之书的齐桓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由于著作此书之人已经故去，那么书中的文字只能表达著述之人的“言”，而著书之人的“意”是无法传承下来的，那么齐桓公读的书就只是圣人留下的糟粕而已。但齐桓公认为一个做车轮的匠人没有资格议论，并且不认同“意”无法通过“言”传递出来。于是轮扁用做车轮打比方，无论轮扁自己做车轮多么的得心应手，但其中制作的规律和心得却仍然“口不能言”，他的儿子也无法通过描述学习到其中的心得，这就使“言”不能达“意”，为了实现“达意”的目的，就必须完善语言，将应用语言单独出来为文学发展服务。

（二）增强文学语言的功能、作用

首先，增强了文学语言的审美功能。文学作品要塑造鲜活的文学形象，就需要文学语言能够栩栩如生地描绘各种人物，给人以生动的感觉。在“言意之辨”中，为了实现“言”对于“意”的表达效果，就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如何让“言”在实现“意”的需求之时更能被世人所接受，那就需要不断优化“言”的表达形式，通过更为生动的表达方式使“意”更容易被世人所认知。例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通过语言细腻的刻画，将桃花源的景致和人物特点通过文字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也就是通过“言”将“意”传递给世人。其次，增强了文学语言的表现功能。文学语言的表现功能注重情感的重复。例如丘迟喻理动情的名篇《与陈伯书》，描写了丘迟为了能够劝降陈伯之，通过对比的方式将利弊都讲述了出来，并且通过情感引导“将军独无情哉”，希望陈伯之尽早做出决定，其中通过“言意之辨”中学者对于“意”的重视，描写过程中注重“达意”的效果，从而表达了丘迟对于民族的热爱之情。最后，增强了文学语言的文字功能。通过“言意之辨”使汉字反切得到了广泛使用。这不仅弥补了古代注音方法的不足，也促进了汉字拼音的发展。

（三）为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

中国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言意之辨”通过不同学者对于“言”与“意”的论证，为中国文学话语体系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言意之辨”中强调“意”的重要性，坚持所有的语言都是为了表达内容,都必须以情感和思想为中心，这与我国文学话语体系的历史特点“情谊表达”不谋而合。在老子的道家观念中，认为“意”是“道”的实现工具，道作为虚无缥缈的存在，在表述的过程中无法用实体去表示，也无法用实物去做比较，这就必须将“意”作为“道”的载体，使虚无缥缈的“道”能通过“意”表达出来，让众人从思想上认识“道”的存在。其次，从中国文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形式上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言意之辨”为后期的散文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最后，从中国文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上来说，“言意之辨”使得文学创作内容的感情更为饱满。例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序》，全诗虽然无韵，但是通过逻辑表达使情感更为浓厚，使文中的“言”能够通过情感的传递将“意”的内容传递出来，通过“言”讲述了梁朝从兴盛到衰亡的过程，以及造成侯景之乱和江陵之祸的原因与最终产生的结果，通过“意”表达了自己对于身世凄惨的悲哀以及梁朝灭亡的伤痛。

（四）为当代文学批评发展提供了借鉴

文学批评能够帮助作者扬长避短，或端正自己的创作思路，或弥补自己艺术上的不足，或提出改进作品的建议，从而促进作家创作水平的提升。“言意之辨”对古代文论的全方位影响，在陆机、刘勰那里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6］。魏晋时期比较典型的文学批判名著中就有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中的《知音》就提出了批判者不能主观孤立地看待问题，而需要用全面的观点去评价文章，因为文学创作是多样性的，作家的能力也是各有千秋，所以作为评判者，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才可以进行文学批判。这就为文学批判指明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及准则。对于当代的文学批判应该在全局观的指导下，全面看待每部作品，用辩证的观点对待作品中存在的歧义之处。

　　综上所述，“言意之辨”蕴含于中国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之中，从中国文学的历史层面、逻辑层面、形态层面和语言层面来看，为中国文学话语体系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言意之辨”中各家学者对于“言”与“意”的批判以及涉及的派系学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批判，都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批判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从而促进了我国文学话语体系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