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佳

一、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与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的发端

写实主义，顾名思义，无非是以真实的所见所闻进行艺术创作［1］。写实主义的观念由法国画家库尔贝提出，这一艺术发展起源可追溯至法国大革命前夕。该时期，革命浪潮促使艺术家将艺术创作从古典模拟引用和浪漫虚构中解放出来，转而投向现实生活。而后，写实主义的概念被引入文学领域，成为一种文学创作流派。写实主义文学主张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并强调作家要深入实际，了解真实情况，反对“主观的、任意的和幻想的”艺术，主张客观的描写。

　　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理论最早由陈独秀提出，其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论述：“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行斩焉。”［2］在《学说与装饰》中指出：“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的价值，应该看我们社会有没有用它来救济弊害的需要。”［3］这无一不体现着五四运动前后，写实主义流派在文学领域所体现出的功能：以民主和科学为基础，旨在颠覆旧文化，创立新文化，唤醒民心，进而应对空前巨大的民族危机。

　　日本在历经锁国政策，遭受西方列强的鞭打之后，开启了明治维新之自觉道路。在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与文学观念的背景下，出现了近代第一部系统论述文学相关理论的著作——《小说神髓》。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提出：“小说的首脑在于人情，事态风俗次之。何谓人情？人情即人类之欲望。”［4］其提出了“文学应重在描写人的真情实感”的观点，为日本近代文学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并创造了日本近代文学领域以写实主义文学为开端的历史。

二、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与日本近现代写实主义文学的相似性

（一）写实主义的发端

中国在20世纪初，社会矛盾凸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中国的现代写实主义文艺思想，在以知识分子引领的民主和科学为基础的传播下，为揭露社会真相、刻画现实社会中痛苦挣扎的人民画像，将写实主义引入新文艺思想中。日本则在推翻封建幕府及反抗西方侵略势力的明治维新后，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变革，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得以确立的背景下，选择了写实主义。两国均是在各自的社会变革期，学习到他国先进文化后选择了以写实主义文学作为另一种新形式文学的开端。两国的民众亦对当时被压迫和被统治的状态感到不满，他们都渴望改变自己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面对黑暗的困境，知识分子将自身的期望寄托在文学上，去唤醒大众、激发大众的社会使命意识。他们以创作的热情揭示出大众的苦难，指引大众走上觉醒心智之路。在这一层面，中日两国有类似的社会背景，因此两国文学在上述各自既定的时期走上了类似的文学道路。

（二）对真实的追逐

写实主义文学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反映，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批判。写实主义文学承载着文人欲改变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写实主义文学方面，中国现代写实主义作品、日本近代写实主义作品有着共通的人物形象，如：《朝花夕拾》中的衍太太、《浮云》中的婶母阿政，无不展现出典型的市侩形象；《伤逝》中的涓生、《面影》中的小田哲也，则都是懦弱的知识分子形象；《林家铺子》中的卜局长、《浮云》中的本田升，从侧面真实地再现了虚伪狡猾的小官僚形象。此外，在创作心态上，中日两国在此也达成了共识。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与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虽然受到不同的历史渊源和传统写实主义的影响，但两国的作品及其表现手法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日两国的作家均采取了客观、冷静的写实主义写作方式。无论善与美、丑与恶，作家都极尽笔墨将“真实”展现在读者面前。透过作家的经历，从他们的作品中亦可以寻找到作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身影。作家以丰富的经历作为创作文学作品的材料，具有深刻的内涵与价值。在写作方式上，作家在作品中都有意刻画事物内在的真实本色，而非追求外在的片面颜色。两国作家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担当——唯有承担作为一名文学家的责任与使命，以最真实的笔触，细致分析并展现自己的生活环境，才能显示出作品存在的真实价值与现实意义，才能唤醒国民的心智。

（三）早期理论的不完备

从早期的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和早期的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的文学理论来看，它们均不完备且缺乏体系性。如在潘文东关于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理论研究的先行研究中，他点出坪内逍遥在论及关于日本近代文学中“也许能发现很多不合现代人的逻辑、条理的”。［5］王德威提出：“在写实主义的大纛下，小说赫然成为政教机构争取发言权利的所在，或个人与社会相互定义、命名的场域。”［6］王雨佳指出在理论方面：“将‘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几个概念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7］也就是说在对于写实主义的定义、功能和理论论证的逻辑等问题上，早期的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理论与早期的日本近代写实主义理论都存在着不全面、不完善之处。但笔者认为，也正得益于早期写实主义文学理论方面不完备的特性，才使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有了更多的可能，朝着更多方向开花，在理论上形成了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局面。如此两国写实主义文学的存在，使文学之路变得更宽广。

三、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与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的差异性

（一）功能性差异

关于文学的功能，不难看出，中国的新文学支持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并非仅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他们更是思想家、革命家。他们都在为社会的变革而奋斗，他们以文艺工作者的身份，为推动社会的前进与变革输出了巨大的力量。他们通过文艺工作来揭露社会的弊病，引发社会的共鸣，以此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领域，虽然也存在反抗传统文学的现象，但核心反抗的是封建旧思想、旧制度，而非作为文学的载体。此外，对于梁启超所倡导的基于政见而创作的“政治小说”，新文学支持者并不予以否定，他们将梁启超看作是“新文学之首”。

　　反观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坪内逍遥首先用“目的”来定义文学的功能，他认为，“目的”二字应当从文艺的定义中删除，他把文学艺术的美学功能看作是主要功能。坪内逍遥提倡非功利化的文学观念，并从此种写实文学的角度出发，他在理论论述中抨击了江户期以曲亭马琴的单一“善恶论”式的“戏作文学（通俗文学）”，否认曲亭马琴说教式的“文以载道”，他认为此种文章缺乏真实之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坪内逍遥创作的《当今书生气质》中，却出现了另一种单一叙述形式——为了故事的发展，总会以新人物的出现、人物偶遇的巧合来推动叙事。笔者认为，过多的“巧合”在一定程度上是脱离“写实”的，坪内逍遥在此将他的“理论”和“实际操作”剥离开来，可以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性的。

（二）刻画手法差异

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的作品，在刻画手法上都受到各自的文化与传统文学形式的制约，因此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笔者认为，从文化层面看，单一民族的日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更深。由于西式的观念中更注重个人，而非整体，故日本写实主义文学在题材上更偏向于描写个人的、自我的内心活动及感情。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特征之一，是将人置于特定的环境中，极尽笔墨刻画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和情绪的变化，将他们的苦闷、彷徨、烦恼、痛苦、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描写得甚是逼真。正如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提出的“小说的首脑在于人情，事态风俗次之”，着重对作品中心理细节的描写。他强调文学创作重在描写人物的内在感情和理性矛盾，注重对人物心理的细节描述。正是这样的创作手法，将直接揭示及批判黑暗现实社会的“浓墨”稀释冲淡。

　　与此不同，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经典的文学作品、思潮、理论不仅是艺术，更是作为重要史料的承载者。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提出文学的价值：“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郭绍虞在《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对此做出解释：“关于文学的价值，作者本着文以致用的精神……把文学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并鼓励作家们‘不托飞驰之势’而去努力从事文学活动”［8］。在此种文学观下，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更偏重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形象、状态的刻画，并直接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种种黑暗进行揭示、讽刺和批判。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观明确地指向了写“世态”、写“大众”的文学目标，而非仅仅为表达“个人”的感情及讲述“个人”的故事，是颇具强烈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意识的。

（三）对后继文学发展方向影响之差异

中国现代写实主义随着文人志士对俄国无产阶级写实主义思想的引进和学习，自超脱日本近代写实主义的形式后，对俄国写实主义文学变得愈发亲近。在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艺的后期，中国出现了对俄国文学的偏爱。在1920—1930年期间，《小说月报》大量登载了由俄国译介而来的作品，对俄国文学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俄国文学是一种理想写实，具有现实的社会性和生命性。鲁迅等亦十分重视俄国文学，并将俄国文艺思想进行传播。由此，中国文学界对俄国文艺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从而对前期的写实主义文艺作出了新的探索。直至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将“写实主义”翻译为“现实主义”。自此，在中国的文学发展路上，“现实主义”代替了“写实主义”，如：展现特殊时期民族资本家复杂两面性的《子夜》、描写抗战纪实全景之作的《四世同堂》等。

　　在中国开始关注俄国文学之前，日本也曾译介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并从俄国文学中汲取精髓。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一批与俄国现实主义作品有过接触的日本写实主义文学创作者在意识到坪内逍遥纯粹的客观性与砚友社的写实主义作品的局限后，便提出了对社会的深刻揭露与剖析。他们强调，应站在对人民苦难深切关怀的立场上进行创作。在上述文学态度之下，出现了以广津柳浪的《黑蜥蜴》为代表的“深刻小说”；以泉镜花的《外科手术室》为代表的“观念小说”；以内田鲁庵的《腊月二十八》为代表的“社会小说”等流派的作品与文学思潮。尽管作品中也存在明显的说教性和概念化倾向，但他们更重视对社会的客观认知，其文学作品中均反映了对社会、政治、人性、爱情等各方面的关切。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与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的兴起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与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的发端均源于特殊的社会变革时期，并注重对“真实”的刻画描写。但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与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也有诸多不同。就功能性而言，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任务与使命，而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未见此种功能性。就刻画手法而言，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文学注重对现实事物全貌的刻画，而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侧重心理层面的描写。就发展趋势而言，中国在了解到俄国无产阶级写实主义文学后，中国近代写实主义文学转而向着现实主义文学方向迈进。而日本在意识到近代初期写实主义的不足后，发展出了更能反映对社会、人性等表示关切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及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