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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冰心的《繁星》《春水》看20世纪20年代的小诗创作与影响

时间:2023/11/9 作者: 名家名作 热度: 24994
韩卫娟 王玉茹

  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慢慢退潮,诸多知识分子和诗人开始沉静下来思考和探索新诗从形式到内容方面新的审美原则和表达方式。冰心创作的《繁星》《春水》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本文将从《繁星》《春水》的创作背景、创作特色、影响几个方面,以点带面,探究20世纪20年代“小诗”的整体状况。

一、《繁星》《春水》等小诗的创作背景

20世纪20年代,诗人们不断在“诗体解放”和“现代人情感表达”的道路上积极探索,除了开风气之先的《尝试集》(胡适)和集中展现“个性解放”、反映新时期汹涌澎湃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女神》(郭沫若)外,后来现代文学史中的诸多诗歌流派开始登上诗坛,争奇斗艳。如汪静之和湖畔诗人赞颂清新美丽自然、质朴单纯恋爱的“少年白话新诗”,被称为“五四”真正的产儿;确立新诗审美规范的前期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朱湘;追求朦胧、新奇和“陌生化效果”的象征诗派代表诗人——李金发等。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冰心、宗白华的即兴式“小诗”,在简短的诗行中寄托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和情思。

  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冰心的《繁星》《春水》及系列小诗创作的出现,首先展现了诗人们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与思考。陆耀东在分析小诗创作时指出,“诗人们关注社会、勤于思考、敏于感受,偶有感兴便发而为诗,三言两语道出某种哲理、写出某种感慨、描绘出某种景致”——这为小诗创作在内容上提供了“精神实质”。[1]

  其次,冰心系列小诗的创作及与泰戈尔的文学作品传入中国密切相关。1912年,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知识分子肩负着“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因此获得了较大关注。很多人认为泰戈尔最早被关注是由于政治责任,但实际上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是以文学创作为主,其中诗歌的影响最大。据悉,陈独秀早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之始,便翻译刊登了泰戈尔的四首诗,此外也有刘半农等对泰戈尔的诗进行译介。可以说,泰戈尔的诗直接影响了新诗草创期最重要的诗体“小诗体”的诞生,并促进了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泰戈尔的诗作是冰心小诗代表作品《繁星》《春水》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比如冰心自己后来的回忆,“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因看了泰戈尔的《飞鸟集》,而模仿他的形式’”。[2]

  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等作品,在短小的篇幅中展现了诗情画意的意象,抒发了人们对生活的哲思,表达了对真善美的向往,引起了诸多新诗探索者的共鸣。在其影响下,小诗创作进入高峰,根据王唯力的统计,《晨报副刊》仅1922年在《诗》栏目就刊登了叶圣陶、如稷、汪静之、王统照、刘大白、应修人、何植三以及其他不出名作者等人的小诗共554首。[3]毫无疑问,20世纪20年代也是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

二、《繁星》《春水》等小诗创作的艺术特色

如前文所述,《繁星》《春水》的创作,从内容、主题及形式等各方面都受到了泰戈尔诗歌的直接影响,都在泰戈尔式随笔一样的形式中展现了作者对真善美的探寻,对生命意义及人生价值的思考,同时又有着冰心特有的“冰清玉洁”之感和独特的艺术气质。综合来看,《繁星》《春水》的主要艺术特色是在精致的篇幅、简洁的诗行和抒情的语调中蕴含哲理的思索。

  这种哲理的思考既来自泰戈尔的真传,又源于冰心个人的思考——冰心20岁左右时创作了《繁星》《春水》,正是探索“人生究竟”的时候。加上当时社会对青年责任和国家未来的种种思考,冰心自然而然地展现了当时年轻一代对人生、生命、成功、奋斗等基本命题的理解。

  《繁星》《春水》最基本的母题是“母爱”——这是人世最真诚纯挚的温暖,也是支持人生不断前进、奋斗的力量。黄英曾经这样评价冰心:“在她的创造里,至少是有三分之二的作品,都涉及了这所谓伟大的母亲的爱的。”[4]的确,冰心花了很多笔墨描绘母爱的纯真、无私,表达自己对母亲由衷的感激之情。

  寥廓的黄昏,/何处着一个彷徨的我?/母亲呵!/我只要归依你。/心外的湖山,/容我抛弃罢!(《春水》九七)

  “母亲”是怎样的存在呢?在“我”彷徨、迷茫时,在社会中浮沉而不知所以时,只要想到母亲、归依母亲,整个人就会得到安宁和慰藉。在这里,母亲不仅代表爱与接纳,更是“我”心灵的灯塔,“我”的精神之光。类似的表达也出现在《繁星》中。

  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繁星》一五九)

  “母亲”是世界上最能接纳、包容、平复“我”的情绪的人,这首小诗用比喻的方式、对称匀整的结构,塑造出了一个像大海一般包容、如天空一样辽阔的“母亲”形象,可以帮助“我”抵御任何人生的风风雨雨。

  基于这样对“母亲”形象的理解,在冰心的笔下,人生、生命最美好的境界,就是“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五)母亲、小舟、月明的大海,既是同构关系,又层层拓展,最后融为一体,打造了一个温馨、美好、静谧而又广阔的“爱”的空间。

  《繁星》《春水》的另一个重要母题是在对自然、世界的歌咏中表达诗人的哲思。

  童年呵!/是梦中的真,/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繁星》二)

  每个人都有童年,童年意味着什么?诗人用纯挚的笔触写出了一个成年人对童年的真实体验,“梦中的真”“真中的梦”,像梦一样美好,令人着迷,如梦如幻,然而,它又真实地存在过。因此,诗人回忆起来,既感动又留恋,“含泪的微笑”十分恰切地表达了诗人对童年的复杂情感。童年是我们逝去的时间,美好而悲伤,所以是梦中的真。因为它曾经真的存在过,所以是真中的梦,也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残花缀在繁枝上,/鸟儿飞去了。/撒得落红满地——生命也是这般的一瞥么?(《繁星》八)

  这一段写得十分巧妙,我们似乎能够跟着诗人的眼睛去目睹残花生命的凋零,哪怕一只轻灵的鸟儿的飞动,都可以使它们落红满地。这本是一种平常的自然现象。然而诗人却从中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不堪一击,由此想到了生命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正是一个敏感的诗人的思索。还有一些诗歌给人以奋斗的力量,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

  青年人呵!/为着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的描你现在的图画。(《繁星》十六)

  青年人!/信你自己罢!/只有你自己是真实的,/也只有你能创造自己。(《繁星》九十八)

  这两首诗都写得很直白、简单、易懂,但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有异曲同工之妙。前面的诗歌从未来的回忆写起,用比喻的手法来提醒青年人,要小心、用心、有意地对待现在,把握好现在。后面的诗歌则直抒胸臆,发出真实的警告,引导青年人自己去创造自己,创造未来,颇有点儿精神导师的味道。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冰心对成功的理解,完全超乎20岁左右年龄女子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使其诗歌具有含蓄隽永的价值和意义。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繁星》五五)

  这首诗直到现在还被无数人引用、制作成书签,归功于其对成功的理解十分透彻。成功从来不是偶然的,都是需要艰苦的奋斗和卓绝的努力的。然而,人们在看到别人的成功时,在期待成功时,却常常只看见结果的辉煌,成功时的明艳,而忘记了成功背后辛苦的付出,忘记了“风雨过后才会有彩虹”,忘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恰巧这首小诗的主要特色并不在于其意味的深刻,而在于其语言的形象和意象之间巧妙的关联。成功是“花”,十分明艳的,奋斗背后的过程和努力则是“芽儿”,让人联想到种子旺盛的生命力,“奋斗的泪泉”“牺牲的血雨”则将奋斗的历程写得发人深省,和“花的明艳光辉”形成了鲜明对比。

  类似冰心《繁星》《春水》中这样的诗篇,还有宗白华、徐玉诺等诸多诗人的探索,都是一些“零碎的片段”“零碎的思想”,篇幅短小但语言精致,诗情画意中展现了智慧与哲思。

  生命的树上,/雕了一枝花,/谢落在我的怀里,/我轻轻的压在心上。/她接触了心中的音乐/化成小诗一朵。

  小诗是什么?这里用十分形象、生动、灵巧的笔触,写出了诗歌的美妙与丰富,相比一直以来对诗歌的论述——“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等,这里十分精巧地展现了小诗的独特之美,美过生命树上的花,美过心中的音乐,是源自心灵和真实生命体验的诗。

  总体来看,以《繁星》《春水》为代表的小诗,都在简短的诗行中雕琢了美丽精致的文字,展现了刹那间的感触和哲思,非常易于传诵,也容易为多数人接受。

三、《繁星》《春水》等小诗在20世纪20年代的影响

1922年至1923年,小诗几乎占据了中国新诗诗坛的半壁江山,其中以冰心的《繁星》《春水》影响最大,且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典型的例子,如1928年2月26日的《文学周报》,登载了燕志儁的《读〈春水〉》,文中描述了作者青年时期对《春水》的痴迷,“在上班时,用书夹着看,有懂的,有不很懂的,读到一百八十二首,再回来读,心里会意的时候,就在算术书的空白处自己作一首,教员看见头也不动,也没听讲的神色,口只是动,叫起来问功课,往往弄得怔怔的半响无言。”[5]

  其实,《繁星》《春水》一发表,就成为学习白话诗的范本,课堂之外,读者之间不但读小诗,甚至一度出现仿写小诗的风潮。如一位叫鱼常的读者专门按照“冰心体”小诗的风格写了一首自己的《春水》发表在1924年6月9日出版的《文学》上。尽管诸多文学批评家认为冰心的小诗从抒情诗的角度看,过于理性,从哲理诗角度论却又不够深刻。但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比较特殊的新旧转换时期,冰心和与其类似的作品,确实给了读者别样的温暖。如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说:“冰心知道现实的苦难,但是她却逃避现实苦难,转而讴歌理想,沉醉于大自然的美和母亲的爱,以及想要用中庸的‘爱’来解决现实问题。”[6]

  另外,受小诗影响较大的,首先是一些刊物,如《晨报副刊》,一方面刊发小诗,另一方面也刊登诸多小诗的介绍和评论。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冰心的小诗很快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朱自清在《短诗与长诗》中对小诗的创作进行批评和探讨;梁实秋在《创造周报》上发表《“繁星”与“春水”》质疑冰心创作短诗的能力;化鲁在《文学旬刊》上发表《最近的出产:繁星》感叹因为冰心的小诗使文坛“收获了无数粒情绪的珍珠”。[7]

  后来,朱自清编选的《新文学大系诗集(1917—1927)》选入了冰心的十八首小诗,这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冰心小诗创作的地位,使《繁星》《春水》等小诗的独特风格,和胡适、郭沫若、徐志摩等人的经典名篇一样,在文学史上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冰心的一些诗歌被选入了少量教科书,今天可查的如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朱剑芒编写的《世界初中教本之朱氏初中国文(6册)》,分别在第一册、二册、四册和五册,选入了冰心的多首小诗。而在“精读-略读”教学模式的探讨下,《繁星》《春水》还被作为这套书的略读书目之一。

  时至今日,《繁星》《春水》仍然受到诸多中小学生的喜爱,也是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必读书目,相关的片段还被选入了小学、初中的语文教科书,成为教科书中的经典名篇。关于其过渡期和艺术性的探讨也不再成为问题,其中对美和爱的歌颂,则成了永恒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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