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涵

　　对于诗的源起和作用，中国古代文论对其长期持有“讽喻教化”和“吟咏情性” 两种态度与认知。两者受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处于动态变化、不断发展的状态。在此期间，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汉朝至南北朝的演变历程中，逐渐脱离歌功颂德或是讽谏劝谕的社会功能，演变出了体物、抒情等特点。而这些变化为诗歌从“言志”过渡到“缘情”文学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基础与例证。故本文将从赋的抒情性、体物性与文辞性三方面讲述其与“言志”与“缘情”的关系。

一、“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

“诗言志”与“诗缘情”两种理论在文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似乎未有鲜明的定论阐明两者的消长关系，或强调两者相通，或主张二者有异。“诗言志”的说法首次出现在《尚书·尧典》中，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其最终期待达到的“神人以和”的境界，是立足于“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状态之上的，此种状态的重中之重又在强调着秩序井然之感，即音律的和谐有序、不相干扰是社会秩序纲常稳固的象征，由此方可达到天人调和的境界。可见，《尧典》始终落脚于社会问题，维护政治稳定。因此浸染在此氛围中的“志”，自然也应契合秩序精神。因此，“诗言志”一说在诞生之初，便已有浓重的政治社会色彩。且作为最早的诗歌总集的《诗经》也屡屡与之呼应，如《魏风·葛屦》《小雅·节南山》等诗的末句都明确表示作诗的目的在于劝谏君王，这也彰显出一种有意识的、对于诗歌的政治性定位。在这样的诗歌观念的支配下，彼时对于诗中所言之志的看法，自然也倾向于从家国政治角度出发。可见，最初的“诗言志”说主要以强调载道、纪事为目的，所指之思想意志，或与情感有关，但更为主要的内容是传播道德规范、伦理纲常以实现治理天下、教化百姓的目的。

　　西晋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是第一个诗歌情感本体论的文学理论。这也标志着至此人们对诗歌的认识开始摆脱了群体意志的束缚，走向个性情感的抒发。所以陆机“诗缘情”说的出现，令传统“言志”观受到挑战，传统诗学理论就在这一时期出现分歧，“言志”的正统地位逐渐褪去，“缘情”说登上了历史舞台。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和晋室东迁以及接下来的十六国之乱、梁末的侯景之乱……国家大一统逐步分崩离析，导致居于统治地位的经学逐渐衰微。玄学兴盛的同时，战乱和分裂的背景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逐渐走向了文学自觉的道路。作家们在战乱中感到局促不安，无能为力的个人悲观感受占据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不敢直面政治，关于“诗言志”的论调也就大大减少，于是“诗言志”的影响力不断衰微。陆机提出的“诗缘情”使人们摆脱了群体意志的束缚，而走向个性情感的抒发。

　　可见，从先秦时期的“诗言志”到西晋的“诗缘情”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汉朝作为过渡期间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在此演变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此时逐渐发展壮大的汉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汉朝与南北朝的演变历程中，逐渐脱离歌功颂德和讽谏劝谕的社会功能，并演变出了体物、抒情等特点，这些特点与转变一定程度上推动“诗言志”走向“诗缘情”。

二、抒情小赋

首先是东汉时期抒情小赋的出现。“抒情小赋”顾名思义饱含“抒情”与“小”的特点。作为汉赋流变的产物，“抒情”因素进入文学，使文学本身具有抒情性，与“叙事”对举，而叙事往往是大赋的特征。与着重于对客观事物进行描写和叙述的叙事性作品相比，抒情性文学的主要特点就是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小赋源于东汉中后期，这一阶段“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赋随国势日渐衰败，抒情小赋应运而生。与大赋作家们敞开心扉大赞特赞国家时代的蓬勃气象不同，小赋的作家们正以一种回归心灵，面向自我人生的独立思考来重新寻找失落的自我，弥补精神缺失。

　　以上种种变化，正呼应了在诗歌创作中由“言志”向“缘情”的过渡过程，“情”的因素不断上升成为发展趋势。在汉朝辞赋中，抒情的重要标志是诗赋合一的东汉抒情小赋的大量出现，赋由开始比物颂德的言志功能转向吟咏性情，而其抒情性的提高，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的“言志”功能转向“抒情”功能。

　　与叙事特征明显的大赋相较，小赋明显带有更强烈的抒情性。如司马相如的代表赋篇《天子游猎赋》，即《子虚赋》和《上林赋》。其中描写了大量天子的游猎之地：“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过乎泱漭之野。”司马相如刻画上林苑的南北距离、奇珍异草、山川河流等，以夸张的铺陈强调其富足与壮观，将上林苑看作汉帝国的缩影，用以象征汉朝的繁荣稳固。另在描写楚之云梦一节，也如是写：“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其石则赤玉玫瑰……其南泽有平原广阔……其西则有涌泉清池……”于此段中也不难感受到作者堆砌辞藻的超强能力。在描绘了山、水、土、石之后，又不遗余力地陈列云梦之东南西北，力图穷尽山水草木、花草虫鱼，以形容汉朝气象的恢宏浩大。

　　而至于东汉，《归田赋》的风格与之截然不同，作者的个人归思之情借田园风光所表达。本赋写于张衡在受尽现实磨难、忍受仕途尴尬之后，生活中的痛苦始终不得排解，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归隐田园的道路。在其《归田赋》中，张衡充分想象归田后所享受到的田园生活的乐趣。表面上逍遥自在，实则透露出对黑暗政治的厌憎之情：“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作者开篇即写尽感慨，寄寓无限苍凉之心绪。紧接着张衡又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徜徉在清朗景色间的无限乐趣：“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有欣欣向荣的原野，有欢快唱歌的鸟儿，这一切美景都加深了作者归隐的信念，与之前赞美皇室、歌颂功德的大赋完全不同。作者构思了充满情趣的田园之景，把对自然的赞美与个人隐居之乐共同融入其中。行文铺排中改变了大赋雄壮华丽、朗朗上口、清新雅致的风格，营造优美意境以充分抒发个人向往闲适、渴望归隐的感情。且由抒情小赋所引起的借助自然山水以景喻情的做法，也对后世山水抒情诗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将作者对于山水自然的态度从单一的歌功颂德之用扩展到抒发自身感受。在这一过程中，小赋推动了作者对于自然物色更深的体认，为后世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与抒情性开辟前路，为“言志”向“缘情”的过渡起了推动作用。

　　从两者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此时抒情小赋的出现，推举了“情”在作品中的重要性，推动着文学风格由歌功颂德的“言志”转向抒发个人心声。

三、体物特性

陆机的《文赋》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论述十种文体的特征：“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其中便提到了赋“体物浏亮”的特征。李善是最早对《文赋》作具体阐释的学者，其在《文选注》中论及十种文体的注释，认为“赋以陈事，故曰体物。”即赋是以描绘外物为主的文体。而陆机强调的“体物”之“物”既指景物、人物，也指抽象的感情，“体”在这里并不只有观察描摹之意，也包含对“物”的体会理解。所以赋的“体物”特性不止体现在赋家对客观事物的刻画上，也体现在赋的情感中，借助“物”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趣，将文学创作视线更多地转移到“缘情”的角度。发展至东汉时期，汉赋中的状物与抒情不再像西汉初期那样毫无关联，以状物为主，情物糅合，抒情也褪去了对君王恩惠颂赞的色彩，随物赋形。

　　在此以咏物赋为例，咏物赋在两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体物经验，如司马相如、班固等人在赋中关于“物”的描写，多和皇宫、宫殿、上林苑等雄伟之物有关，卒章显志是为帝王歌功颂德的特定内容，带有鲜明的政治讽喻意味，少见个人情感，更有“言志”意味。但随着赋的不断发展，汉代咏物赋渐渐成熟，例如祢衡的《鹦鹉赋》以鹦鹉自居，讲述自己的遭遇，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与忧谗畏讥的内心哀怨，借助“鹦鹉”之题，发泄心中感慨，字面上是替鹦鹉诉忠怀，实则是将有志之士在离乱时期委屈苦闷的心情抒发出来，无形中把客观之“物”与主观情感融为一体，通篇写鹦鹉，又是在表达自己，赋中作者的情志与鹦鹉的物象水乳交融，彼此莫辩。例如在开篇“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才聪明以识机”对鹦鹉的体貌、性情、习性等描写下，我们不仅感受到鹦鹉作为“西域灵鸟”卓尔不群的非凡之气，更看到一个志向超凡脱俗的有知之士。而后鹦鹉被捕，“归穷委命，离群丧侣……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这既是写鹦鹉，也是在表达作者遭逢谗言，远离故土的思乡之情。至于鹦鹉哀鸣“严霜初降，凉风萧瑟……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泪”则表达作者内心的苦楚与煎熬。《鹦鹉赋》运用比兴的手法，以物喻人，令物有人性以抒悲情，突出作为“士不遇”主题抒情言志的表现。

　　陆机提倡“诗缘情”的“情”主要是“喜柔条于芳春，悲落叶于劲秋”的物感之情，借物抒情，带有鲜明的个人感受。以《鹦鹉赋》为例，作为咏物赋，其关注点转向了日常生活意象，内容上并没有只停留在对鹦鹉的描摹上，抒情成分明显增多。这与之后陆机的“缘情”观不谋而合，所以可以说咏物赋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以“言志”说向“缘情”说的转变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与例证。

四、诗赋欲丽

在陆机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中，“绮”本是指一种素白色织纹的缯，杨雄在《方言》中道 “东齐言布帛之细者曰‘绫’，秦晋曰‘靡’”。因此，“绮靡”实为同义反复， 意思是细好。陆机用“绮靡”乃是借织物来比喻诗歌抒情修辞的精妙。曹丕在《典论》中提出的“诗赋欲丽”对陆机“诗缘情”观点的形成有极大影响。“诗赋欲丽”强调诗赋作品要呈现一种不带附加物的美德特质，在此独标“丽”作为诗赋的文体特征。

　　可见“诗赋欲丽”说已经对诗歌的审美特征提出了要求，是对“诗言志”的重大反对。而只有在认识诗歌的美学特性基础上，才有机会摆脱“志”的束缚，使诗歌剥离社会教化的要求，开启诗学自由抒情、富于审美特性的方向。

　　而汉赋在这一点上，早已对文辞之美做出要求。以《青衣赋》中男女两人分开，男子对女子的思念为例：“我思远逝，尔思来追。明月昭昭，当我户扉……思尔念尔，怒焉且饥。”在内容上，蔡邕突破传统限制，大胆描写男女情感。把恋人比作牵牛织女一般，在月下的庭院徘徊，类似骈文句式塑造优美意境，烘托思念之情。直至“思尔念尔，怒焉且饥”两句以直白朴素的手法写明二人的思念与缠绵，表达了人们对世俗爱情的向往与追求，颇与之前传统诗教观念违背。且作者采用铺陈手法，如：“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硕人其颀”，音律和谐，以修辞润色，句式整齐一致，文辞华丽，描写了女子的容貌、服饰等，其“丽”的语言特征充分满足了赋的审美要求。再以小赋代表作《登楼赋》为例：“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作者在此并没有正面突进，而是通过写麦城的地势而衬托其高耸，接下来写运用“挟”“倚”“背”“临”四句组成铺排形式，巧妙地勾勒出麦城的雄峻，这里可看出赋注重雕琢文饰的特点。

　　所以赋在审美特征上早已与“诗缘情而绮靡”一说不谋而合。赋具有华美的特性，喜好堆积华丽辞藻，好用铺排、偶句，讲求韵律美，正如王充认为赋的特征就是“文丽而务巨，言渺而趋深”，杨雄也认为赋应是“极丽靡之事”。可见，赋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绮丽”的审美要求，在创作理论上具备音律和谐、辞藻华美等特征。

　　由此可知，赋已开始从审美角度考虑赋的艺术价值。“诗赋欲丽”的说法由赋华丽的文学风格总结而出，之后又成为“缘情”说提出的基础。所以作为出现在先秦时期“诗言志”说之后出现的文体，赋之“丽”的特性也为“言志”向“缘情”说的迈进起到推动作用。

五、结语

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小赋的出现，更是冲破了“诗言志”传统诗学观的藩篱。综上，我们讨论了赋作为独立的文体，在人们对文学的审美要求不断提高中与时俱进，其发展为赋文学题材、艺术手法都注入了新的血液，因此在抒情、体物与文辞上一定程度推进了“言志”向“缘情”的转向。不难看出，赋在“诗言志”向“诗缘情”的理论变化中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不仅大大拓展了文学创作的边界与范畴，其形式、内容与艺术手法上的改变也为“缘情”说的提出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