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璞

　　《玩偶之家》是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的亨利克·易卜生的名作，它一问世便给欧洲社会带来如同暴风雨一般猛烈的震撼。作品尖锐地提出了家庭中妇女地位的问题，对当时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有力地维护了女性的社会地位，给当时欧洲保守而又伪善的社会道德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敲响了女性觉醒的大门。

　　基于此，本文将通过《玩偶之家》（第三幕）中的剧作情节及人物言行前后的变化来分析娜拉、海尔茂的人物形象。

一、娜拉形象

剧中的娜拉，是一名教养良好、善良、有责任心的中产阶级女性。她与丈夫海尔茂结婚八年，一直相信海尔茂深爱着自己，像个玩偶一样安安分分地存在于海尔茂身边，爱护他、信赖他。这个时候的娜拉，是当时社会家庭妇女的典范，她美丽、善良、坚强、天真、听话、任劳任怨。

　　在保护自己爱的人方面，她从来都是坚决而有想法的。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她几乎是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家庭，自己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她在拒绝阮克大夫对她的追求时十分干脆利索，并且发表了一大段关于她和丈夫相爱的言论，人物台词中无不展现着她的天真、对爱情的坚定向往和追求。

　　然而当海尔茂知晓娜拉曾经向柯洛克斯泰冒名举债后大发雷霆，不顾缘由便谴责、辱骂娜拉，而危机解除后海尔茂又恢复了“好丈夫”的样子，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露出一副饶恕娜拉的伪善面目，这使娜拉终于看清了海尔茂自私自利的本质。在痛苦和羞辱的双重压迫下，娜拉开始觉醒，从那一刻娜拉仿佛意识到什么，对海尔茂说出“我们应坐下好好谈谈了”，这种平等对话的方式以前永远掌握在丈夫手中，如今娜拉却提了出来，开始了她的“觉醒”之路。最后，她毅然与丈夫决裂，跨出这玩偶之家的大门，踏上了寻求自我的旅程，用实际行动表明了经济独立的要求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所以在西方，娜拉的形象常常被视作追求平等、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的代表。

　　在娜拉与海尔茂的交谈中，有一句话最能看出娜拉的转变：“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娜拉最终认识到在这段不平等的婚姻当中，自己从头到尾就只是丈夫的玩偶。她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可她没有自我。这个时候的娜拉与此前都不一样，她变成了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人，她意识到自我的重要性，而这并不是妻子这个身份能带给她的。

　　在19世纪后期，女性在家要依附于父亲，结婚后要依附于丈夫，丈夫离世后要依附于儿子，总之，一切都要依附于男人。关于当时的婚姻关系，《玩偶之家》这个标题本身就是很好的诠释。娜拉在家里没有丝毫的决定权，丈夫完全是把她当玩偶看待，连称呼都是“小鸟儿”“小松鼠”。娜拉没有任何的自主权，无论买什么，都需要问丈夫要钱，她没有可以支配金钱的自由。即使她买的都是家中需要的东西，也会被训斥乱花钱。娜拉不被允许做很多事情，连吃块饼干都要躲躲藏藏，就连提个要求都要通过唱歌跳舞来取悦丈夫才可以。她完全失去了自我，她做的一切都完美符合“附属品”三个字。

　　娜拉后来的行为转变，也别有深意地反映了她性格中的另一面。她是在海尔茂对她态度发生巨大转变之后，看清楚了她在海尔茂心中的地位——不过是一个用来任意摆布的玩偶罢了，随时可以被丢弃。她在反思国家的法律制度等方面时也是基于她对家庭关系的理解，基于她对爱、包容的理解，她认为国家的法律规定是反对人性的。不论她的认识是不是合理的，她都有自己的看法，这让她和之前的形象完全不同——从一个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人变成一个敢于表达观点的人。因此，勇敢的她想要突破这层限制，她放弃了这个给她带来庇护、带来经济来源的家，放弃了声称深爱她的丈夫，放弃了他们共同养育的孩子们，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显然，她还没有考虑好今后的出路，这说明她在勇敢之上又有点情绪化倾向。她不是一个成熟的人，但是在对生活的极度失望之下，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海尔茂形象

海尔茂是一个有些自私且虚伪的人。从他对娜拉的态度来看，他把娜拉当作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物品，把她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照看家的工具、炫耀的资本、可以任意摆布的玩物，而不是一个平等的灵魂。他表面上关爱娜拉、满足她的要求，实际则是抱着“让娜拉臣服于自己”的心理来应付她。他所说的爱是基于外在的美貌、身材和内在的乖巧顺从，这是一种有条件的欣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他自己通过挣钱养娜拉，因此娜拉必须尽到应尽的义务。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娜拉只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他深爱的女人。在教娜拉跳舞的时候，分析他的台词也会发现——他在不停地强调如果娜拉跳不好就会丢人，不能达到他预期的效果，自己的心血就会白费等等，这些完全是出于个人利益，他也因此要求娜拉打扮漂亮并且勤加练习，好在舞会上大出风头，这也为之后二者的矛盾冲突埋下伏笔。

　　当然，他对娜拉温柔而苛刻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他从妻子的身体健康考虑，不让妻子吃太多甜饼；他不让妻子乱花钱，这些是完全符合情理的。他的约束和管教，是基于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意识，这在当时社会来看是正常的。

　　除去社会共同特点，海尔茂的自私之处在于：无视娜拉的付出——当自己更加重视的名声、形象可能受到挑战时，他坚决选择了放弃自己的妻子，用尽各种难听的话来讽刺她，即便妻子做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保护他的生命。对自己要求没有对娜拉的要求高——他不希望娜拉做任何违背法律的事情，不允许自己的爱人犯错，可是当自己涉及一些事件时，他会轻易地把锅甩给别人，违背自己的原则铁律，从来不去反思。职场上，他又斤斤计较，做一些以权谋私之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挤兑其他员工。

三、二者冲突

（一）对夫妻地位认识的差异

海尔茂对于人在社会中的身份角色有着固化的认知——自己是以工作为主的具有社会地位的人；妻子是以家庭为主、要承担照顾丈夫和孩子责任的人。因此，丈夫认为他们的地位是有差异的，而且妻子地位更低，需要对丈夫服从。妻子虽然起初一直是服从丈夫、无条件爱丈夫、全身心投入家庭中的，但是她认为夫妻是平等的，自己这么做只是因为她觉得两人彼此相爱，自己就应该为之付出全部。多多少少受到时代的影响，她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分工并没有思考太多，而是潜移默化地接受，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对丈夫百依百顺。当她看到事情真相后，她突然就觉醒了——她之前所认为的基于平等的相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二）对感情认识的冲突

在娜拉的心目中，丈夫海尔茂要比自己重要，她可以为了海尔茂放弃自己的权益；但在海尔茂的心目中，爱自己是第一位的，娜拉远不及自己重要。海尔茂对娜拉的爱，是在一定限度内的，是有原则的。比如他不希望娜拉多吃饼干，这对她的牙齿不好，这是一个原则；他不想看到娜拉违反法律规定，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违法都是不能被容忍的，只不过娜拉违反法律是为了丈夫，这就带来了情理和法理的冲突。易卜生对感性因素的大量添加，让这部话剧的主题偏向于对娜拉群体的维护。根植于双方的性格差异和对感情的认识差异，让二者都有极端的倾向，也因此矛盾激烈。如果能够充分认识、理性调和，也许就不会造成悲剧。

　　比较娜拉和林丹太太，可以看到她们两个人一个更理想主义，一个更现实主义。在她们二者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娜拉很少尝过生活的苦，因此更有种不顾一切的冲动——为了丈夫可以犯法；对丈夫失望可以不顾经济状况离开家。林丹太太则是充分考虑了自己的现实处境，决定妥协，和之前的恋人结婚。对比之下，娜拉的反应确实是能够体现她过度的理想主义、对爱情浪漫的解读和幻想以及对理性思考的缺失。

（三）情理与法理的冲突

情理是指对理性的定义是基于人文的，它关注人性的关怀。法理是指对理性的理解是站在实际的角度，它更注重规则、结果、事情的效用、效率以及最后的成功。在对夫妻关系的认识上，娜拉和海尔茂两个人都承认丈夫对妻子的支配权力，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认识，这让娜拉起初并没有反抗意识，而是对丈夫十分顺从。可是在情理与法理的观念方面，二者截然对立。娜拉是一个更加关注家庭、生活、关怀的形象，是一个从小重视家庭情感的人。她认为不应该有任何事情阻挡她对丈夫、对家庭的付出，应尽到对丈夫、父亲的义务，因此在受到束缚的时候，她会为了得到自由与解放而反抗，追求一走了之。她活在家庭和情感中，以丈夫的喜好为个人喜好，失去了自我。而海尔茂却更关注自己的社会声望、财富、地位、权力和成功度。他们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让冲突变得十分尖锐。

　　这两种认识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应该只重视家庭、生活还是只重视工作、成就？二者明明可以协调，不过他们二人把这些认识绝对化了。娜拉原本是重视家庭生活的，后来在看清楚真相之后，突转为十分重视个人独立的人。她有一定的独立想法，离家出走也说明她追求独立的精神反叛。然而，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是从个人快乐和家人幸福出发的。她在抨击法律、宗教和社会的时候，也还是基于个人欲望与情感。丈夫更看重社会的理性约束，他只想要自己的发展，其他的一切都只是自己能够借以发展的工具，他重视社会的法律和道德，因此对社会的成规也十分接受，他认为这些社会角色都是理所当然而且有利于自己的，因此从来不去质疑。在面对最后妻子的控诉时，他只是震惊——第一次听到这种控诉现行制度的震惊，却没有任何思考。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爱娜拉的，只不过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他对娜拉的认识还是在“自己的女人、听话的宠物”阶段，需要娜拉来承担责任、顺从自己。

　　妻子更向往的是一个没有清规戒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她可以随心所欲为自己爱的人做一切事情而不必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限制。在这个层面上，她所认为的合理社会制度应该是为个人的自由和情感保驾护航。但这显然是缺乏对理性约束的深入认识，她追求无拘无束的爱，但这在一个需要维持秩序的社会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四、结语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对于社会问题以及男女问题深刻的揭露，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轰动，尤其是对于女性的影响。它不仅仅反映了现实的社会问题，更是从最高层面的角度追问人类的生存困境，以及人作为“人”所应该有的人格独立问题。

　　在《玩偶之家》中，明明事情已经结束、危险已经解除，还是要把事情真相告诉海尔茂，造成了之后的“悲剧”。正是娜拉这种不顾一切的单纯甚至偏激，让这部话剧也有了冲动的色彩——不考虑经济状况、生存条件与子女抚养，而是追求个性的解放。易卜生在写剧本的时候，显然是想要突出女性的独立意识，并没有去考虑身后复杂的社会因素。也许娜拉最后的结果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样，也许会造成许多的社会裂痕；这部文学作品没能提出解决方案，只是把问题抛给观众问题。但最起码，它揭露出女性逐渐具备自己的独立声音，告诉女性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影响了后期的独立运动。那么即便有阵痛，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