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茜茜

　　《马伯乐》以香港大时代书局1941年出版的单行本为上部，以香港《时代批评》杂志自1941年2月1日至11月1日连载的九章内容为下部，主要讲述了抗战时期集卑琐、无聊、自利等人格疮疽于一身的马伯乐携其家人的逃难故事。有学者认为，阮郎1957年8月3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马伯乐往何处去》是第一篇单独讨论《马伯乐》这部小说的文章①葛浩文 ：《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根据笔者的查阅，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早在1942年，《学习生活》杂志就发表过对《马伯乐》的批评文章②松江：《〈马伯乐〉》，《学习生活》1942年第4期。，同时，1944年的《读书青年》亦登载过对这部小说的评论③上官蓉：《读书随笔（一）：〈马伯乐〉》，《读书青年》1944年第2期。。然而，“有关《马伯乐》的文评仍如麟角凤距”［1］一语却是不争的事实。

　　倘究其原因，从抗战文艺的角度将不合时宜的《马伯乐》排除在外只是其一，讽刺文体的应用也应当被视作这一冷落现象的缘由所在。在萧红研究领域有着筚路蓝缕之功的葛浩文曾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范畴中，幽默式的讽刺不被列为最受欢迎的体裁”［1］。无独有偶的是，皇甫晓涛也同样从传统的角度强调，“萧红的《马伯乐》一再被人误解以致曲解而长期遭受冷落，其原因大概就是就幽默艺术的荒诞形式和审美规范来说，它触及了一个延续至今而又始终没有得以解决的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一个巨大的潜在困惑”。［2］应该说，讽刺文学的非主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马伯乐》的寂寞，同时也导引着对萧红讽刺艺术研究的悬置。有鉴于此，本文选择以萧红对马伯乐这一人物的讽刺技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期充盈萧红讽刺艺术研究这一不甚发达的话语场。

一、心理层：病态的焦虑

弗洛伊德把焦虑分为“真实的焦虑”和“神经病的焦虑”［3］。所谓“真实的焦虑”，具体指的是“对于外界危险或意料中伤害的知觉的反应，它和逃避反射相结合，可视为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表现”。而“神经病的焦虑”则首先体现为“期待的恐怖或焦虑性期待”，其包含着一种“‘浮动着的’的焦虑，易于附着在任何适当的思想之上，影响判断力，引起期望心，专等着有自圆其说的机会”。应该说，卢沟桥事变一爆发便从青岛乘船逃离的马伯乐是怀着无比焦虑的心情来到上海的。然而，上海留给他的第一印象——鳞次栉比的外滩建筑，往来不绝的有轨电车，悠然漫步的摩登女郎，人头攒动的奖券铺子——使他的焦虑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精神病人的呓语，抑或庸人自以为是的预言。而之后马伯乐在暗无天日因而“一天到晚都开着电灯”的、四垛皆是墙壁因而“好像住在深渊里边一样”的房间里的逃难生活，与租界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铺天盖地的广告牌之间的对比更是不断加剧着他心理上的割裂感。

　　于是，当战争在上海变得一触即发时，马伯乐的即时反应并不是恐慌，而是交杂着若干朦胧的期待与兴奋。为此，胆小的马伯乐不惜冒着生命风险跑到街上巡游——“在街上他瘦骨嶙峋的，却是欢快地走着，迈着大步。抬着头，嘴里边不时打着口哨。他是很有把握的，很自负的。用了一种鉴赏的眼光，鉴赏着那些从北四川路逃来的难民”［4］。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批流离失所的难民非但不能唤起马伯乐的同情与觉悟，而且成为他用来夸耀自己的先见之明的佐证。因此，马伯乐“前几天那悲哀的情绪都一扫而空了。现在他忙得狠，他除了到街上去视察，到朋友的地方去送信，他也准备着他自己的食粮，酱油、醋、大米、咸盐都买妥了之后，以外又买了鸡蛋”［4］。

　　不难发现，从担心战争爆发而陷入焦虑，到期待战争爆发以实现自我确证继而摆脱焦虑，马伯乐的心理逻辑发生了一次完全意义上的颠倒，而这也恰恰标示着其走向病态人格的开始。透过对人物内在心理的开掘和解剖，萧红塑造出马伯乐这一有别于现代文学传统中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类型，并由此完成了对此类卑琐凡庸的人生和极端利己的灵魂之毫不留情的鞭挞与讥讽。值得补充的是，萧红在一次座谈会上曾感慨道：“作家的责任，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应当向着人类的愚蠢。”就此意义而言，对马伯乐的讽刺实乃为萧红对自己艺术箴言的践行和向着人性的深渊不断投以的凝视。

二、声音层：失格的言说

萧红不止一次在《马伯乐》的文本中提到过马伯乐语言模式的特殊性，然而，这一小说家精心设置的人物声音并未能够获得学界足够的重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率先从语言层面意识到萧红讽刺意图的是范智红教授。在《从小说写作看萧红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中，她提醒我们道：“‘语言’，在马伯乐这里，是被构想为一个后花园式的、但又未能自足的想象性‘乐园’了，这就是他的‘口头禅’和他在悲哀和不悲哀时的不停的‘说’和未说出的‘思想’。”［5］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一极具启发性的见解在此后的研究中却始终响应寥寥。

　　倘若从人物声音的角度观察萧红的讽刺策略，那么，人物过量的言说和绝对的沉默作为最容易辨识的话语特征应首先受到我们的关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马伯乐在其处于静寂环境时的言说模式通常是冗长而喋喋不休的，假使以詹姆斯对“意识流”的表述——“每一个思绪是由一个句子来表达的，而每句话则由一个句号来表达它的终结”［6］——来对标马伯乐的言语，则不难发现马伯乐的言说方式带有相当明显的意识流色彩。譬如当他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的电灯时，无来由地自言自语道：

　　电灯比太阳更黄，电灯不是太阳啊！

　　大炮毕竟是大炮，是与众不同的。

　　国家多难之期，人活着是要没有意思的。

　　人在悲哀的时候，是要悲哀的。［4］

　　但这种意识流式的言说并不像“墙上的斑点”一样体现为想象机制的触发和知识结构的调动，就话语本身所指涉的内容来看，马伯乐的言说是没有承载什么信息含量的，所排遣的仅仅是一种无聊的状态或悲戚的情绪。一如范智红所言，马伯乐仅仅是为说而说，仅仅是因为说话这一行为能够给他一种“象征性安慰和满足”。而另一方面，马伯乐的沉默又总是作为众声喧哗时的对照物而存在。当火车外人潮奔涌，啼哭声、咒骂声不绝于耳时，马伯乐安然地坐在车厢里，“达到了一种静观的境界”。当开往汉口的破旧汽船负载着一路的怨怼在江上漂流时，马伯乐在舱底过着“一睡了就吃，一吃饱就睡”的安闲生活。无论是寂静环境中的长篇大论，还是嘈杂背景下的安然静默，马伯乐的声音始终处在一种悖谬的氛围中，继而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错位感。叔本华认为，“笑的产生每次都是由于发觉这客体和概念两者不相吻合”［7］，萧红的讽刺实属深谙于此道之举。

　　当然，小说中常见的对宏大话语的“谐拟”也同样不容忽略。发表爱国演说的船老板背地里以船上所有人的性命为赌注，给破败、脏污的汽船买上高额赔付的保险；在物价评判委员会以保障民生自居的国民党官员，一转头便做起了高价抛售燃煤的买卖。这些屡屡出现在人物语言与行动之间的让人猝不及防的转折，和上述人物声音的悖谬氛围一起，成为萧红在讽刺文体上不断精进、渐趋成熟的探索与实践。

三、空间层：渐入佳境的住所

作为“逃难积极分子”，“逃难”意识已然随着战事的深入逐渐楔进了马伯乐的内在灵魂，成为其自觉践履的生存指南。长此以来，围绕逃难过程中道德沦丧和人性异化等主题的解读集腋成裘，而在另一层面，本雅明意义上的“在评价某个人的行为时，对他这些利益的熟悉比对他个性的了解更有裨益”［8］的做法却未能得到积极的响应。事实上，对于处在逃难过程中的马伯乐而言，将视线聚焦到由逃难带来的空间变易为其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可察的“利益”，同样是探究萧红的讽刺技法时所不能忽略的一条路径。

　　之所以选择将住所作为空间考察的切入点，其主要原因在于萧红对马伯乐在逃难过程中的每一次住所及其外部环境均进行了大费笔墨的交代。如果我们对马伯乐的居所环境进行纵观式的追踪，则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的强烈的反讽意味。从孤身逃往上海到举家搬至武昌，马伯乐的居住环境分别可以概括为“上海法租界里无窗的半地下室——逼仄而漏雨的上海亭子间——上海租界里的低级旅馆——火车三等车厢——汽船头等舱——武昌的两层小院”。详细来说，因穷困而节衣缩食、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草率地过活的马伯乐，因战争的爆发、妻子携带巨款来到上海而实现了经济的相对自由。随后，又因其在汉口的亲戚关系，马伯乐顺利地找到了一个有窗且窗外正迎着一棵枇杷树的两层小院。不难发现，伴随着逃难次序的展开，马伯乐的居住空间竟有着渐入佳境之嫌。

　　而与此同时，空间与人物主体之间又存在一重价值意义上的同构关系——“主体性与空间连接在一起，而且不断与空间的特定历史定义重新绞合在一起”［9］。即是说，空间的几重变易同时也带来了人物主体的心境变迁。如果说上海时居住在封闭的“深渊”里的马伯乐是混沌而忧郁、终日在“逃难”的预警下过活的话，那么逃难过程中目睹日本飞机的轰炸、被人潮挤落在水里的老人和孩子、卧在轨木上生产的孕妇、扒着车窗挤进火车的难民，马伯乐则有意地忘却了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惊骇景象，当火车缓缓驶动时他在座位上所看所感的，是“太阳在那村庄后边的小竹林里透着红光，水牛在水田里慢慢地走着”的山水田园。而待逃至武昌、空闲下来之后，马伯乐则迎来了一场全新的生活，在这一时期，他每天除了要去“未必居”包子铺吃三五个包子以外，还要心怀雀跃地去王小姐家发展一段久违的恋情。借助人物的生存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存方式与时代的大背景之间存在的悖谬，萧红将马伯乐逐渐形塑为一个超然于现实的人物形象，其中寄寓的讽刺笔法可谓不言而喻。

四、余论

曾有香港的论者将《马伯乐》这一讽刺小说定义为对“抗战文艺”的消解①陈洁仪 ：《论萧红〈马伯乐〉对“抗战文艺”的消解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 年第2期。，诚然，与“抗战文艺”“制造战争神话，信仰、信念（某种意识形态）神话，以及被英雄化了的人（个体与群体）自身的神话”［10］的做法相比，萧红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日常化的叙事和反宏大话语的意识是具有显明的对抗性与反叛性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对马伯乐这一负面人物的讽刺也包含着萧红对其人格理想的捍卫。她“把攻击反面人物当成奔向理想的动力”，继而使《马伯乐》洋溢出了“浓厚的改善未来的进步精神”［11］。就此意义而言，将其称之为对抗战文艺叙事模式的改写或许更为确当，因其讽刺中内含的精神感召与战斗呼唤，与抗战文艺的理想是殊途而同归的。

　　“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12］萧红在游日期间寄给萧军的信中曾这般袒露自己的心迹。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对马伯乐病态的焦虑人格、失格的言说模式以及空间上的生存悖谬等内容的叙写，交织、缠卷着构成了萧红在抗战时期对“灵魂细微”的负面人物的洞观与省察，并体现出一个致意于文体创新的小说家不断臻于成熟的人物讽刺技术。这样的创作实践实在是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