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泽霖

　　废名的短篇小说《桃园》创作于其创作风格从前期的平淡朴素向后期的奇僻生辣转变的过渡时期，是废名在小说实验方面探索的初步成果。本文尝试从这些方面对小说语言的陌生化、文字游戏、存在主题等方面发掘《桃园》的先锋性及其原理，以理解《桃园》既晦涩又动人的原因。

一、晦涩——陌生化效果的实现方式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陌生化”概念，认为：“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1］《桃园》从语言到主题都令人感到晦涩难解，实现了一种陌生化效果。从小说最基本的语言层面开始，其陌生化效果的具体实现方式有以下三类。

（一）跳跃与空白

文本中句子或情节之间存在跳跃与空白，需要读者通过联系上下文对空白的语义进行补足，例如：

　　“买一些橘子来栽一栽！你晓得你爸爸活得几年？等橘子结起橘子来爸爸进了棺材！”

　　王老大向他的阿毛这样说吗？问他他自己也不答应哩。但阿毛的橘子连根拔掉了。阿毛只有一双瘦手［2］。

　　这一段中最后三个句子之间发生了跳跃：前两句之间省略了“王老大没有回答阿毛，但是阿毛知道父亲不同意种橘子”，后两句之间省略了“阿毛没有了想要的橘子”。跳跃与空白阻碍了叙事信息的传达，延宕了读者的审美感知，从而达到了陌生化效果。这种语言是作者反映人物意识流动的方式，体现出表现主观世界的倾向，也是废名小说诗化倾向的一种体现，凌宇在《从〈桃园〉看废名艺术风格的得失》中已经指出了这种“行文的跳跃”是“诗体小说”的特征［3］。

（二）反常与悖谬

与上一部分的跳跃与空白相比，反常与悖谬是一个句子的晦涩在于其本身，而前者中一个句子的晦涩在于它与前后句之间的关系。《桃园》文本的一些语言存在反常或悖谬的特点，令人困惑，如以下两个例子：

　　（1）王老大这样的人，大概要喝了一肚子酒才不是醉汉。

　　（2）桃树，长大了的不算又栽了小桃，阿毛真是爱极了，爱得觉着自己是一个小姑娘，清早起来辫子也没有梳！［2］

　　在（1）中，“醉汉”本为喝醉酒的人，这里却说王老大喝了一肚子酒才不是醉汉，那么当王老大喝得不够多的时候反而是醉汉，似乎是一种悖谬。在（2）中，阿毛喜爱桃树，与后面的“觉得……”看起来是因果关系，在语义上却没有因果关系，为什么喜爱桃树从而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姑娘”和“辫子没有梳”呢？

　　表面上的反常与悖谬并非完全不可解释，比如（1）中，像王老大这样的酒鬼，不喝酒的时候也浑浑噩噩如同喝醉，喝了酒反而使他清醒，从而展示其作为酒鬼的生活状态；而（2）中，阿毛面对桃树的茂盛而生发的喜悦使她联想到自己存在的喜悦状态，即作为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而感到喜悦，同时暗示了这种过去的喜悦状态的反面，即现在阿毛的病。

　　因此文本中的反常与悖谬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表达，文本的反常迫使和鼓励读者跳出个人与日常经验，尝试理解这一陌生化的文本。

（三）复义与象征

《桃园》的文本由许多象征和隐喻的符号组合而成，比如“桃园”象征生命、淳朴善良的人性、美好和谐的理想世界；“杀场”象征死亡、暴力；“日头”指向美好、幸福，“月光”则指向凄凉、哀伤、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县衙”“酒瓶”“尼姑”等等。

　　“日头”和“桃子”两个意象在文中多次出现，其中“日头”的象征意义较为固定和统一，象征着幸福、生命、希望的混合，文中反复出现的“天狗吃掉日头”的联想暗示着失去母亲、久病的阿毛内心对幸福与生命消逝的恐惧；“桃子”意象则更为多变，阿毛回忆中父母吵架时“一箩桃子都踢翻了”，这里“桃子”象征受到威胁的幸福生活，阿毛送给路过的尼姑的“桃子”，则象征淳朴善良的人性，而阿毛在病中说“桃子好吃”，这里的“桃子”则指向逝去的幸福与生命。

　　作者有意为这些语言符号赋予多重的、暗示的象征意义，并在小说中反复使用，使原本普通的、单纯的语词变得复杂多义、引人联想、富有表现力，也实现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二、文字游戏——文本的自足与唯美主义倾向

《桃园》文本的一个特点即主观而抽象的语言脱离了其模仿和表达的现实，读者只能从文字的形式而非文字的内容中把握文字的意义。小说既是一个故事，又是一场“文字游戏”，从而与上文中的“陌生化”一起造成了文本的晦涩难懂。这一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文字的自我生长

《桃园》文本多处句子之间并非由内在逻辑相联系，而是通过几个词语联系起来，呈现出意识流小说的特征，通过非逻辑的联想结构和组织语言。比如文中对夜晚一段的环境描写，这时叙述者离开了两个人物的视角，叙述者的声音凸显，犹如梦境中的呓语一般描绘着这个夜晚的桃园：

　　（a）分明的蜿蜒着，是路，（b）路仿佛说它在等行人。（c）王老大走得最多，月亮底下归他的家，是惯事，——（d）不要怕他一脚踏到草里去，（e）草露湿不了他的脚，（f）正如他的酒红的脖子算不上月下的景致。［2］

　　a句与b句由“路”连接；b句与c句由“行人”（王老大是行人）连接；d句与e句由“草”和“脚”相连接；e句与f句则由“不”相连接，而非“正如”，这两句实际上并没有内容和现实的相似关系，而仅仅是“湿不了”与“算不上”之间语言结构上的相似。作者有意突出这些起连接作用的词语，仿佛文字游戏一般，正是词语通过自我生长从而生成了句子，文字的自我生长与意识的自由流动同构，恰好印证了废名的创作观念：“著作者当他动笔的时候，是不能料想到他将成功一个什么。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之不可捉摸。”［4］

（二）虚幻的意象

《桃园》中一些意象只具有文字的抽象意义，像文字游戏一般，难以从现实的角度被感知，如：

　　当那春天，桃花遍树，阿毛高高地望着园里的爸爸道：

　　“爸爸，我们桃园两个日头。”

　　话这样说，小小的心儿实是满了一个红字［2］。

　　“满了一个红字”的“红”作为一个意象只是单纯来自夕阳的色彩，读者可以理解这句话表示阿毛内心的幸福，但是“红”的意象本身是虚幻的，“心被红字充满”只能从文字角度理解，而无法从现实角度感知。又比如：

　　杀场是露场，在秋夜里不能有什么另外的不同，“杀”字偏风一般的自然而然地向你的耳朵吹，打冷噤，有如是点点无数的鬼哭的凝和，巴不得月光一下照得它干！［2］

　　“杀”字比作风，营造出凄凉恐惧的气氛，但是“杀”作为一个字来自对“杀场”一词的拆解，本身只是一个抽象的文字或语词，读者难以理解“杀”如何像风一样，或者说“杀”的所指或意义处于“延异”的状态。

　　以上的“文字游戏”体现了作者的语言意识。废名或许意识到经过历史文化与中国古典美学沉淀的汉语文字本身可能具有的区别于日常语言文字的“诗意”，即文学语言的多义、含混、朦胧，废名以一种自我指涉式的运用方式主动激发文字生成这种诗意，发掘其在日常语言范畴之外的美感潜力，由此带来的文本的自足和封闭，正是唯美主义的一种表现。作为一种早期现代主义思潮，唯美主义追求艺术与美的独立与绝对，本质上也是艺术家面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消极抵抗，是对现实残酷、历史颓败的逃避。

三、存在主题——现代寓言

《桃园》与废名前期的《竹林的故事》《浣衣母》《火神庙的和尚》等作品一样，讲述了一个美丽而哀伤的故事。废名小说中的人物一般是平凡的乡村普通人，其生老病死都很平淡。然而正是这样的故事和人物表现了废名对人的存在的悲观感受。

（一）叙事距离与叙事时态

《桃园》使用叙事距离的缩短和叙事的现在时态两种方式表现人物（主要是小女孩阿毛）的意识与心理，从而触及人物的存在。

　　叙事距离的缩短指的是叙述者与人物之间距离的缩短。小说中使用阿毛的有限视点，从儿童的视角观察“桃园”的世界，通过阿毛由于外界事物而引发的联想展现阿毛的内心世界、内在情感，比如：

　　她站在树下，抱着箩筐，看爸爸摘桃，林子外不像再有天，天就是桃，就是桃叶——是这个树吗？这个树，到明年又是那么茂盛吗？那时她可不要害病才好！桃花她不见得怎样的喜欢，风吹到井里去了她喜欢！她还丢了一块石头到井里去了哩，爸爸不晓得！（这就是说没有人晓得）［2］。

　　此处读者跟随叙述者，贴近了人物的内心，强烈地感受到人物内在的充实：生病的阿毛看着桃树，想象桃树的未来，从而引发对自己生命的忧虑；同时她又联想到过去向井里扔石头的顽皮趣事，以此从恍惚的忧虑中解脱。

　　关于叙事时态，《桃园》并非叙述者站在现在的时间叙述过去的故事，而是叙述者与人物同属于现在时态。当人物处于现在时态，读者很容易代入人物，使读者感受到人物——阿毛和父亲真实、实在、现在进行的存在。比如：

　　现在这个尼姑走进了她的桃园，她的茂盛的桃园。

　　阿毛张一张眼睛——张了眼是落了幕。

　　阿毛心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想，只晓得她是病［2］。

　　“尼姑走进桃园”是阿毛回忆中的美丽景象，是阿毛在半睡半醒的朦胧时刻产生的逃避现实的梦幻；当阿毛张开眼睛，幻境落幕；因此阿毛心里空空的，对疾病的忧虑和恐惧的意识再次袭来。这三个句子都使用现在时态，仅以空间排列显示出时间上的先后，读者阅读每一句时都与阿毛一起体验，体验着梦境的消逝与现实的来袭，从而深刻地体会到阿毛的生存处境。

（二）存在之苦：超越性主题

《桃园》整体表现出一种超越性和一般性的主题，即存在的痛苦或苦难。

　　小说中许多意象和象征体现了这一主题。比如“桃园”与“县衙”“杀场”相邻，与“城外山上满山的坟”相对照，形成了反差，生命受到死亡与暴力的威胁。“日头”与“月光”同样形成对比，红色的“日头”象征美好、幸福、生命，“两个日头”只存在于阿毛对过去“春天，桃花满树”时节的回忆中，现在阿毛意识中的“日头”则常常受到“天狗”的威胁；而“月光”与“杀场”相联系，在夜晚淹没了桃园，象征不幸、悲伤、死亡。两种意象所象征的两种力量之间，生命、美好与幸福时刻受到不幸与死亡的威胁和伤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消逝。

　　在这样濒临毁灭的“桃园”中，人的存在面临着危险，承受着苦难，这种“存在之苦”表现为阿毛的“病”与王老大的“醉”。

　　小说开篇第一句就写阿毛“差不多病了半个月了”，阿毛对自己生命的忧惧在文中时常出现，从暗示性的“桃树你又不是害病哩”，到更加明显的“她怕了”“枕着眼睛真在哭”，优美抒情的语言背后，病痛与恐惧一直折磨着这个孩子。这种身体的病痛和生命的消亡映射着生活的苦难，因为阿毛的苦痛不只来自疾病，还有家庭的破碎、母亲的去世、父亲的嗜酒如命、成人世界的丑恶。随着天真时代的消逝，阿毛不得不面对生存的苦难真相，而这就是阿毛不明原因的“疾病”的原因——生命、美好、善良的脆弱性。

　　王老大的“醉”则是对存在之苦的逃避，但是这种逃避无法使他真正摆脱苦难，反而越陷越深。阿毛的回忆中因为父亲喝酒所以父母争吵，后来母亲不知为何去世了；面对女儿的病，父亲保证不再喝酒，但是过几天又上街买酒。父亲最初喝酒的原因可能是贫穷，喝酒这种逃避方式却使家庭更加贫穷，最后没有钱给阿毛看病，反而加剧了苦难。这种情节令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索尼娅的酒鬼父亲，同样陷入嗜酒引发的恶性循环中，最终悲惨死去。“醉”成为无法解脱的生存苦难的象征。

　　在此，阿毛与父亲的苦难成为人类的超越性的“存在之苦”的象征，这是《桃园》主题深刻与先锋之所在，也是这篇小说触动心灵的原因。

四、结语

废名小说中语言的跳跃、悖谬、象征以及“文字游戏”共同造成形式上的陌生化效果，形成了“晦涩”的风格；形式上的文本自足与唯美主义倾向，正是废名在“五四”退潮后的悲愤、失意、走向隐逸与佛道的精神历程在文学中的表现。对《桃园》的分析，能更加明显地体现出废名对自己、对人世间存在的现代性苦难的深刻体悟，而这正是废名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契合的根源，是其先锋性的本质——他比他同时代的人更敏感，因此也更加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