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静宜

一、引言

以说唱为主要表达形式之一的嘻哈文化于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在美国诞生，传入中国之后曾经长期处于地下发展的状态，游走于主流文化体系之外。从2017 年起，由于说唱节目《中国有嘻哈》的爆火，这一曾经的地下小众亚文化第一次出现在大众媒介的话语体系中［1］。其后一系列说唱节目，比如哔哩哔哩推出的《说唱新世代》，强调“万物皆可说唱”，进一步提高了说唱音乐的关注度。这些说唱节目在掀起国内“说唱热”的同时，也让一些具有强烈地域区色彩的厂牌为大众所熟知，比如西安的红花会、成都的CDC 说唱会馆、重庆的GOSH、北京的丹镇北京等。

二、理论与研究方法概述

（一）方言修辞学理论

李熙宗在《汉语方言修辞学》的序言中提到，所谓方言修辞实际上就是以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材料和方言中特有的表现手段构成一定的修辞方式，为达到特定修辞效果所进行的言语交际活动。方言作为民族语言的一种地域变体，本身有自己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这些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构成要素事实上都可以作为方言修辞的材料和手段，以形成特定的修辞方式，并在交际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汪如东将方言修辞学的研究分为静态和动态的研究，如在书卷语体的交际中，各种语体有其相对固定的静态风格，而在谈话语体的交际中，则多以各种动态因素的综合来表现风格特色；语音修辞也可分为静态和动态，静态语音修辞主要包括叠字、双声、叠韵、谐音、排比、顶真、押韵等，而动态语音修辞主要指由声音四要素形成的停顿、重音、语速、升降等表达技巧。音节和声调是对语言进行静态分析后得出的结果，而节律和话语则是在动态语流中的语言表现形式。方言中的连续变调与重音转移、轻声和儿化，构成了汉语内部的音韵节律，同时也作为有效的修辞手段，具有比较明显的动态性区域特征，应在单点和分片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2］

（二）案例分析法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分析方言的语音、语用等特征，以及探索其修辞性规律之后，需要将其与说唱中的元素、特点相结合，分析这些方言如何修饰了说唱歌曲，从而形成独有的地域性风格。按照“方言特点—融入说唱—地域性特点”这样一个模型，首先对选取的方言说唱中的标志性方言特点进行分析，然后选取代表曲目，通过具体分析实例，归纳出方言融入说唱后对于说唱的影响，最后根据方言的影响总结该方言说唱所具有的地域性特点。

（三）说唱基本概念说明

在论述方言融入说唱的分析时，必定会涉及说唱中的专业术语，所以在此部分进行简要说明。

　　①押韵：句尾有几个字押韵就是几押。

　　比如：

　　我长得非常帅，我的rap 好似GAI 单押

　　我长得非常帅，我的rap 好像GAI 双押

　　我长得非常帅，我的rap 忒像GAI 多押

　　②Flow：词和节奏结合的模式。在说唱里理解为律动感、节奏感、编排停顿，比较有名的Rapper 都有自己独特的flow。

　　③Beat：就是编曲、背景音乐。

　　④Boom bap：由底鼓和军鼓组成，一般是44 拍，军鼓与底鼓交替，形成强烈的节奏感，有着较慢的bpm和相对有序的鼓点分布。其出现早于trap， 常被人们称为old school 风格。

　　⑤Trap：又称为陷阱说唱，最早诞生于20 世纪90年代的美国南部，特点在于其用808 鼓点去两倍、三倍加速或连续地奏出踩镲，以及用铜管乐器、木管乐器、键盘乐器创造出如电影插曲般的弦乐，营造出一个整体阴暗、诡异、冷酷、迷幻的氛围［3］。

三、南北两种方言说唱分析

本部分将中国方言说唱分为南北两方，根据问卷结果，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京腔说唱和川渝说唱，对比其方言说唱的地域性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在方言研究中，詹伯慧等学者将北方方言分为华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四种次方言，其中北京话属于华北方言，四川话属于西南方言，二者都属于北方方言。［4］但是本文采用地理上的南北划分，将用北京话创作的京腔说唱归为北方说唱，将用四川话和重庆话创作的川渝说唱归为南方说唱，通过对比这两种风格差异较大的方言说唱分析中文说唱发展的地域性。

（一）京腔说唱

1.方言特点

　　（1） 儿化韵

　　儿化韵作为“北语的特征，国语标准音中的重要分子”［5］，是近代汉语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的功能性语言现象。

　　语音上，儿化韵是一种由特殊的语流音变——合音造成的变韵形式，原本一音节一义的“～儿”尾音表示语法意义，使音节弱化，失去独立存在的能力，从而和前一词根语素相互融合，共处于同一个音节中；其声学特征是F3（第三共振峰）显著下降，F3 和F（第二共振峰）的距离越近，卷舌的感觉越明显，儿化韵不是发音动作在时间序列上独立的自主音段，其卷舌动作和声调、轻重音一样属于上加成分，而不是音段成分，我们无法把它从线性序列中分离出来，是一种“超音段音位”。

　　（2）轻声

　　在论述北京话的轻声之前，需要界定两个概念“轻声”和“轻音”。陆继伦和王嘉龄主张用“轻音”（unstressed syllable）这个术语来表示重音层面上的非重读音节，即与重音相对的轻音；而用“轻声”这个术语来指称声调层面上的一种单位，即与四声相对的中和声调（neutral tone）［6］。

　　冯龙总结了学者公认的几个北京话轻声的语音特征：北京话的轻声音节的音长比重读时明显缩短；北京话的轻声音节失去原有调值，音高由前一音节的声调决定；北京话轻声音节的声母和韵母有时伴随元辅音的不同程度的弱化，如主要元音的央化、不送气塞音和塞擦音的浊化、鼻音韵尾的脱落等。［7］

　　（3）融入说唱

　　儿化韵便于押韵，可以提升语言的节奏感，增强语言的描绘力。在押韵上，儿化韵经常出现在句尾，可以形成天然的韵脚，在前面的词语没有押韵的情况下，通过给一些本来不需要儿化的词加上儿化韵，形成押韵的效果，使歌词听起来流畅舒服。若是歌手追求押韵工整，则可以借助儿化韵形成双押，甚至多押。

　　2.地域性特点

　　（1）韵律感强，适合boom bap

　　北京话本身就具有语调抑扬顿挫、韵律感强的特点。将北京话用于说唱之后，儿化韵、轻声等特点成为说唱歌手增加韵脚以使歌词契合鼓点的重要手段。而北京话这种方言，天然适合boom bap 这种beat 风格。从王波创建的厂牌“隐藏”，到现在在各个说唱节目大放异彩的“丹镇北京”，一脉相承的都是京腔说唱的强韵律感。在川渝说唱崛起之前，或者说在trap 流行之前，boom bap 才是说唱界的主流beat。boom bap 其实是一种拟声词， 其鼓点的基本要素就是“boom，bap，boom boom bap”，军鼓、底鼓交替进行，形成清晰、简单的韵律。

　　（2）重视歌词表达

　　来自丹镇北京的生番在综艺节目《说唱新世代》中曾经提到，现在很多说唱歌手过于追求flow 的编排和腔调的创新，而几乎没有人还在认真写歌词。同样来自丹镇北京的斯威特也在自己的歌曲里唱道：“没人听歌词的时代也逐渐让我头大。”其实说唱起源于黑人文化，本身就带有一种为不公平发声、为底层发声的内涵，其中“from bottom to the top”的精神不应该被忽略，只纯粹重视听感和技术的审美其实是与嘻哈文化的内核背道而驰的。

（二）川渝说唱

1.方言特点

　　（1）韵母发音特点

　　本文采用何婉和饶冬梅的《四川成都话音系词汇调查研究》中对于成都话韵母的分类制成表1（其中加阴影的是与普通话不同的发音）。

　　

　　表1

　　（2）形容词生动性强

　　与汉语中其他地区的方言一样，四川方言中也有多种形容词的生动形式。这些形式使四川方言词汇更加丰富、生动、富有表现力［8］。邓英树和张一舟在《四川方言词汇研究》中，将这种形容词叫作“生动式形容词”，这些形容词表意生动，能引起人们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感觉体验或关于程度、形状的联想。表2用A 表示词根，用B 表示词缀，列出四川方言中生动式形容词的种类［9］。

　　

　　表2

　　2.地域性特点

　　（1）适合trap，流行度高

　　川渝方言非常适合说唱音乐正流行的trap 风格。近些年有很多川渝的厂牌和说唱歌手走入大众视野，获得了很高的流行度。CDC 说唱会馆、GOSH 等作为川渝说唱的厂牌代表，在腔调和flow 的编排上成功地利用了川渝方言在押韵、词汇、声调上的优点，与trap 的808 鼓点结合，使说唱的可听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使川渝Rapper，比如GAI、更高兄弟的作品，不仅受到了国内观众的欢迎，更是成功走出国门，被世界嘻哈爱好者听到并且喜爱。

　　（2）具有江湖气和烟火味

　　其实，相比于北方方言，很多南方方言更适合唱trap。但为什么川渝Rapper 能够杀出重围，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和流行度呢？让川渝说唱更加出圈的原因，不是听感上的极致改进，而是川渝Rapper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性特点，一方面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江湖气”；另一方面用四川方言来讲述川渝人民的生活，体现了“烟火味”。其中的代表是GAI，每当那句“嘞是雾都”响起，听众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GAI 为我们描绘的那种充满江湖气的雾都重庆。

四、结语

汉语方言修辞学在方言研究和说唱分析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利用方言中的语音、词汇、语用等理论，可以解释不同地方的说唱体现出的地域性特色。本文通过对比京腔说唱和川渝说唱，简要分析了这两种方言说唱在目前发展阶段中的特点。京腔说唱是“上个时代的经典”，北京话的儿化音和轻声拥有强烈的节奏感，适合old school 风格的boom bap 鼓点；而川渝说唱是“这个时代的流行”，韵母融合和生动式形容词适合正流行的trap 风格的beat。无论是川渝所代表的南方说唱，还是京腔所代表的北方说唱，都是中国说唱地域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希望说唱艺术能够更加本土化，真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最终走出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