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厚平

　　近年来，译者主体性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及讨论。所谓译者的主体性，是译者在执行文学翻译工作时，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基础上，为达到准确翻译的目的，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受主体主观能动性影响而展现出来的人文品质、文化创造力及文学意识。研究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工作中的体现及创新，能够有效克服传统文学翻译工作中的障碍，可突破文学翻译工作的局限性，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及其精准性。

一、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表现类型

讨论文学翻译工作中译者主体性的呈现，就不得不提传统翻译研究中的两大代表性学派，即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这两大学派对翻译工作及文学翻译的理论研究始终持有不同观点。语言学派认为，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中，译者的阅读、翻译工作均需借助语言载体完成，因此译者必须了解原作文学语言的特征，选用适当的译语，使用恰当的句子、词语来表达原文意思，确保翻译工作可与原文对应。而文艺学派的观点则与语言学派截然不同，认为文学翻译同样属于一类文艺创作。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寻求文学艺术之上的对应，而非单纯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对应。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始终将对原作的感情印象及原作的代表形象作为主要翻译单位，从艺术角度上再现原作。

　　综合而言，两大代表性学派对文学翻译工作的理论研究虽持有不同意见，但在此基础上能够达成共识的，是译者在文学翻译工作中起到了沟通两种语言文化的作用，能够完成在明确原文含义的基础上对此进行阐释的任务，因此，译者是文学翻译工作中的核心主体。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文学翻译工作中，译者的主体性研究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主要课题。由此，衍生出在文学翻译工作中译者主体性的不同表现类型，大致如下。

（一）整体鉴赏型

整体鉴赏性翻译，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尊重原著的内容及风格，兼顾原著行文过程中作者注入其中的一般含义及其文化内涵与思想情感，在以整体鉴赏性为导向的文学翻译工作中，译者需要通过文学翻译工作，带领读者赏析原文的实际内容，并领略作者在原文中暗藏的思想情感，对作品的整体风格及其文学内涵做出全方位的赏析。这需要译者在翻译时，运用个人的文学能力对原文做出深层次的鉴赏与理解，还原原文的真实语境，并将其应用于译作之中，确保原文与译作始终保持一致，此为文学翻译工作中的“忠实性”原则。基于整体鉴赏角度下的文学翻译工作，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的一般意义、人际功能、概念功能、语篇功能、语言表达、文化色彩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可以忠实地展现出原作的语言表达形式及风格，精准、确切地将原文的内容传达给读者。但语言毕竟具备文化性特征，也是文化的传播载体，因此以整体鉴赏为主的文学译作可能会使读者产生陌生感或异己感，而读者在阅读时，还需克服译者直观翻译带来的译语语境障碍问题。例如徐迟的《瓦尔登湖》译本中，将“When a man dies he kicks the dust”一句翻译为“一个人死后，他的脚踢到灰尘”。这正是一种基于整体鉴赏性的字字对译法，完全保留了原作的韵味，意在让读者阅读时主动向原文方向靠拢，是一类极具异化特征的翻译法。

（二）借题发挥型

此类译本在过去的文学翻译中相对常见，是一类具有“叛逆色彩”的文学翻译，如常见的背叛形式，但忠于内容的译本，正是此类借题发挥型文学翻译的典型代表。这类翻译方式在基本保有原文情节的基础上，还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或功利性，对原作的部分要点或细节进行改编、删减、强化，糅杂了大量译者个人的情感观点，是一种极其凸显译者主体性的翻译方法。借题发挥性的翻译，大多会受到原文限制或束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原作意义，译者则会在原作中加入站在个人立场的创造性发挥，不免有借题发挥之嫌。如梁启超在翻译《哀希腊》时便采用意译法，如“But all， except their sun，is set.”一句，梁启超翻译为“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在此句中，梁启超将原句的肯定句换为感叹句，直接将译本的情感强烈度上升了一个层级。而此类改译形式在梁启超的译文中随处可见。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梁启超放弃了对诗词本意的准确性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原文的基本形式及其表现内容，但却保有“豪杰气质”，是五四文化运动特有的时代特征，是吹响中华民族反殖民、反压迫号角的精神力量，在如此强烈的政治性、功利性目的下，此类借题发挥之意的译本意义重大。

（三）获取信息型

获取信息类的译本更关注原文的表达内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甚至可能会刻意改变原文的行文格式，如编译、节译、摘译等各类形式的变译，均属于此类型。在获取信息类的文学翻译中，译者更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译本，了解原文的全部内容与信息或译者认为相对重要的信息，并可以为此打破原作行文格式上的限制及束缚，相较于整体鉴赏型翻译，读者阅读且理解起来会更加容易。这类翻译方式对原文的一般意义及其特有的文化意义极为忠诚。而译者的自主性则体现在对原文表现形式、原文语句、顺序等方面的变更或取舍之上。在不曲解原文表达意思的形式上，尽可能使读者接收到更多的原作信息。这类译本的词句斟酌应用方式、译本整体的布局形式、谋篇特征都可能与原文存在较大差异，但却不会在原文的基础上随意添加或过度引申原文含义。

二、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实际体现

（一）翻译前的体现

首先，作品始终饱含作者个人的思想情感，而与译者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及价值观均有不同。可以说，每一位译者的情感世界大相径庭。而在翻译时，并非全部的译者都能准确把握作者渗透在文中的思想情感，译者也未必可以百分百还原作者在写作时的情绪特征。基于此，若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可选择与个人经历相似或具备较高情感共鸣的作品，必然会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而在正式的文学翻译前，译者有自主选择翻译作品的权利，这也是在文学翻译工作中译者主体性的初次体现。

　　其次，在正式翻译工作之前，译者还应深入分析原作的行文风格。译者不仅要对作品的行文风格做出详细解析，还需思考如何在翻译工作中彰显原作的固有风格，向读者传递该风格的文学价值（获取信息类译本除外）。在文学翻译工作中，译者会不自觉或无意识地渗透个人的写作风格或写作个性，这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因此，风格个性较为鲜明的原作或具备个人写作风格的译者，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学翻译作品的最终呈现风格。

（二）翻译中的体现

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需要经历理解原作与表达两个阶段。通常译者会先基于个人对原作的理解，将原文的世界转化为相对客观的画面，随后再使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原作的世界，确保个人重构或创新的画面与原作的客观画面一致。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基于个人思想情感，将原作品转化为客观画面中，还需要加入个人的主体意识，使用全新的语言“描摹”这幅客观画面。这需要译者具有强大的文字处理能力，能够正确面对两种文化的差异。而译者在解决文化差异时，通常会选用归化法或异化法。归化法指译者在翻译时，尽可能将原作本土化，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减少原作的文化异质感，避免读者在阅读文章时感受到较为鲜明的文化障碍。而异化法则是在尽可能远离读者视角的基础上，使用异化的本民族语言，带领作者感受此类文化差异，使读者立足于异文化视角上体会作者的本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近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不同翻译方式的选择与运用中，正是译者主体性的核心体现。

　　依旧以《瓦尔登湖》的译本为例。“It is error upon error and clout upon clout.”一句，徐迟将之翻译为“这真是错误之上加错误，脏抹布之上更抹脏”，而许崇信则将之翻译为“这是错上加错，糟而又糟”。对比二人的译作不难看出，徐迟直接将“clout”翻译为抹布，是一类较为明显的直译，难以衔接前文“error upon error”译本“错误之上加错误”，但他使用了一类极其新颖的表达形式，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异化翻译法。而许崇信的翻译“糟而又糟”则是明显的归化法，使用了国人易于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且呼应了前文的“错上加错”。

三、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创新

文学翻译工作具备创造性特征，作为一名文学译者，需要使用一类具有创新形式的方法参与到文学翻译工作中。文学翻译并不是一种机械性的工作，各位译者既需要保留原作的思想情感及其内容价值，还需要充分发挥个人的创新精神，体会不同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性及其内在联系，并调用个人的创造性思维，充分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工作中尽情展现文学艺术之美。

　　茅盾先生曾经提出，文学译者需具备五个条件：（1）有明确的目标及严肃对待文学的态度。（2）可以熟练使用母语与被翻译的特定语言，熟练掌握语言使用技巧，能够灵活使用其他语言表达原文意思。（3）译者应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及文学能力。（4）译者需认真研究原作与原作者，了解原作者的行文风格或人生经历。（5）译者需具备艺术与文学层面的天分，具备写作基础。

　　在文学翻译工作中，译者需要彰显出个人的文学创造性，呈现出创新式的译者主体性以表达个人的思维。文学翻译工作中的创新性思维，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的个人思想及对某一具体词语、语句翻译做出的决策。译者需切记，创新始终是过程而非结果。为体现这一创新过程，又必须要求译者在原作的基础上加以思考、重构，基于个人的抽象思维、灵感思维与形象思维。在全面掌握原作内容语篇信息的基础上，揣摩作者的情感表达，并寻找与之相配的精准词语用以搭配。与此同时，译者还需要根据原文的内容表达，构建画面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新画面或完成画面重构，将原作中的画面进行整合，再重构或创造新画面时，确保两幅画面要表达的内容及其思想情感完全一致。

　　除此之外，在文学翻译工作中，译者主体性的创新还体现在译者自我价值、个人观点的渗透之中。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作品时应充分反映原作的具体内容，不应掺杂个人观点与译者本人的文学信仰，要保障译本与原作完全相同。而实际上，在译者翻译作品时，其个性思想、自我价值、个人观点的渗透是无法避免的。作者需要对原著做出品读、解析后，才能真正理解原作者的核心意图及其思想情感，译者应与原作者达到高度的情感共鸣，方能真正了解作者本意，并译出最符合原作表达内容的译本。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对原作的理解方式、思考模式均有不同，而译者在选用母语对照原文翻译文本时，其语言表达特征及其情感表达方法又不尽相同。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与语言的碰撞之下，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认知，必然与其个人经历相关，这也是文学翻译工作无法机械化、自动化的根本原因。文学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要求译者在翻译中渗透个人情感，因而译本中处处均体现着译者本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等非物质结构的思想特征。

　　如泰戈尔的《飞鸟集》中，“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 you also miss the stars.”一句，郑振铎将其翻译为“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而周策纵则将其翻译为“如果你怀念太阳时便流泪，你也就怀念星星”。此类截然不同的版本，无法评判孰对孰错，只能将其定义为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个性与个人观点的差异性，而此类译者个性的渗透，正是译者主体性的创新体现。

四、结语

总体而言，在文字翻译工作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大多由文学作品的本质决定。各类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创新或加以创造，均需要符合原作的实际内容。而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译作，仅能代表这名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认知，正如一千名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译者只能站在个人的主观立场上对原作进行剖析，随后选用正确的语言或词句，在此之上进行艺术再加工，重构原文画面信息，尽可能表达出个人视野下的原作含义。实际而言，无论是文学造诣多么深厚的译者，都很难完全百分百还原原作的价值。因而在翻译时，各译者应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出作为译者的主体作用，彰显个人的文学创造能力，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