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敏

一、学术脉络

（一）成书背景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李长之创作于1946年的作品，该书于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问世已有七十多年了。但无论是在史学界还是在文学界，至今仍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李长之在自序中提及，早在1938年他便开始构思该书，并于同年昆明至重庆、重庆至成都的路途中对《史记》进行了更为完整的接触，但当年仅仅是整理了行文所需的索引，并未动笔。20世纪40年代，李长之于中央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和中国小说史课程，并且开始动笔写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尽管当时的中央大学可谓是强大守旧势力造就的“国学”的壁垒，在涉及《史记》之类的古籍时都沿袭注重版本、考证和训诂的陈旧的讲授方式。而李长之却敢于突破当时守旧的风气，基于自身强烈的创作欲求，以其特有的优美而富于情感的笔调和同司马迁强烈的生命共鸣，从思想、艺术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1］

　　该书的书名从意在以李陵案为中心的传记而称的《抒情诗人司马迁及其悲剧》，到表示“人”与“作品”并重的《司马迁和史记》，再到最终以含蓄浪漫的自然主义的人格与风格为重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该书内容的逐渐丰富，到书名随着内容而变动，再到20世纪50年代李长之先生仍想对《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加以修订，虽然因当时形势动乱而未能实现，但亦足以体现李长之批评体系的严密性，写人技法的成功运用以及对司马迁、《史记》和本书的深切的爱。

（二）学术面貌

就作者李长之个人的学术生涯而言，出版于1948年的本书也不可谓不重要。李长之先生于1931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后转入哲学系，师从著名哲学家张东荪、金岳霖和冯友兰。以1936年发表的文学评论专著《鲁迅批判》为起点，李长之开始崭露头角，后又发表了《文学史学与文艺科学》。

　　李长之早在1933年便提出了“感情的型”这一理论，而在他一系列的传记批评中，直接表露“感情的型”的文字虽然极为少见，但仍能从中体会到“感情的型”已然成为李长之的批评理论之一。李长之“感情的型”之理论作为其文学批评实践的核心概念和其文学批评的关键标准，既展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延续性，又显露了李长之对于西方文论思想的吸收与借鉴［2］，纵使将其置于20世纪中国以及世界文坛的格局中，仍有重要的理论和价值意义。就本书而言，司马迁的心灵史、灵魂肖像和“浪漫的自然主义”的精神核心被着重刻画，并以“浪漫”作为“感情的型”领衔演绎了憧憬与失望同构的悲剧性叙事模式。李长之赞赏司马迁作为抒情诗人的政治热情，认为其能够重建汉民族精神，但同时他也慨叹这一热情或许是造就司马迁人生浪漫悲剧的元凶。［3］

　　在司马迁《史记》的影响下，李长之不仅在写作本书的批评实践中采用了传记式的批评方法，并突出人物性格这一传记特色，而且在其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略稿》中对于众多人物也使用了传记式批评。可以说，传记式批评既代表了李长之较为成熟的批评风格，又展现了其批评重在突出人格和风格的独特之处。本书继承了严格考证的传记要求，李长之在叙写司马迁之生平时援引了诸多史料予以说明。李长之在本书中还运用了更为完整的传记形式，通过描述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学渊源、个人经历等多方面因素来塑造司马迁鲜明的人格特征与风骨品格。［4］

　　此外，李长之早期受到德国古典精神的影响。因而，一方面，司马迁在汉代一脉相承的残忍刻薄的政治环境中命运多舛，但在同君主的残酷政治斗争中展现了伟大的反抗精神，与德国古典人文精神重视自由和个性的方面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司马迁以自身浪漫的自然主义人生观和执着的信念在晦暗中为实现自我的价值不懈努力，进而显现了李长之眼中德国古典哲学家与美学家的人文精神和不屈的高贵品格。故而，在李长之的传记批评中的“浪漫”的本义与其笔下的德国古典人文精神类似，李长之对于浪漫精神的探寻也是其传记批评中极具研究价值的一面。

二、儒道思想的影响

（一）司马迁与道家思想

从整体而言，道家的思想体系从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的角度看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同时道家学说论及天地万物的生死存亡、成败消长、盛衰兴废的过程时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李长之援引《史记》中的大量例证，具体论述了道家思想中顺其自然地兼具物质自然和人为活动的类似于客观力量的“势”对司马迁及其所著《史记》的多方面影响，即司马迁对“天道”的怀疑，对地脉、龟策、求仙、封禅等迷信的讽刺，对秦变法的肯定，对平民力量的重视，对人治的重视以及对汉时严刑酷吏的厌恶等。［5］除此之外，李长之还在本书中指出，司马迁将其著史宗旨明确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体现了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

　　1.时代背景

　　汉初百废待兴，统治者以秦二世而亡的惨败教训为戒推行黄老学说的“清静无为”“养身保身”，以“自然无为”作为治国理念进行休养生息。而发展到文景时代，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文景之治。若将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所记载的“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与后半部分对于汉武帝穷兵黩武、大兴土木的苛政等的批判两相对比，更可见司马迁在思想情感上对于黄老思想的倾向。

　　《汉书·艺文志》认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追溯史官发展的源头，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便曾为周收藏室的史官，老子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道观的基础上提出“天道自然”的思想观念。而由巫祝分化而来的史官自然有探寻天道和沟通天人关系的职责所在。因此，以老子为核心的道家的天地观、自然观及庄子所强调的“法天贵真”等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史官。甚至可以说两汉史学的发展得益于当时较为成熟的道家思想体系，不仅在于道家的典籍为史家提供了大量史料参考，而且其“推天道，明人事”的思维方式亦有重要的价值。

　　2.家学渊源

　　“道家”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可见他是集天文学家唐都、传授《易》的学者杨何以及黄老学派的黄子的思想于一身，是以道家的唯物论为其思想的主体和倾向于道家思想的。司马氏家族世代均为史官，司马谈更是在其子司马迁的身上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因而在司马迁自幼跟随父亲读书求学的过程中难免受到道家学说的耳濡目染。

　　但不同的是，司马迁将司马谈对于道家的理想表达具体化为“黄老”，并在此基础上理性化为一种政治思想。故而司马迁将“黄帝”视为真实历史的起点，并在汉初遵循黄老的普遍文化心理的条件下整理出一个理论完善后的“黄帝”形象。可以说，在司马迁的笔下，“黄老”既能用于描述受到老子清静无为影响的汉初执政理念，又能描述《庄子·天下篇》中所论及的“内圣外王”的政治主张，即内备圣人之至德而施之于外。［6］

　　3.个人性情

　　司马迁在撰著《史记》的过程中突遇横祸，因李陵事件受到株连而惨遭腐刑，《史记》的创作一度中断。即使身心饱受凌辱，司马迁仍隐忍发愤，终成《史记》此一不朽之作。道家的“清静无为”“养生保身”思想成为司马迁在苦难中试图于精神上进行超越和解脱自我的方式。他体会到黑暗社会的世态炎凉、祸福难测，同时对封建统治的苛政和酷吏制度进行控诉，但最后“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却流露出道家顺应自然而归于自然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思想境界。所以，司马迁对于道家或隐或显的推崇，既是司马氏族的因袭传承，也是个人在黑暗残暴的政治环境之中的一种自我救赎。［7］

（二）司马迁与儒家思想

李长之在本书中特辟第三章，从多方面论证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司马迁的重要影响，可以概括为：司马迁承托着父亲司马谈希望其做第二个孔子的期许，以慎重、考信、求真的写作态度和借鉴春秋笔法的写作方法来创作《史记》。此外，在思想道德和品格修养方面，司马迁同样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比如以儒家六艺为规范的道德修养，坚持理想、不论功利的人格追求和“深中隐厚”“内敛行藏”的君子品格等。［8］

　　1.人才观

　　在人才观方面，孔子首次提出重视贤能之士的观点，指出“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即选拔能人志士参与到国家政事的管理中。荀子同样强调尚贤使能，并把“隆礼”与“尊贤”并提，倡导以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取代现存的世官世禄制度。而司马迁所倡导的人才思想之核心便是“得贤能者得天下”，即推崇儒家选贤任能的思想，主张任用贤相良将以治国平天下。司马迁进而认为，秦国之所以灭六国而一统中国、汉高祖刘邦之所以击败项羽而得天下都是得人以兴的典型。纵观《史记》，司马迁在为这些人物作传时更是不遗余力，而对那些无所发明、唯唯诺诺、备员而已的官僚则是浮光掠影般地一笔带过。

　　2.道德观

　　在道德观方面，司马迁的《史记》继承了儒家的道德准则与礼仪制度，意图实现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目的。儒家思想重视伦理道德，尤其强调仁义观念。“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推动“复礼”的伦理道德动力和思想保证。而“礼”则是儒家认为的道德的最高表现。譬如孟子就要求统治者以自身的“恻隐之心”来对待自己的百姓，并实行仁政。而到汉代董仲舒，“礼”的观点被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董仲舒基于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和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构建了维护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三纲五常学说。司马迁受到董仲舒思想的影响，基本上对儒家的道德准则和礼仪制度持拥护的态度，在其《史记》的创作中可见一斑。在《史记》的体例上，由于司马迁对于儒家礼仪制度的高度重视，他将《礼书》置于八书之首；在《史记》的内容上，书中大量记载了忠孝仁义之士，并对其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此外，司马迁通过在自序中引述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表达了儒家道德准则对司马迁的巨大影响以及司马迁对于儒家思想中礼仪道德观的维护等级制度的作用的高度推崇与认同。［9］

　　3.义利观

　　在义利观方面，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儒家重义但不排利的观点，他在肯定礼义的伦常的同时推崇利，体现了司马迁透露着矛盾的对立统一的义利之辩。先秦儒家出于统治者的立场，追求维护政权的稳固，但承认求利的合理性，并主张发展生产以富民。司马迁出于史学家的角度，认识到逐利是造成社会贫富不均、奢侈腐化的根源，故主张以礼义“利道之”。但他也认识到社会的动力是人的欲望，求富求利是实现社会繁荣不可避免的必要手段。在《史记》全书中，司马迁赞成任何一种依靠劳动求利求富的社会活动，并认为只要通过此种活动创造了社会财富便是对个人、社会及国家有利的。虽然司马迁这种对立统一的义利观存在其不足之处，但显然这种具有自由经济性质的义利思想已然超越此前儒家的义利观，体现了司马迁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卓越之处。

三、结语

在撰写本篇读书报告的过程中笔者搜寻了很多文献和资料，但对于司马迁究竟是以道家思想为根基还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大多各执一词。就笔者个人而言，更倾向于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对于司马迁的影响是二者兼而有之。

　　自汉初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朝的官方思想经历了道家思想到儒家思想的过渡与转变，在儒家思想确立其地位之后，黄老道家思想依然在社会层面上广泛流传。司马迁身处思想激烈变动的环境中，可以说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均对司马迁产生了影响并逐步成为司马迁思想体系中的两个内核。此外，司马迁思想中的儒道思想在互补的同时也产生了对立的矛盾与冲突，因而在针对不同的客体时所体现的两种思想的程度才会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