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艳辉

　　以20 世纪学术史视角看，萧涤非的主要学术成就是研究“乐府”和“杜甫”，但是他前期还有对“词”的喜爱和研究。本文辑录萧涤非民国时期在清华大学发表于《清华周刊》和在西南联大发表于《国文月刊》上的词学论文，以及后来收集到《乐府诗词论薮》中的相关词学论文，探微一代文史大家萧涤非关于“词”的研究。

一、萧涤非生平简介及民国时期学术论文

萧涤非（1907—1991），原名萧忠临，江西临川县茶溪村人。在不满周岁时母亲病逝，10 岁时父亲去世。此后，他随兄长萧格非辗转于开封、南昌等地读中学。1920 年，考入开封留美预备学校。1926 年，在南京江苏省立第一中学考取清华大学。1933 年，清华研究院毕业，经黄节先生推荐，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1936 年，山东大学更换校长后，遭解聘，后到四川大学工作五年。1941 年，因为拒绝参加国民党又遭解聘。后在老同学余冠英的帮助下，到西南联大教书。1947 年回山东大学教书，历任中文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导师。1961—1963 年，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1978 年，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担任《杜甫全集校注》主编。1991 年4 月15 日病逝。平生著述有《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杜甫研究》《杜甫诗选注》《读诗三札记》《乐府诗词论薮》《解放集》《皮子文薮》《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等。

　　萧涤非在民国时期的词学研究体现在9 篇论文中。具体如下：发表在《清华周刊》的《〈片玉词集注〉补正》（1928），《读词星语》（1929）；发表在《国文月刊》上的《乐府填词与韦昭》（1942），《论词之起源》（1944），《为“诗史”进一解》（1944），《“延秋门”的商榷》（1945）；收录于《乐府诗词论薮》的《柳永词中的口头语》（1945）；《关于李煜二三事》（1947），《张先〈一丛花〉辩证事》（1948）。

二、 萧涤非第一篇词学论文是《〈片玉词集注〉补正》

（一）1928 年和1935 年《〈片玉词集注〉补正》

萧涤非在《乐府诗词论薮》前言中说：“《读词星语》一篇，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曾载于20 年代末《清华周刊》。那时我正在清华大学读书。”［1］据所搜集到的资料，他的第一篇词学论文是1928 年发表在《清华周刊》第30 卷第7 期的《〈片玉词集注〉补正》。这篇文章后又收入1985 年出版的著作《乐府诗词论薮》，但文末标注是1935 年稿。根据1928 年的文章，可知这篇是以疆村丛书中陈元龙注《片玉集》为底本，校注了周邦彦《片玉集》12 首词中的一些语句。1935 年修改稿与1928 年原稿相比，所引用周邦彦的词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新补充。

　　这两篇文章中共校注周邦彦的17 首词。1928 年《〈片玉词集注〉补正》中明确提出这时有关“词”的观念受俞平伯影响。如《琐窗寒》“想东园，桃李自春，小唇秀靥今在否？到归时，定有残英，待客携尊俎”。引俞平伯话结句有“人面桃花”之感，而“定”字尤妙。萧涤非认为此句也引用了韦苏州诗“残花犹待客，莫问意中人”。［2］

（二）修改1928 年《〈片玉词集注〉补正》的原因

民国时期，俞平伯主要研究《清真词》。有学者分析俞平伯释清真词是以“细”“密”二字为要领，以“去古已远，引之为近”为目标，潜心体会，精省以言，虽不免有求之过深、过细的时候，但对词作意境和作词技艺的解析，却因此而倍见入微的精致。［3］

　　沃尔夫冈·凯塞尔在其著作《语言的艺术作品》中认为文学研究应依据一个能代表作家意志的版本，尤其是能代表作家“成熟的意志”和“最后决定的意志”的版本即定本。［4］据此而言，文学批评的作品也应该有代表批评者的“成熟的意志”和“最后决定的意志”的定本。刊登在1985 年《乐府诗词论薮》上的《〈片玉词集注〉补正》应是萧涤非的最后定本。对照定本和原稿，或许可以看出一些被历史遮蔽的内容。

　　因为在《乐府诗词论薮》这本书里，也收录了萧涤非的《评〈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一文。据查询，这篇文章初稿刊登在1955 年《文史哲》的第三期，原题目是《评俞平伯在汉乐府“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立场》。［5］后收录在他1959 年的《解放集》中，用的仍是这个题目。但是1985 年版《乐府诗词论薮》中，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评〈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文章中也修改了一些原稿中政治色彩较浓的词语。根据《俞平伯年谱》记录，俞平伯在1954 年，从1 月份开始，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红楼梦》的评论文章。而李希凡、蓝翎在1954 年《文史哲》上的第9 期刊发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紧接着，也就有了后来关于俞平伯的一系列批判。

　　所以，根据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推测出，在意识形态、传播方式、语言规范等外力作用下，在学者“情不得已”等内部因素的驱动下，不断地修改原来稿件，也从侧面反映出萧涤非对文学的接受和批评，也会染上时代变化的烙印。

三、清华时期《读词星语》的评述

1929 年萧涤非在《清华周刊》第32 卷第2 期上发表了词学论文《读词星语》。1933 年他去山东大学教学时讲授词选课，这篇文章又作为讲义用。50 年后，编辑《乐府诗词论薮》时，又把这篇文章在原文基础上酌情认真修改，增加了关于晏殊“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补充考证；“词的平仄与唐人律诗，实一脉相传”；秦少游《踏莎行》“雾失楼台”以及“李清照”的词理解等内容。［6］

　　这篇文章是以28 则词话形式，评析从五代到民国的24 位词人。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如序言所指“要在指出以上各家代表作品之来源出处”。跨越50 年不断修改一篇文章，可见他始终关注“词”这种文体。

（一）关于《读词星语》发表时间问题

《读词星语》1929 年发表时前面有编者旭光写的按语，在1985 年的《乐府诗词论薮》收录时删去了。这则编者按语中有丰富的史料，从中可以推测出萧涤非把《读词星语》作为自己的第一篇词学论文的原因。内容如下：

　　吾友临川君，治文学，尤好词。此篇之作，盖在去年。计所论列，于五代有李后主，韦庄，冯延巳，李珣，鹿虔；于宋有晏殊，晏几道，柳永，张先，欧阳修，苏东坡，秦观，黄山谷，孙洙，赵令畤，陈去非，周美成，李清照，辛弃疾，赵彦端，吴文英，蒋捷，马庄父，康伯可，张炎；于近代则有王国维，填词名家，略备于此。萧君此作大旨，要在指出以上各家代表作品之来源出处，君读书至渊且博，故能穷原竟委，发前人所未发；教授杨振声先生曾称此篇“多独到处，具见功力”，其搜辑之精勤，从可知矣。词为吾国文学中永葆不朽之一体，吾人得萧君此文，其有助于读名家作品者，正自匪尠也。爰请诸萧君，载入本刊，以飨读者。

　　十八年十月旭光识于本社。［7］

　　从旭光编者按语中可以得出：（1）发表时间上，《读词星语》晚于《〈片玉词集注〉补正》，但是从“此篇之作，盖在去年”，可知两篇文章都是写于1928 年，或许这也可以推测出萧涤非认为《读词星语》是他的第一篇论文的原因。（2）年轻时期萧涤非喜欢词。旭光叙述“吾友临川君，治文学，尤好词”。（3）按语引用杨振声教授的评价，说《读词星语》“多独到处，具见功力”。 杨振声于1928 年进入清华大学，1929 年6 月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萧涤非在清华上学。引用杨振声教授的评语，说明这篇文章得到肯定和认同。

（二）“词源于诗”的观点

在《读词星语》（1929）“小引”中，萧涤非借贺黄公：“词家多翻诗意入词，虽名家不免”［8］引出他的词学观点——词是从诗里面进化出来的。贺黄公是指清代的贺裳，著有《皱水轩词筌》。萧涤非对词的批评，也是遵循这个原则。对于“词源于诗”的观点，他指出晏几道“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句出自五代翁宏的诗句，并据此说明此句用在诗、词二者之异同。他写道：“翁诗亦见《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二。吁！同一语也，翁为原作，而闻其无闻，晏乃袭用，而飞声千古，岂非巧拙庄媚之道不同，而用之有得不得耶？”［9］后在《读词星语》（1985）修改稿中又补充道：“后阅胡应麟《诗薮》（杂编卷四）云：翁宏字大举，桂岭人，寓居韶贺间，……又宫词‘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最佳。自注云：二句或以为是晏叔原作，见《郡阁雅谈》。观此，则晏词之祖袭翁诗，胡氏已自见及，特未明言耳。”他在此基础上又考据了翁宏其他诗歌的来源。

　　从“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句被反复阐释的文本，一方面我们可以逐渐看出这句从诗到词逐渐被经典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感受到老一辈学者对于学术的求真精神。

四、西南联大和山东大学时期词学论文

萧涤非从1941 年9 月底到1946 年4 月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 ，他在《国文月刊》学报上发表了4 篇文章。这4 篇文章涉及“词的起源”，从词中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风俗，关于词中语言“俗”的问题。

（一）关于“词的起源”问题

《乐府填词与韦昭》和《论词的起源》主要是论述“词”的起源问题。关于词的起源，是古今词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争论了千年的学案。《乐府填词与韦昭》这篇文章论述“诗歌入乐”的途径主要有三种：造乐合诗，造诗合乐，按字填词。三条路中“按字填词”最困难，所以开辟最晚。［10］他的这种观点缺乏科学性。因为词的起源应该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或者是一个时间段，而不应该是一个特定时间点。

　　萧涤非在《论词之起源》这篇文章中指出词之为词（文人词）的特色主要有两个：一是内容之香艳缠绵，二是形式之长短参差。他认为“词之渊源，除为一般文学所共有之社会根源当别论而外，亦大致有二，一为南朝之艳情乐府，此词之内容性质所由脱也；一为唐代之流行曲调——其方法则为倚声填词，此词之形式所由形成也。前者为传统的、文学的，而后者则为环境的、音乐的”［11］。正如钱志熙所分析：“20 世纪30 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的许多问题，是新的研究体制与西方的文学观念、文学史研究方法引进的结果，所以与传统相比，有一种崭新的感觉；但词源研究不属于此类问题，它基本上是一个传统课题的现代阐述，现代词源研究与古代词源说在阐述对象甚至思考的方式上并没有根本变化。”［12］

（二）以小见大有“史识”

《为“诗史”进一解》和《“延秋门”的商榷》是两篇以小见大的文章。萧涤非大胆推翻前人的附会见解，从社会学、历史学等角度，用文学眼光来解释作家作品。《为“诗史”进一解》是和陆侃如、冯沅君商榷《诗史》中温庭筠的《酒泉子》词。萧涤非认为陆、冯《诗史》中评析这首词“昼夜不分，前后舛错”是不正确的。他认为词“结构极分明，上半写室内，下半写室外，时间是一个‘清晨’，地点是一间楼上，主人翁则是一个‘单栖无伴侣’的异乡女子”。他认为“日映纱窗”的“日”是清晨的太阳，不是正午的太阳；“兰釭”不是为夜间所独有，白天也可以点灯。通过这个角度对温词进行阐释，就解开了词中表面看起来不同的时间关系。萧涤非认为在解释某一时代的文学作品时，就先得明确某一时代的生活方式。如果主观地拿现代的生活习惯去理解前人的作品，那这种“理解”往往要变成“曲解”“误解”。

　　《“延秋门”的商榷》是对五代时期薛昭蕴《浣溪沙》“延秋门外卓金轮”中“延秋门”是在长安还是在成都的考证，分别从薛昭蕴的身世、长安延秋门距离禁苑比较近、成都延秋门是百花潭水之地、“金轮”是香车等方面考证，认为“延秋门”是成都的小西门，而不是在长安禁苑中的西门。［13］通过对词中一个地名的考证，用历史的眼光，间接证明了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显示自己的独树一帜。

　　《张先〈一丛花〉的本事辩证》，是一篇考证张先《一丛花》词本事的文章。他把杨湜《古今词话》中记载张先轶事和程垓《书舟词》中的《孤雁儿》相结合，考证出张先和一个比丘尼私会是《一丛花》词本事；又从社会学角度论证在宋代初期“道学”还未成为社会制裁的力量。当时的封建政治制度，使得一般士大夫的声色生活极其自由；两宋士大夫似有一种狎昵丘尼和女冠风气。［14］从一首小词能窥出宋代社会的一些风气，可见萧涤非对作品读解的深和透。

（三）关于“词”语言“俗”问题

《柳永词中的口头语》一文中萧涤非列举并笺证了柳永词中的18 个口头语，如“抵死”“则个”“闻早”“特地”“故故”“樵风”等［15］。柳永的俗词相当于宋人诗歌中的“白话诗”，而对这些俗词的笺证，也进一步证明了柳永词中“俗”的一方面。

　　李煜的词通常很多明白如话，缺少典故。萧涤非在《关于李煜词二三事》一文中，结合《拾遗记》《独异志》《杜阳杂编》《采兰杂志》等资料，考证出李煜的词中“香屑”是“据汉官仪，盖亦屑椒和泥而为之者”，“飘香屑”是《独异志》中记载的“又屑诸异香，如粉，撒楼上，风吹四散，谓之‘芳尘’”。通过对李煜《浪淘沙·往事只堪哀》中“金剑”一词的考证，又可以看出李煜在国亡家破之际，身为臣虏，不甘屈辱，又难以直言，只能借“金剑沉埋”的典故来寄托悲愤。这首词包含一定的反抗情绪，所以很悲壮。［16］

五、结语

萧涤非的治词方法受到他研究乐府方法的影响。他在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老师黄节在他毕业论文审查报告中提出结论：“知变迁，有史识；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慨叹。”［17］从以上对萧涤非词学论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方面也可以用来评价他对词的研究。

　　斯人已去，但是萧涤非先生的词学研究仍然是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去继承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