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单元，也是满足社区居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中之重[1]。近年来，随着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不断深入，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率先提出新时代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号召。随后，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明确指出2025年基本实现政府保障基本、社会多元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目标，为我国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建设指明了出路。然而，由于当今城市经济水平与社区结构快速发展与变迁，引发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危机，协同治理模式的运用更是迫在眉睫。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是公共文化服务迈向“第三条道路”的标志。
本文在政府单中心治理的前提下，以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登上治理舞台为重点，强调在自下而上的沟通交流中，由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补充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片面不足。本文将从社区环境、主体协作、社会供给三个层面呈现出当今供需失衡的现状，并以现状为基础在城市、社区、社区居民三个层面进行逻辑分析，通过协同治理的视角探寻供需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平衡体系的出路。
1 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的问题现状
1.1 社区环境行政化
政府为主导的刚性供给模式限制了社区和社区居民主体的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在行政化背景下自我认同不足，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不高。由于政府无法正确地对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的顶层设计，为了达成行政化的政治目标，不自觉得将科层制的框架运用到社区治理的大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体系也呈现出僵硬的一面。社会组织在形式主义的背景下，不得不承担和完成额外增加的考核压力与任务。此外，居民的参与意识也不断被削弱。1.2 主体非协同性
政府强势的形象特征使得协同治理的合作关系不复存在，协作共治的局面转化为领导与被领导。社区中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要体现在政府单方面向社会力量购买，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存在被弱化，无法形成三者紧密配合、分工协作、分级负责、各有侧重的长效运行机制[2]。如今，僵化的治理形式，呈现出以政府为点，社区和社区居民为面不断向外散开的局面，一定程度上造成文化服务的资源浪费。同时，在创新型的市场主导下，社会力量的行动在缺少政府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很大程度会落入功利的陷阱之中，侵害公民的社区文化权益，导致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脱节。1.3 社会供给粗放化
一方面，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事业管理体制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停留在起步阶段，重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3]。一部分的社区文化工作领导，在行政任务的约束下，本着应付的心态，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几乎都是一次性投入，后期的维护和更新跟不上实际需求[4]。另一方面，即使是同一地区的居民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文化需求的多样性需要供给的精准化。然而，现阶段一刀切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仅限制居民参与空间，而且降低了社区文化样态的层次，无法得到居民的支持与认同。2 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的逻辑分析
2.1 政府层面
政府供给的行政化过剩，垄断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单一的行政力量推动了社区大部分文化事业建设和运行[5]，政府职责延伸到了社区微观层面，这凸显了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政治定位不明。部分地区政府在陈旧的管理观念下，仍旧照搬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为社区制定基础文化设施等硬性指标，忽视文化建设中的人文关怀。同时，在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的主导背景下，各种社会力量在参与社区文化服务供给中，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法制氛围的不浓厚，容易陷入功利性陷阱的漩涡之中。2.2 社会层面
首先，社会组织对政府资源的过度依赖。由于社会组织自身的资源和权利限制，致使其深陷发展缓慢的瓶颈之中。为了突破困境，社会组织主动依附于政府丰富的资源框架下，逐渐缺失了身为供给主体的主动性。其次，社会组织的客观能力限制。在传统管理理念的框架下，社会组织无法摆正自我社会治理主体的意识，附属在政府强大的权威之下。同时，社会组织中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对滞后也是影响服务效能及内生动力培育的明显短板[6]。另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高准入门槛，选拔标准、考核制度等因素影响社会组织的供给参与。2.3 社区居民层面
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的不平衡，直接引发了社区居民的低参与。第一，社区居民的需求既无法通过有效的表达渠道自下而上传递给政府和社区，政府也缺乏全面、准确了解社区公众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方式渠道[7]，供给与需求的纽带被不畅通的信息交流所割裂。第二，居民对社会供给的认知偏差。政府长期以来对社区居民供给主体的忽视，促成了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消极态度，居民自我主体的认知被社区赋予的旁观者角色所颠覆。第三，人民群众的审美层次更加立体，更加丰富多元，公共文化需求也不断动态增长[8]。如今，长期单一且低层次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形式已无法满足居民的高水平需求。3 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再平衡的对策
3.1 政府层面
3.1.1 明确政府主导性供给身份在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的体系建设中，政府扮演着主要的核心角色。但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变迁下，政府需要转变理念，向服务型政府的道路迈进。当前，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中，上级政府需要将更多自主空间让位于地级政府。地级政府在考虑到地方特色文化的前提下，也应给予社区更多文化自主性，提升社区主体的活力。
3.1.2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法治保障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仍处于发展阶段，对政府购买与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监管仍存在较大的法律漏洞。首先，政府在主导供给之前，必须强化制度供给，完善政策法规，规范购买程序，避免暗箱操作，形成严格的内部监督，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9]。其次，以人民群众喜爱度作为购买与供给导向，鼓励社会力量作为外部监督主体，以共治局面共建美好家园。
3.2 社会层面
3.2.1 强化社会组织自身的客观能力在地级政府分身乏术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的身份应运而生。然而，不同区域的社会组织水平参差不齐，给供需体系的建设带来挑战。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纽带，向上需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对接，明确上级部门的方向引导；向下也需增强组织公信力，赢得社区居民认可。完善自身供给能力，微观上要求社会组织在量上补充队伍建设的人员，在质上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升内部人员的组织创新能力；同时，宏观上强调社会组织自身的内部结构优化，运行模式流畅。
3.2.2 迎合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标准要求
公共性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高准入门槛。在高标准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考评体系下，部分社会组织的表现差强人意。社会组织首先应以考核标准为导向，以民政局相关条例为指导，自身在欠缺方面对症下药，提升专业性程度与公众满意度。同时加强与其他组织的沟通联系，构建横向联通云平台。其次，在社会组织的生态网络中创造良性竞争的公平氛围，带动行业蓬勃发展。
3.3 社区居民层面
3.3.1 强调社区居民的供需主体地位政府与社区长期对居民参与的忽视，既导致一部分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资源浪费，也造成居民一定程度的消极敷衍态度。居民的需求在表达之后石沉大海，进而引发沉默的螺旋，消解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为了改变居民旁观者的角色，政府与社区必须双管齐下。政府在宣扬居民供需主体的同时，注重对居民主体认同意识的培养与引导。社区则应坚持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充分考虑社区结构特点（人口、民族等）与地域特色，开展特色化社区文化活动，提升社区居民文化服务“获得感”[10]。在行政鼓励与市场刺激的配合下，建筑以需求为导向，居民为主体，参与活动为形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体系。
3.3.2 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容形式
千篇一律的供给内容形式遏制了居民需求表达的欲望，形式主义的烙印在社区文化活动中越发明显。供给的形式内容一方面需要参照居民需求量身打造，也需要富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锦上添花。政府与社区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中，重点是运用新的思路与方式创新产品或服务的内容形式，积极引用新颖且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文化。居民在融入社区文化的同时，文化参与意识在无形中放大，文化需求在满足的同时也被不断激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真正达到平衡。
4 结语
伴随社区治理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体系的建设逐渐被提上官方日程。过往传统的政府主导、社区执行的供给模式滞后僵化，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新兴的多元主体治理下的供需平衡模式已成未来趋势。本文阐明了当今公共文化供需失衡的困境，以政府、社会、社区居民为主体探寻供需平衡体系的建设路径。三个层面的主体需要在明确自身定位的基础上，以政府为首率先进行宏观顶层设计，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再以社会力量的微观主体身份各行其是。在三位一体的合作协调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体系必然走上更加高效化且多元化的道路。■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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