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映芳/文

　　罗万藻，明末有名的古文家，与艾南英、陈际泰、章世纯结“豫章社”，大力改革八股文，有“陈艾章罗，天下制艺”的美誉，称“临川四大家”，又称“江右四家”，其文有“清微澹远如疏雨微云”。本文从其个人大致生平经历对生卒年进行辨析，并对其时文创作、诗歌创作方面的思想进行提炼，初析其文学思想，以期对罗万藻有个一初步全面的认识。

　　罗万藻，字文止，江西抚州临川人，明末古文家。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胸怀大志，十三岁时就博通经史，但他父母因其体弱多疾，没有让他过早参加科举，十九岁才成为郡弟子员，后被督学骆台晋、蔡云怡首推拔贡，名声大噪。当时文坛风气腐庸，他立志兴振文风，与艾南英、陈际泰、章世纯结“豫章社”，大力改革八股文，“天下翕然宗之”，称“临川四大家”，又称“临川四才子”。天启七年（1627），乡试中举，多次进京应试不中，令人扼腕。1636年，崇祯皇帝让大臣们举荐贤良之人，祭酒倪元璐非常赏识罗万藻的才华，首推保举他入仕，但他无意官场，应诏不赴。后来，他感念国家战乱、内忧外患，弃笔从戎，应诏任福建上杭知县，操练乡兵，制定城防之策，围剿招抚山贼，受百姓爱戴。1645年，提拔为礼部祠祭司主事。1646年，挚友艾南英去世，他悲痛不已，“哭之而为之殡殓”，数月后也病逝了。有识者谓：“公才可以元，而当文体破坏之余；度可以相，而际时事倥偬之日。其谋猷，人告可以坐平大难致太平，而厄于遇合咸用为公惜焉。[1]”

1 罗万藻生卒年辨析

关于罗万藻生年，大部分地方标注的是不详，卒年1647年；在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中，罗万藻生卒年为1583—1646年。经笔者翻阅古籍，在《四库全书》收录的罗万藻《此观堂集》中，卷首有金溪吴堂为罗万藻撰写的《罗艮庵先生本传》，文中有言“崇祯丙子，上命诸大臣举贤良方正士，鸿宝倪公首以公名，应诏不赴。[1]”崇祯丙子年即1636年，祭酒倪元璐保举罗万藻入朝为官，罗万藻婉拒未去。后“又八年，始从考选，受上杭令，时年已六十四矣。[1]”意思就是说“过了八年，罗万藻经过考选，任命为上杭知县，这时他已经64岁了。”古人一般年岁按虚岁计算，1644年罗万藻已经64岁了，以此可推，罗万藻生年应为1581年。

　　关于卒年，主要争议在于1646年或1647年。《罗艮庵先生本传》记载：“及千子作于延平，哭之而为之殡殓。因思千子梦中句隐寓清江山讖也。公亦用是伤感，乃自号‘艮庵’，盖時止焉，而无意于人间也矣。是岁负病，不踰月而逝。[1]”“千子”即罗万藻好友艾南英，史载艾南英逝世于1646年8月[2]。罗万藻因艾南英之死伤感亦无意于人间，当年就抱病，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那么罗万藻就是跟艾南英同年即1646年去世，文末的“卒年六十有六”也印证了这个观点。那为何很多地方用1647年呢？陈际泰第三子陈孝逸在其《痴山集》卷二《罗文止先生小千园集序》中写道“‘昭武四先生’，独祠部游道山最后。丙戌冬，接祠部急问。孝逸走索其家，得遗集若干篇……[3]”“祠部”即罗万藻，因南明唐王朱聿键曾提拔罗万藻为礼部主事而得名。“丙戌冬”就是顺治三年（1646）的冬季或者冬月，根据明史记载，艾南英死后，罗万藻“哭而殡之，居数月亦卒”与“丙戌冬”并不冲突，“冬”可能已经达农历年末，在公元上已经进入1647年，将罗万藻卒年定为1647年倒也不算错误。不过，鉴于使用同一标准进行规范，笔者认为生卒年定为1581年—1646年较为妥当。

2 罗万藻文学思想

2.1 时文创作观

罗万藻的一生，学识广博，致力为文，勤于著述，成果颇丰，现存《十三经类语》《此观堂集》，存目于《四库全书总目》，另有《罗文止稿》制义专集。在时文创作中，他崇尚古雅，倡导唐宋派文风，去陈取新，独辟蹊径、自成一体，取得较高成就。

　　（1）主张经世致用。罗万藻作为汤显祖的弟子，继承了汤显祖为文现实性很强的特点，文章要能够切中时弊，尤其要反应现实社会或者说更加讲求文章的实用性。明朝成化年间，科举考试经义文章格式逐渐定型，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组成，称为“八股文”，又称“制义”或“时文”。罗万藻与艾南英、陈际泰、章世纯等参加豫章社，致力于著书立说、评选时文、刊布檄文等，通过文章表达积极参与政事，表达政治主张。如罗万藻所言：“文之有社，士所自为政之地也。教养道诎，学宫广厉之具阙然，豪杰之士高视远踞，见其具亦复非笑，三岁一比士，往往不足服其所为，故相怜相引，连而为一社。[1]”而作为豫章社成员，罗万藻的时文创作主张也往往会将“通经”和“举业”联系在一起。他说：“予少见八股之业，字句章段，起结过送，软腐相承，别为一种习气之物，欲以六经秦汉之致泽之，而深浸时文之相，此予初志也。[1]”说明他的本意是通过儒家经学来改进八股文创作。他倡导“代圣贤立言”，强调立论的思想性和道德性，以此提高时文创作立意，提升在科举考试中的实用性。他在尊经学古的同时也反对贵古贱今，强调文随时变。他说：“夫文章之道，日益之事也。益而不已，则或变其体以相出。夫前人之所未足而益之，与其所既益而变之，此作者之事、文字相趋之理也……故史迁益丘明而变，固之变迁，晔之变固，而损益互见，古有之矣。[1]”他认为，每一种文体的产生、发展、变化都是依时依势而来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文体在变化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优缺点显现，没有必要贵古贱今，而应该随文体的发展演变以及时代发展而变化，才能创作符合体裁发展和时代需求的文章。

　　（2）注重“法”“理”“神”“气”。罗万藻为文偏向于师法唐宋，提倡文章要遵循一般规则和法度，保持文体正而品格高。他在《韩临之制艺序》中说：“自唐宋而下，所谓抑扬、开阖、起伏、呼应之法，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儒设之，遂以为家……今制艺之文，其法不得不以诸儒为帝祖，至夫工致蜿蜒、华情烂漫，皆法立而后从之者也。[1]”所以，他提倡以以唐宋派文章创作抑扬开合、起伏呼照之法为依归，师法的基础上再谈修辞及其他。他在《梁公狄联捷稿序》中说：“公狄之制艺具在，其为世务经济之文，半其为性学名理之文，半当其为经济之言。规条古昔，苞蕴今兹，精魄主张更传而入，于细而所谓名理之言。[1]”也就是说，创作文章重要的是能通经讲理，即要研读经典，深入阐发圣贤经义，追求说理的深度，要“性学名理”，也要“世务经济”，能够借古鉴今而富含哲理的文章才能够流传下去。他的理与情相通，也是性情之理，是人之自然情感流露。他还说：“出入有度，而神气自流。[1]”提出：“盖经散而为章，析而为句，句必有重字，章必有重句，深讨之士与之曲折而得其神，此时胸识离于训诂之物，必相千万数矣。而其气象散见于唐虞三代之间，述于当时圣贤之口，无一事一语不与吾所谓一章一句者表里出入。[1]”他指出，通过章、句、字去理解经义得其神，通过领悟圣人言得其气，有神气才能气象万千、表里相通。他还在《曾行可制艺序》中说：“文章以气为主，世颇传之，而不精于其说。夫轻重缓急之所踞者，理也；而贵贱雅俗之所陈者，气也。语理者必兼气。[1]”人以气节立世，文以气而传之。从内因来说，文学创作是自我情感高度积蓄状态下的意气渲发，是一种情感机制状态下以“气”的自我表达，在此基础上的轻重词辩而形成理，所以“语理者必兼气”[1]。他的时文创作也反映了他这一观点，正如清代方苞对罗万藻时文的评价：“淳洁之气盎溢言外，惟其沉酣古籍，而心知其意。[4]”

　　（3）追求创新。汤显祖曾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罗万藻也沿袭了汤显祖这一“文奇观”。他主张师古不泥古。一方面是前文所说的文随时变，另一方面，他反对对时文矫枉过正和机械模拟。他曾在《国表序》说：“尝见洪、永至成、弘之间诸名元正派而外，奇轶之文传于今者古色班剥，意当时必未尝以其非格而斥之耳。使当时斥之，今日学者之席安得此先辈而奉之乎？戊辰以来，矫枉过直之病，当事所不免。[1]”以此来委婉规劝艾南英评选时文莫要过于苛刻，防止矫枉过正。他主张学习先辈大家之文，但反对刻意外在的相似或者流于形式的模仿。他说：“徒欲效其所为约且简者，以为高古淡质尽在于是。[1]”他赞成艾南英用成、弘、正、嘉之文来救正晚明时文的理论主张，批评了后复社张溥、周锺提倡的以经、子词语入时文的现象，主张因时而变，不该过于拘泥，容易流于模拟，而应在种种限定中寻求雄奇变化创新，令文章才思焕然，以此匡正崇祯元年以来伪经、伪子入时文的倾向，挽救晚明时文。

2.2 诗歌创作观

因明代科举考试对于诗歌的排斥，明代的读书人又多以科考为主要学习目标，对于诗了解不多，能写诗、善写诗的人就更少了。罗万藻作为时文大家，专攻制义文章，于诗学一道，没有专攻。但他对于诗的创作继承了汤显祖感于世事、情景交融的思想。他自知不善于诗，也清楚明白整个明代善诗者少，好诗亦少。他认为诗和文创作都与人的才气有关，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术业有专攻。他曾在《崖西诗序》中说：“予初不知诗，亦未尝敢易言诗也。将诗之难言欤？抑予之才未至是欤？古文诸体，惟诗格律最严，唐世专以取士。虽李、杜诸人之才，于他文终不擅美。非其才不足也，诗尽之也。入明以来，学士大夫，往往以全力，用之制艺，而以其制艺之余及诗。自有诸科以来，独制义格律之严，与诗正敌尔。夫人事有所用，锐异之气，于焉毕竭。故一代之传业在是。[1]”所以明代的诗创作质量不高，不是因为才气不够，而是因为才气集中工于制义，用余力创作的诗显得后继无力，怎可能跟唐代专攻于诗的相媲美呢？虽然在时文创作中他主张创新，文随时变，但对于明诗拘于模仿的问题他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观点。

　　他认为个人的经历遭遇和社会环境对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他说：“使文人果闭户作诗，山川人物，胸腹未观，固不如一行作吏，东西南北，惟遇之使，从此劳逸殊方，险夷异感，人情同独之致，见闻常怪之徵，感发陶练，情深韵老之于此道为宜也。[1]”他以唐代苏味道、李峤和李白、杜甫进行举例验证，说：“古今诗人，苏李禘祖、甫白郊宗。然后世能言之士，视苏、李之时，如天阊初启，其所言独道，甫白盖其开疆扩境，创法垂宪，得于遭遇游历，废兴治乱之感，以发性情而老思理。天才雄挺，功诣良多。其取资正不浅矣。[1]”苏味道、李峤在于他们的初创，所言独到，开创特色；而李白、杜甫能够拓展诗歌，创建根本法则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人生遭遇、游览经历，还有唐朝兴盛动荡变化与个人的独特性情结合在一起形成的。

　　此外，罗万藻还认为诗歌是情致而发。他认为古人关于忠孝的言论，是因悲凉而激越的感情而编写的，有理有序；还有那些雄文博学的人，脱口而出有音律，应是天人感应之致。《诗三百》之后有《离骚》，《离骚》之后有诗文，诗文之后有词赋。屈原义兼亲贤，如果不是遇到上官子兰这样的人，也不会作出《离骚》这样忧怨之作，成就其以忧国忧民而流芳百世。他还以南宋爱国诗人谢翱为例进行论证。他说谢翱“以其哭不朽”[1]，后世评说谢翱诗集《晞发集》的水平直追盛唐。他认为，如果谢翱不是经历宋代灭亡，感于文天祥之死，也作不出这样的诗歌。因此，他提出：“由此言之，情不绝，语必不至。文字皆然，而况诗之道乎！[1]”

3 结语

在明代后期的背景下，科举考试的板式化逐渐禁锢了文人的思维思想，时文逐渐趋于僵化死板、生搬硬套，而诗歌地位不受重视，作诗全凭模仿，没有新意和灵气。作为汤显祖的弟子，罗万藻在文学上的一些观点都深受汤显祖影响，但又有其自我的思考和观点。在时文创作上，他以挽救晚明时文为己任，更注重时文的现实用途，师古不泥古，讲究“法”“理”“神”“气”结合，提倡创新。同时，作为明代的时文大家，他一生致力于时文，少涉猎诗，但也对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诗歌创作源于人的遭遇经历和社会环境变化，发乎性情，情致而发。而对于明代诗歌的衰败，在他看来，因为每一代文人专攻不同，明代学子致力于研究创作时文，所以诗文创作成就不高，简而言之，就是时代造就，人力有限。■

　　引用

　　[1] 罗万藻.此观堂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一百九十二册)[Z].济南:齐鲁书社,1997.

　　[2]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陈孝逸.痴山集［A].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四十九册)[Z].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4] 方苞.钦定启祯四书文·文武之政[Z].武汉:湖北崇文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