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医院前身是公元6世纪不列颠拉丁化时期所建立的教会医院，“hospital”一词也发轫于拉丁语hospitalis。中世纪时期医院并非是单一的疾病救治机构，而是集行旅接待、慈善救济、救治病患、宗教管束等社会职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实体，属于基督教的院内救济，宗教色彩浓厚。随着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的到来，英格兰的医院逐渐衰落，或是资金不足，地处偏僻荒凉而成为废墟，或是被拆除成为贵族或皇室的私人地产，或是幸存下来重组为救济院等，但其中一部分转变了职能，为学院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准备，英格兰医院的衰落与学院的兴起是14-17世纪英格兰经济模式和政治结构深刻变动的微缩反映。
自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医院大多由教会直接建立、依靠世俗捐赠维持运转，以宗教管束为核心职能，发挥着慈善救济的功能，依附于修道院。而在整个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教育中占据统治地位，对知识教育的高度垄断更是神权统治的重要根基，但随着12世纪以来市民阶层群体的壮大、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的强烈需求，宗教神学愈发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世俗化、平民化、专业化的高等教育成为时代呼唤的产物，而大学则是最合适的载体。需要注意的是，中世纪的神学教育与近现代的高等教育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关系，前者不会突然消失，后者也不可能突然出现，两者之间显然存在一种继承与发展式的过渡，医院向学院的转型便是如此。学院在旧社会体制的母体中孕育而生，吸收并转化着旧体制中历经现代化洗礼的良性残余，茁壮成长。
1 英格兰医院衰落的时代背景
在中世纪末期的14-16世纪，英格兰修道院的慈善事业一直处于日渐衰落趋势，最终因16世纪亨利八世实施宗教改革、解散所有修道院而从世俗关注中淡出。作为修道院慈善事业的载体，15世纪末、16世纪初时，已基本不再新建教会医院了，依旧残存的医院则呈现出普遍衰退的迹象，其社会救助和医疗功能也日渐退化。根据传统，教会组织作为占据欧洲土地的1/3并拥有什一税收入的存在，本应将其收入的1/4或1/3用于济贫。但因教会自身存在大量寄生人口，加之文艺复兴所导致教会体系世俗化趋势加强，其济贫经费实际上呈现出大幅度的下降[1]。16世纪上半叶，因宗教改革，医院更是几乎全部被废除，教会济贫事业发展倾颓之势可见一斑。一切迹象都在表明，医院此时在社会救济体系中的地位已远不如前。在教会为修道院的世俗化所采取的措施与社会整体变动的综合影响下，英格兰修道院慈善事业之衰落无从避免。
首先，医院是脱胎于教会的产物，教会体系的没落是造成修道院医疗慈善走向衰败的根源。修道院作为西欧宗教事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10-13世纪兴盛之后随即进入衰落期。虽然其衰落是在诸多因素叠加影响之下共促而成，但“天主教会大分裂”与西欧各国王权普遍集中背景下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无疑主导了这一进程。此外，中世纪晚期以来，社会宗教热情转向以及修道院中世俗成分的增加也使得院内原本的修道生活不再纯粹。《维多利亚郡史》中就有不少因贪污腐败所导致的医院衰落的例证，如坎伯兰郡卡莱尔的圣尼古拉斯医院便是因院长将医院公章据为己有，并在没有征得修士和修女同意的情况下责成医院向不同的人收取租金，于是属于这所医院的篇章很快终结了[2]。
其次，在中世纪后期，无论是救济院、麻风病院还是教会医院均普遍出现衰落迹象，这与社会捐助减少、资金短缺有很大关系。究其根本，中世纪时医院的资金主要来自社会捐助和医院自身的地产及经营收益，稳定性较差[3]。而医院的经费来源受限，在某种程度上便直接抑制了其救助功能的正常执行。再者，受治疗水平限制，缺少具体分工与专业治疗手段的教会医院并不具备现代型医院类似的医疗功能，它们实际上往往只能作为预防疫病蔓延的隔离场所，缺乏长足发展的先决条件。
最后，战争也是当时医院覆灭的因素之一。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内容，战争在王朝更替、阶级冲突、权力斗争和社会演变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历史这座庞大机器的发动机、推动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起到了齿轮的作用。[4]”从《维多利亚郡史》记载看，坎伯兰郡卡莱尔的圣尼古拉斯医院就未能在13世纪末爆发的苏格兰抗英战争中幸免于难，而切斯特郡的圣吉尔斯医院也沦为17世纪内战不可抗因素之下的牺牲品。
总而言之，教会医院在新旧事物的碰撞中显现出过渡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在14-17世纪教俗两界的激烈冲突中逐渐弱化自身的社会救助和医疗功能，最终与教会一同走向衰亡，而不得不转型。
2 医院转向学院
现代大学的直接源头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5]。大学是中世纪的特殊产物，也是中世纪留给后世重要的的文化遗产。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中世纪大学产生于12世纪，也有人认为产生于11世纪末[6]。大学出现后不久，学院（College）也始见雏形。1180年首个学院在法国的巴黎大学建立。这里所谈的学院特指学院制下的学院[7]，这些学院并不是按学科来划分的，而是将不同学科的学生融于一个学院之中。学院的规模不大，且每个学院都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拥有自己的教师、职员、校舍、基金、各种学习和生活娱乐设施。学院制使大学像一个由众多自治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大学和学院分工协作，共同培养人才[8]。学院制虽然源于巴黎大学，但却兴盛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格兰的大学里学院的独立性更强[9:129+264]。在英格兰医院向学院转型的过程中，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共有9个学院与英格兰医院转型产生了重要联系，其中牛津大学4个，剑桥大学5个。
这些教会医院的衰落为学院提供了办学场地。如牛津大学的默顿学院就购买了贝辛斯托克的圣约翰浸信会医院的一座庄园、150英亩土地、6英亩草场和4英亩牧场及附属物以及伊沃德的16英亩土地[10]，这无疑让默顿学院得到了更宽阔舒适的办学场所，推动了它的办学进程。
中世纪医院作为修道院的附属机构，其严格的宗教管束和医院管理模式对中世纪大学校园管理产生影响。医院作为修道院的附属机构，宗教管理和作息安排异常严苛：如位于赫斯福德郡圣朱利安的圣奥尔本斯医院遵循的《修道院章程》表明病人们的衣着（要穿包裹全身的黑色长袍和软底靴子）、日常生活、活动区域都受到极大的限制[11]。而早期的中世纪大学，“管理大学的权力一般隶属于教会”，且教会还掌握着报时的控制权，可想而知其为大学管理模式带来的巨大影响：牛津大学有着严格的学校规章制度，如固定的开门、锁门及宵禁时间，定时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等[9:246]。这是医院的管理文化在大学和学院中承继的体现。
由医院向学院转型还和教派纷争有关。1448年贝德福德郡的法利医院[12]和白金汉郡的吕杰斯霍尔医院都由于外来的宗教原因被亨利六世授予了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这里的外来宗教原因指的是约翰·威克利夫的学说，他的教义已经在牛津大学引发了混乱（如图1所示）。国王学院的创建者都是王室贵族，他们担心倘若大家听从威克利夫，就会在剑桥大学形成一个专为会读会写的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罗拉德派。他们不希望这样的异端邪说给剑桥大学带来影响[13]。于是亨利六世直接将这两所医院中的罗拉德派镇压下来，以此反过来增强剑桥大学中对罗拉德派的抵抗力。
图1 约翰·威克利夫，一幅16世纪的肖像
在医院向学院的转型过程中，也受到了王室和贵族很大程度的推动。对于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来说，圣约翰医院是其直接前身。大约在1470年，林肯主教兼大学校长托马斯·罗瑟汉姆考虑到院外人士经常对医院造成伤害，于是将大学会员的特权扩大到了医院[14]。有观点认为，早在15世纪时的圣约翰医院就因为享有这些特权，已经融入到了大学的机体当中，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学院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学院向医院的大转型是由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夫人和剑桥大学校长约翰·费舍尔在16世纪初直接推动的。玛格丽特不仅是一位强硬的政治家，同时还是学术与艺术的赞助者，伊拉斯谟称她为“神圣的女英雄”，而作为剑桥大学校长的费舍尔则是玛格丽特的私人神甫[13]。玛格丽特在费舍尔的劝说下，将新学院的选址放在了圣约翰医院，并为其留下了丰厚的捐赠资产。在圣约翰医院所在的地方建造一所学院的工程费用在5000英镑左右，在那个时代是个大数目。正因为玛格丽特的捐赠过于丰厚，以致于她的孙儿亨利八世都想来分一杯羹。玛格丽特过世后，费舍尔历经磨难，最终才为医院的解散和学院的建立争取到了教皇、王室和主教的许可[15]。1512年后圣约翰学院在圣约翰医院的土地上逐步建立起来。除了医院的小教堂以外，很多东西都是新建而非翻修的。厨房、餐厅和壮观的门楼在这块土地上建起来了（如图2所示）。
图2 圣约翰学院大门
总之，英格兰医院向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院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私人关系、教派纷争、财产争夺的漩涡当中，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历程，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医院向学院的转型也为学院提供了更广阔的办学环境，更严格细致的规章，以至于直接的生长母体，医院的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承继下来，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综上所述，医院的世俗化转型使其逐渐从最初的宗教慈善机构过渡到开始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地方实体，这既是宗教内部各种因素迈向现实的世俗社会的过程，也是宗教外部政治、教育、科学文化等不同社会要素陆续排除宗教支配与影响力，逐步实现宗教分离的过程。并且，医院在衰落以及向学院转型过程中积极迎合时代需要，无疑为世俗社会高等教育以及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动力。■
引用
[1] 向荣.论16、17世纪英国理性的贫穷观[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69-74.
[2] 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Cumberland: Volume 2[M].London: Victoria County History,1905.
[3] 邹翔.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英国医院的世俗化转型[J].史学集刊,2010(6):18-23.
[4] [西]胡安·卡洛斯·洛萨达·马尔瓦莱斯.从投石索到无人机:战争推动历史[M].宓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5]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6] 贺国庆.欧洲中世纪大学起源探微[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21-28.
[7] 范广欣.从“大书院”到“大学”:近代中国对university的翻译[J].江海学刊,2019(4):179-187+255.
[8] 刘宝存.牛津大学办学理念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4(2):16-22.
[9] 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1卷[M].张斌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10] 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Hampshire: Volume 2[M].London: Victoria County History,1903.
[11] 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Hertford: Volume 4[M].London: Victoria County History,1971.
[12] 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Bedford:Volume1[M].London:Victoria County History,1904.
[13] G.R.埃文斯.剑桥大学新史[M].丁振琴,米春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4] 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Cambridge and the Isle of Ely: Volume 2[M].London: Victoria County History,1948:303-307.
[15] 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Cambridge and the Isle of Ely:Volume 3,the City an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M].London:Victoria County History,1959.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