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涌入，先锋小说开启了对非理性精神与心灵真实的探寻、对虚构性与主观性的张扬、对艺术间离性与陌生化的追求，同时也让我们产生思考：文学的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在何处？本文认为所谓的虚构，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表面性的文学性的描摹观感，而应该是对现实真实的抽象与取舍。所谓的真实，不只意味着现实的、历史的真实，而更多包含的是社会性的真实、人物情感的真实以及人性的真实。
本文尝试以余华的先锋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例出发，探讨与解析文学的虚构与真实。
1 从荒诞不经的情节中游离出社会性的现实
余华深受卡夫卡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以及思潮的影响，《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其前期的作品，甫一问世便引起轰动。作品运用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创作手法，其情节的构思和突转荒诞不经，具有现实性的逻辑无法理解的荒诞感受，同时又有很强的现实暗示。所谓“荒诞”即为不合情理，不合逻辑和社会秩序的人和事。譬如文中的司机角色，体现了余华的一个创作观点：对常理的破坏。“我”对司机友好热情，给他递烟，他却粗暴地让我滚开；而当我凶他并强行上车，他却反而友好地请问吃起苹果，分享他的青春往事，与我结成如同兄弟般的情谊；当汽车抛锚时，司机毫不紧张地做起广播体操；村民抢劫司机的苹果时，司机仍然保持着轻松惬意的态度；当“我”为刚结的兄弟两肋插刀反而被打的鼻子挂彩时，曾经的兄弟不但不同情反而哈哈大笑；“我”被打得连爬起力气都没有时，司机居然把“我”的包给抢走，并且乘坐抢劫者的拖拉机离开；而文章中的人物总是莫名其妙出现又离开，没有前因后果的逻辑联系。
这种种情节从表面上看都无法用现实的逻辑来理解，也与我们的普世价值观大相径庭。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善良不一定得到善待，同行不一定共患难，面对欺凌对强者唯唯诺诺，对弱者转而重拳出击。
从个体的角度，司机作为社会夹心层次的代表，平日受人欺凌，习惯屈服于强者，面对村民抢走自己的苹果，他并不着急，甚至对为其打抱不平的朋友哈哈大笑甚至加入抢劫者的队伍。而这种弱者对于比起更弱的群体，便急于将压抑于内心的能量转移，以达到心理平衡，期望以此恢复其被践踏的自尊。文中情节的荒谬感，正是司机压抑自己与谄媚讨好这种扭曲心理的体现。
而个体的行为总是受群体行为的影响。从文章中司机与抢劫者组成的群体角度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用勒庞《乌合之众》中“集体潜意识”的机制理解，即进入群体中的个人，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在群体中的人受从众心理影响，会不由自主地失去意识，变成“动物、痴呆、社会主义者、幼儿和原始人”，而暴力、掠夺、血腥的行为应运而生。文章中的司机一开始与“我”同行，遇到抢劫者抢劫自己的苹果反而毫无反应，甚至在集体潜意识的作用下，与抢劫者建立起社会认同，开始恃“强”凌“弱”并抢劫了“我”的背包，其心理完全被同化，进行社会鄙视链阶层的弱肉强食。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讲：“在大部分情况下，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同的情况和压力下，决定自己的认同的。”
在群体的视域下，情节的摹写具有普遍性，我们发现这个十八岁少年的故事里的角色几乎可以代入任意群体的框架中去，小到乌合之众，大到地区和国家。从历史史实的角度来观察文章中情节的元素组成，少年人刚出门，觉得“他收了我的烟，就要让我坐他的车”，从中可以隐约可见看到前期中国与外界打交道时的幼稚心理；同样在被老乡抢苹果时，也可以看到上海孤岛时期苏联人把机器搬走的漫天火光。不同的视角可以看到不同的“真实”，表象虽然荒诞，却极其贴合历史中的社会鄙视链以及弱肉强食的社会规则。
在《虚伪的作品》中，余华这样讲述：“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与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从以上意义上理解，虚伪的形式可以视为表面的荒诞，而依靠“虚伪的形式”可以自由地接近社会性本质规律的真实。
2 以反差式的文学审美贴合十八岁少年的成长心路
如果细致地观察文章内容与形式的联系，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见其中存在的巨大反差。一天的行走被作者以轻松的语气讲出；汽车抛锚的事件可以引发如此丰富的想象；主人公已被打得流鼻血、遍体鳞伤，第一感受到的却不是自我疼痛，而是对苹果、汽车的感受，通过将汽车“人化”传达出个人纯粹的感受；而主人公一直在寻找的旅店竟然就在当下、就在身旁。文中有很多段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作家的置身事外，事不关己：
（1）这时有一只拳头朝我鼻子下狠狠地揍来了，我被打出几米远。爬起来用手一摸，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一样流。
（2）好些人跳到汽车上面，于是装苹果的篮筐纷纷而下，苹果从一些摔破的筐中像我的鼻血一样流出来。
（3）苹果撞在脑袋上碎了，可是脑袋没碎。
（4）那汽车的模样惨极了，它遍体鳞伤地趴在那里，我知道自己也遍体鳞伤了。
（5）我觉得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他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
（6）后来我就背起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起来。
作者以一种轻松愉快的笔调来描写文章中那些暴力血腥的情节，其本质是利用虚构的反差的文学幻象形成强大的文学张力与巨大的感染力，这种轻松的态度使得“我”所做的成人尝试与英雄义举显得滑稽可笑。但是细究这种内容形式不对应产生的荒谬感，将这种荒谬感受放在文章描写对象的语境下，放在十八岁少年的成长心理路线中，却是显得合情合理。
在远行之前，“我”幼稚而天真，缺乏处事经验，显得不够成熟：学着成年人的样子给司机递烟，认为司机接受了烟就代表他接受了“我”；对世界充满热爱，所有的山所有的云，都让“我”联想到熟悉的人，“我朝着它们呼唤他们的绰号”。而这种童真的自然的状态在走向社会后面临解体，在对世界付以热情后，“我”一遍遍受挫乃至遍体鳞伤。路途中司机的背叛、山民的劫掠等荒诞事件给了他当头一棒，将他原本的价值观摧毁重建，迫使他从一个童真幼稚的“自然人”转变为社会化程度高的“社会人”。
但“我”毕竟还是十八岁，仍然期待世界的美好，这次十八岁之旅不过是赋予他生命之多彩，开启其对世界、自我的一次崭新认识，但这种认识不是“粉碎”而是“重建”。用文章的话来说，他的“心窝仍是暖和的”，他的未来仍然具有无限的可能与希望。虽然十八岁的旅程中诸多艰难，发生了许多暴力血腥乃至冷酷的事情，但是以轻松愉快的笔调来处理，似十八岁的朝气，也似人到中年后的回望，对以往看淡经历发出的一声感慨。而这种反差式的文学描写，也代表着童真的“我”在与冷酷荒诞社会的碰撞中，终将褪去童真，完成“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化，更能贴合十八岁少年成长心理的真实。
3 用虚构的人物表象传达对人性的隐喻
文中的角色行为中，隐藏着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见，文字构筑成的表象下隐藏的是成人世界的交往逻辑。譬如司机一角，代表的是暴力群体下个体抗争的无力。在被抢劫苹果时，选择损失苹果明哲保身；在“我”挺身而出拯救苹果时，他袖手旁观，摇身一变成为看客，在被欺负的“我”身上寻求补偿性快感；在看到“我”的软弱后，意识到在“我”面前他是一位强者，于是转而抢走了“我”的背包，肆无忌惮地获得强者的满足感；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既具有寻常的看客心理和世俗化的愚昧，又有欺善怕恶的病态和圆滑世故的表象。
而山民的角色，同样引人深思。这些山民也许是作者余华心中“人性之恶”的代表。他们崇尚暴力与劫掠，看见抛锚的汽车便上前像抄家一样搬运苹果，“我”上前阻拦，反而遭到殴打，就连原本天真的小孩，也“朝我击来苹果”“拿脚狠狠地踢在我的腰部”。而在抢掠者之后，又迎来一批更大的抢掠者开始卸汽车，致使汽车“遍体鳞伤”，“每动一下就剧烈地疼痛”。余华自认为“暴力形式充满热情，它的力量源自于内心的渴望。”联系余华的生活背景，文革时期余华正念中学，从大字报的粗暴谩骂中看到人性的丑恶，那时的人们像这群山民一样暴力无情又无知无畏，他们从文革历史中穿越，成为余华笔下的山民，妄图劫掠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相比于山民与司机展示出的纯粹的“恶”，父亲则代表着“善”。他被作者刻画得温和可亲，用心良苦，就像阴天中的阳光，给读者以温暖的感觉。在“一个晴朗温和的上午”，递给“我”一个背包，让我去见识外面的世界。他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家门。“十八岁”就像一个分界线，自此“我”带着亲人的期望跨入现实的狭窄。这里的父亲形象映照的是在你尚无能力的时候给你提供指导的长辈角色，他们把“我”推出家庭的庇护，却绝非不怀好意，为的是让“我”独自迎接成人世界中的阴暗、陷阱与欺骗，以获得自我的成长。父亲角色代表着现实世界中的温情时刻，同时承载着现实世界中父母对孩子的期盼与爱。
余华正是通过虚构的人物表象来扩充现实的真实，传递人性的隐喻。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了陌生化与象征化的处理，他们各有象征，面具底下影影绰绰，潜藏着对现实世界人性的隐喻，也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体构成的群体，建构了人性的框架，承接着社会的欲望，情感与想象。
依照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的论述，“艺术如镜”，文学不过是社会真实的倒影，其存在本身即为社会的虚像，但是镜中的事物却能够最大化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由《十八岁出门远行》来看，虚构与真实看似互为镜的对立面，实则而是双向的，整体的。比起真实描摹，虚构的文学作品或许更能反映真实的本质性的存在，同样真实的内在本质亦能与虚构的情节相对应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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