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第一章“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中提到“礼部议定取士之法”，这个取士之法就是所谓的八股取士制度，文中的王冕评价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1]13。”此句下的黄评也指出这是“作书本旨”[1]13。许多学者正是依据这个“大义”，并结合正文中作者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揭露和讽刺将“八股取士”等同于“荣身之路”，并且把这条“荣身之路”的存在视为是读书人丢掉“文行出处”的原因。但是仔细分析王冕的这段话，可以发现八股取士、荣身之路、文行出处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
1 “八股取士”“荣身之路”“文行出处”关系辨析
首先，来看“八股取士”制度，八股取士是科举制度的一种方式，而科举制度是封建王朝通过笼络人才来治理社会，进而达到巩固封建政权的主要手段，它最本质的特征是“以利导义”，即“不事生产”的士子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然后依靠朝廷的俸禄来保证自己生存的需要，这是其“利”的一面。士子作为儒家所谓“道”的承担者，在通过考试进入国家的权力系统后应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务和责任，这是其“义”的一面。“利”是交易的筹码，“义”则是拿到筹码后需要履行的责任，这是科举制度实行的本意所在。而现在只将八股取士同“利”的一面（荣身之路）划等号，忽略其本身“义”的要求，显然失于偏颇。其次，对于荣身之路和文行出处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将“加入荣身之路”视为“丢掉文行出处”的充分条件，即不能认为有了“荣身之路”这个前提，那么文人就一定会丢掉“文行出处”，八股取士制度本身虽然带有“利”与“义”的双重特性，且二者之间并不相抵牾，但作为参与科举制度的主体——士子才是在“利”“义”之间的主要裁决者，换言之，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其意向究竟是在于“利”还是在于“义”，这是每个个体而不是制度所决定的，而正是大部分士子主动选择丢掉文行出处才导致了《儒林外史》这部讽世之作的出现。
明确了八股取士、荣身之路、文行出处这三者之间复杂微妙的联系后再审视《儒林外史》中关于科举制度的描写，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朝廷实行八股取士制度的本意被大部分应考的士子所消解了，他们单纯地着眼于科举制度“利”的一面而将“义”的责任忘得一干二净，而真正奉行八股理论的人却遭到了官方的冷落，不得进用。
科举制度的直接目的是通过考试选拔出能够服务于封建政治的贤能兼备的人才，八股取士的出现一方面是朝廷保证考试公平性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以《四书》《五经》为主的考试内容其初衷也是想士子通过对“圣贤经典”的学习，在入仕以后可以以贤人为榜样，并且将书本上的理论付诸实践，从而培养出能够效忠于封建社会的忠臣良将，“朝廷之所以优待士子者，以其读书明理，立品修身，是为庶民之坊表，且备登进之选，为国家有用之材也[2]。”将视野转向《儒林外史》中的“士林群像”，可以惊奇地发现，在《儒林外史》中除了马纯上和鲁小姐，几乎再难找到第三个符合八股取士制度所希望塑造的理想形象。
马二先生是八股取士的忠实信徒，他的身上有着赤诚和愚昧两种性格特征。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他坚信“‘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1]173，原因就是不“念文章、做举业”“哪个给你官做？[1]173”所以在面对蘧公孙、匡超人等后辈时，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推销他做文章、考科举的思想，“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1]200，游西湖一节，作者则完整地展现了在八股取士影响下马二先生的愚昧和木讷。从事实来看，马二先生的呆腐确实是科举制度所熏染的结果，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熏染不只是影响他愚昧的一面，同样也是他赤诚性格所形成的原因，而马二先生身上的这种赤诚性格，也正是朝廷采用八股取士制度所希望看到的效果。如高翰林所讲，马二先生是把“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1]422当了真的，与蘧公孙初交，却不惜倾囊为之消灾弥祸；同匡超人萍水相逢，却怜才助贫，赠送银两、衣服；即使是对骗过他的洪憨仙，他也依然捐资为其装殓、送殡，他的这种古道热场，不也正是八股文中的“圣贤教化”吗？虽然他明确表达参加科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但从他的性格可以推知，即使是做了官，他也是施行仁义的好官，而这或许也正是他科名蹭蹬的原因。马二先生治国理政的能力我们无从得知，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不会成为王惠那样的贪官污吏，社会上多几个马纯上，总要比多几个王惠强。同样地，鲁小姐的形象也一直被视作八股“毒气”侵入闺阁之中的表现，她虽是女儿身，却从小受父亲的教育学习八股文，小小年纪就能“肚里记得三千余篇”[1]141的时文，她自己不能参加科举，就一心把希望寄托于丈夫，在得知丈夫对时文也“不甚在行”时又把举业的“重任”交与儿子，“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鲁小姐看起来似乎愚昧可怜，但当蘧太守病重之时，她却毅然坚持大义，拒绝了母亲对她的挽留，来到蘧公孙家里，“上侍孀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条”[1]170将封建时代女性的良好品德都表现出来，就连评点人也不得不承认“勿谓时文朋友无能”[1]170。与此相比，郑老爹的女儿在回到匡超人乡下的家里时却因为“乡下做的事，她是一样也做不来”[1]253，最后急火攻心而死，如此说来，八股文固然有其流弊，但真正被八股文所熏染的人却也不能一概否定，他们可能不能与虞育德、杜少卿等真儒贤才相比肩，但也绝对不会成为王惠、严贡生、高翰林等社会上的毒瘤。如果说科举制度想要选拔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那么八股取士这种形式的最下限也应该是马纯上、鲁小姐这类无才而有德的人，他们的性格中固然有迂腐不化之处，但其身上的闪光之处也同样与“缺点”同出一源，然而可悲的是，在《儒林外史》中这类人物也寥寥无几，甚至说可遇不可求，那么可以就此怀疑，王惠、鲁翰林、高翰林等身上几乎没什么可取之处的“士”，是否真的受到了所谓八股“毒害”的影响？如果是，何以他们又和马纯上如此不同？
2 《儒林外史》中的士人在科举制度面前的异化
所谓主动性，是说《儒林外史》中的士子在科举制度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有选择遵守文行出处，保持自己文人品格的权利，然而纵观《儒林外史》中讲求科举的“八股士”们，无论是开篇的两个童生周进、范进，还是“提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的严贡生、匡超人，或是已经高中的王惠、鲁翰林、高翰林等人，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面对科举制度，他们是只言“利”而不言“义”的。对他们而言，“八股取士”只是他们进入荣身之路的一块“敲门砖”，他们所看重的是制度的工具性而不是教育性。从这点来看，一方面，朝廷想要以“八股文”施行教化的目的被瓦解，八股取士这场“交易”单纯地成为了这些人攫取利益的手段。另一方面，传统士子的那种“舍生取义”“士志于道”“出处有道”“通古今、辩然不”的品格和能力在他们身上全部都消失了，他们参加科举不再是为了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是只为了填满自己的一己之私，“文行出处”在他们眼中变成了“呆子”才去遵守的规则，本该成为为民请命的人现在反而成了百姓的煞星，在这一层面上，这些人已经不能再以传统文化中“士”的内涵来衡量他们，他们至多只能算“变质的士”。
第二，对于八股取士制度他们虽然各有各的说法，但是对于制度本身他们都是抱以坚决维护的态度的。这一点常被视为八股文对人思想的侵害，让读书人不讲真才实学，只知时文墨卷，其实不然，他们看中的只是八股文所带来的利益，而对于让自己曾经乃至将来获益的“捞金工具”，他们怎么能不去维护呢？至于学问，他们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即便是八股文的学问，否则他们就要变成马二先生了，所以对于从来就没有想过在真才实学上面下功夫的人，八股文又如何去“毒害”他们心灵和思想呢？在官场和社会中的投机取巧、油腔滑调、花言巧语就是他们从未“受害”的最好证明。
从以上论述可得知，《儒林外史》中那些“变质的士”们既违背了朝廷的意愿，又避开了时文之弊对读书人所造成的精神麻木、思想空疏，同时他们的行为对于自己本身作为“士”的身份也形成了背离，于是，在朝廷与“变质士子”的这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较量之中，八股取士本身的意义被消解了，因为科举制度本身带有的“以利导义”的性质被“变质士子”们单纯地替换成了“舍义取利”，而这既是士子主动丢掉文行出处的表现，也是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对于这群人来说，八股取士最大的害处不是“它”影响人，而是“它”被人所利用做了“选才之网”的漏网之鱼，成了“百姓朝廷的晦气”，而这种结果又绝对不是朝廷想看到的。
3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儒林外史》第一章中所提到的“荣身之路”是“变质的士子”们对八股取士制度单纯地“利益化”后所形成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能完全等同于科举制度，它只是科举制度“两面性”中的一面，而对于“文行出处”，尽管存在着科举大环境对于士子的压力，但其最终的丢弃仍是士子在“变质”过程中主动选择的结果，那么据此可知，吴敬梓写《儒林外史》的用意重点不在于科举制度对士子的影响，而在于士子在这种影响下的主观选择，在吴敬梓的笔下，“士子”始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把握儒林士子在大环境下的逆来顺受或是洁身自好或是大声疾呼，是讨论“荣身之路”和“文行出处”真正内涵的路径所在。■引用
[1]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 张寿镛.清朝掌故汇编[M].扬州:广陵书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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