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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真人影片《花木兰》对女性主义内涵的创新与女性价值实现途径局限性探索

时间:2023/11/9 作者: 海外文摘·艺术 热度: 13077
□郭洋 章安然 王晓萌/文

1 探索对象及问题

美国迪士尼真人影片《花木兰》(Mulan)于2020年在中国上映,该片基本传承了北朝民歌《木兰辞》的主题,描述了一个代父从军、骁勇善战的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事。虽然前期制片方和公司对电影投资巨大并进行了大量宣传为电影造势,但《花木兰》在中国上映后却备受诟病,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作为跨文化电影,该片可以视为西方人视角下对“木兰”这一忠孝两全的英雄形象及其英勇事迹的另一种诠释。随着时代的演变,女性主义的内容也不断完善。影片既反映了传统阳刚气质社会共通的特性,也体现了新时代女性主义的精华与内涵。本文通过对真人版电影《花木兰》的探索,从情节和立意来深入探讨影片中有关女性主义色彩的内容、中西方文化中女性形象及主体性的不同,在跨文化的视角下,从保留、创新、反思三个方面探索影片的阳刚气质女性主义,有助于探索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走出去”及全球传播的新路径。

2 阳刚气质社会与阴柔气质社会维度

文化维度理论是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提出用于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的理论。霍夫斯泰德基于40个国家的117000个问卷调查,通过量化的方法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先后提取出六个文化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长期导向/短期导向、放任与约束。其探索计算得出的阳刚气质指数显示:中国大陆得分66(排名11-13),美国得分62(排名19)。可见中美两国大部分文化价值观由阳刚气质主导,因而本文将具体从阳刚气质社会与阴柔气质社会维度对影片进行分析。

  霍夫斯泰德将情感性性别角色明显不同的社会定义为阳刚气质社会。该社会认为男性应该自信、坚强,关注物质上的成功;而女性则应该谦虚、温柔,关注生活的质量。而阴柔气质社会中的性别角色在情感性方面则相互重叠——男性与女性都需要拥有谦虚、温柔的性格品质,对于生活质量都很关注。可见阳刚气质社会对于两性的发展与表现拥有不同的期许,由此影响社会在不同领域对于性别规范的制定。在性别角色和行为规范方面,男孩哭泣易被嘲笑,女孩遇到攻击不应该回击。女性应该注意自己的名声,保持纯洁,男性则不用。在家庭领域,父母分工明确。父亲主要管理客观事实以及宏观层面事务,负责赚钱,母亲则需要处理家中的琐事,处理与情感有关的问题,负责照顾家人。在工作场所中,职业对于男性是必需品,对于女性则是可有可无;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男性比例高[1]。

3 阳刚气质社会中性别差异观念的电影情节体现

首先,阳刚气质社会在社会分工上明显主张男女有别。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男主内,女主外。”西方谚语中对应有“Men make houses, women make homes.”(男人盖房,女人持家)的说法。职业对于男性是必需品,对于女性则反之。这种现象在文化维度理论中被概括为“女性获得解放代表着女性被允许进入迄今为止男性占有的领域。”在《木兰辞》中我们可以看出为国出征奉献的皆为男性。木兰需要掩盖自己的身份施展自己的才华,为国效忠。她小心翼翼男扮女装十二年,以防被军队举报,犯欺君大罪。在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中,导演则设计了木兰假扮男性被发现的情节。花木兰智取敌军后被迫揭示了自己的身份,跪着请求将军原谅。而将军却不顾她为军队作出的贡献,性情大变,为她隐瞒自己的女儿身,称她是“冒牌货”“背叛了军团”“给花家带来了耻辱”“你的欺骗是我的耻辱”然后将木兰开除出军营。而后的情节中,木兰通过队友的劝说以及自己赌上性命的“将功赎罪”才赢得了皇帝与将军的认可。可见在阳刚气质社会,男女性大多固守着社会“约定俗成”的分工。

  其次,受社会分工的影响,阳刚气质社会对待男性女性的性格培养也有不同的要求。影片较乐府诗歌《木兰辞》和动画版新增了木兰与战友讨论心目中的理想女人形象,将这一冲突推向了高潮。战友们从女性的长相、身材、做菜好坏描述了自己的理想型。他们将女性视为附属品,甚至做家务工具在谈论,而不在乎她们本身如何。当木兰不以长相为重,提出自己心目中理想女人具备的三品质:勇敢、有幽默感、聪明时,却遭到了众人的嘲笑。一战友反驳便自恋地认为她是在形容他自己而非一位女人。场面瞬间达到冰点,在战友的解围下,尴尬才得以化解,这个话题也无疾而终。战友们在谈话中体现的价值观念符合霍夫斯泰德描述的阳刚气质社会另一特征:男性应该有责任感、有抱负、果决、有担当,女性应该温柔、细心、体贴。而木兰则认为女性应该具备与男性同样的性格品质。但这一观点仍不同于阴柔气质社会的特点——男女性都应该有责任感、有抱负、温柔、细心,男性也应该具备女性有的性格品质。

  由此看出,中美两国共同拥有以阳刚气质价值观为文化主导的社会背景,妇女们都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机会,进入到男性比例大的职业环境,甚至在家庭、职场、社会上仍受到不同方面的歧视(如言语冒犯、刻板印象等)与不公正的待遇。

4 影片对传统阳刚气质女性主义内涵的创新

在传统阳刚气质社会的背景下,2020年真人版《花木兰》相较《木兰辞》或是1998年的动画版,其中所传达的女性主义内涵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女性虽被父权社会压迫,但力量潜力巨大。影片初始便有一段木兰追逐小鸡、运用“气”的镜头,将木兰的天赋异禀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木兰的父母和邻居们却对此展现出了一种鄙夷的态度。母亲甚至直言不讳这样的女孩子没人要,会被人们叫做“女巫”的,“女巫”这个概念也由此提出。究其本源,人们对冲破性别桎梏的害怕,对社会稳定分工产生动荡的不安是产生“女巫”称号的原因。“只有男性才能战斗”“男强女弱”等刻板印象使得“气”强大的女人被视为异类。正如巩俐饰演的女巫——仙娘一样,她具有强大到足以扭转局势的力量,却不被父权社会欣赏或接纳。在与柔兰统帅布利可汗的对峙中,仙娘对他的“女巫”称呼不满,要求他改口为“勇士”,并威胁到“我可以在你眨眼之前把你撕成碎片”。而可汗却丝毫不害怕,因为他知道仙娘想要的是“一个你的力量不会被诋毁的地方”“一个你能被接受的地方”。仙娘越是展现力量,就越被压迫。正如可汗形容的那样,“被流放的狗”没有容身之所,只能一生流浪。女巫是绝对力量的化身,却无法挣脱父权社会的枷锁[2]。

  其次,影片强调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抗争意识。在传统封建社会的耳濡目染下,木兰一度无法直面自己的女性身份。在一次北魏与柔然的对抗中,木兰偶遇了彼时投靠柔然的仙娘。仙娘看穿了木兰的谎言,并多次询问木兰“你是谁”,木兰却坚定地回答道,“我是华军”。在这次激烈的冲突后,木兰终于顿悟了“真”的含义,于是“华军真的死了,而木兰活了下来。”木兰主动选择了接受自己的身份,并伴随着强烈的自我觉醒,冲破了性别的传统秩序。于是,她卸掉铠甲,披散长发,并跪在董将军面前,袒露了“花木兰”的真身。仙娘作为一个引导者,在木兰觉醒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独有偶,仙娘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觉醒的过程。她在意识到自己被利用的事实之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反抗,她争取了自己个人的自由,也多次帮助木兰击败柔然。最后,为了救木兰,仙娘义无反顾地冲去挡箭,在悲壮的抗争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5 对影片中女性价值实现途径局限性的反思

影片虽然在观念上向我们提出了缓解两性矛盾需要采取理智和平而非过激对峙的方式,但在影片中女性在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上仍借助了男性力量的帮助。

  女性自我价值实现方面,在电影中,木兰在凤凰的指引和帮助下,深刻领悟到“真”的意义,决定展示真正的自我,并最终以女性身份获得了社会的认可。虽然美国迪士尼公司对花木兰从“被动变装”到“主动变装”这一情节的改编体现了其女性主义的考量,但木兰自我价值的实现仍然是建立在男性身份之上,女性力量受压制的根源在于强大的父权制。男性身份实则是木兰获取社会地位的一张入场券,只有建立在女扮男装的基础上,木兰才能加入军营,接受军事化训练,以至于在抗击外敌时大显身手,最终获得皇帝赏识。凭借着伪装的男性身份,木兰向其他男性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并且在电影中,很多情况下木兰是借助男性的力量为自己做了铺垫。比如她去营救皇帝时,是她的战友为她杀开的一条道路,护送她前去保护皇帝;在统领即将把她开除时,也是军队其他男性成员为木兰求情,才得以木兰继续留下来,带队营救皇帝。

  阳刚气质的女权主义公开表示女性应该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机会。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女性的价值或者实现价值的机会是否一定要借助男性力量才能实现?

  虽然在电影中,木兰最终获得了和男性一样的地位或是成就,但导演刻意忽视了男女生理和实力的差距,过度渲染“谁说女子不如男”的价值导向,将木兰塑造成了一个单性化的角色,颠覆了传统两性角色的定位。木兰和其他战友一样每日训练,甚至能获得比男性还要充沛的体力,能够提着两桶水顺利登到山顶。无独有偶,这种单性化在父亲对待木兰的态度中也有所体现。木兰从小与众不同,经常闯祸,但木兰的父亲没有像封建家长那样时刻约束木兰。他在参军临行前夕托付木兰,为了家人,要勇敢起来,守好自己的本分并且担当起家庭的责任,特别是父亲在说到这也是为了他时,如同在对一个要担负起整个家族兴衰的男孩诉说着期望。显然,美国版的木兰形象有意地淡化其作为女性柔美、温顺的特征,而更加强调其男性化的行为特点和精神追求[3]。

6 结论

本文以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阳刚气质和阴柔气质以及女性主义内涵为基础,探究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在阳刚气质社会的背景下,对传统阳刚气质女性主义内涵的创新,同时也挖掘出影片在实现女性价值过程中仍需要借助男性力量帮助的局限之处。影片中的木兰有着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冲破了性别对立的传统秩序,体现出“男权”下“女权”思想的反抗,彰显了女性独立以及追求个人价值的形象。通过增加“女巫”这一形象,消解了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立场。但影片在情节背景以及身份认同方面仍体现出阳刚文化的特性,女性仍然在争取机会为自己发声。

  在女性话语日益崛起的当下,影片深化了对传统父权中心文化与性别权力机制的思考及批判,有利于我们思考当代中国女性的价值实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并为中国如何更好地塑造女性形象提供了借鉴。■

  引用

  [1] 荣楠楠.英汉谚语中的性别歧视[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7.

  [2] 任璇宇,任玲宇.西方女性主义视角下电影《花木兰》中的“女巫”形象分析[J].声屏世界,2022(1):120-122.

  [3] 汪景峰.从文化价值维度看中美花木兰之文化表达[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21,41(02):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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