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国译介对狄更斯现实主义的认识，具有强调大众化、探讨国民性等特征。这种认识具有批判抗战时期的旧文化、动员群众力量参与抗战、创立民族科学的大众文化、构建新型文学的作用，满足了抗战时期历史任务和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这种认识是对狄更斯现实主义丰富复杂性的选择性认识，影响到以后我国的狄更斯研究传统。
1 译介内容的大众化特征对狄更斯现实主义的选择性认识和影响
此时期的译介成果具有大众化的特点，多强调狄更斯对大众宣传教育的重视，作品在全世界的广泛接受，以及对群众的巨大影响。如《狄更斯的记者生活》中描写道：“他又有写作的天才，他决定研究当时所有的各种问题，并设法影响大众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迭更斯论》中说：“想把大众弄好一点的冲动，在诗和艺术的领域内也是不能动摇的冲动”，《从翻译狄更斯说起》也提到：“1941年，苏联出版的狄更斯作品已经超过两百万册，这些作品译成了十二种苏联的民族语言”“1917年和1936年间，俄文本出版了56种，共达一百零三万册”，《苦出身的狄更斯》中也这样说：“人们一见面就问，你看过这本书没有，不到两星期销路激增，突然跃至一万五千册，并且它的翻译遍布全球。”茅盾也曾介绍苏联儿童文学出版了狄更斯的专辑，观众冬晚上剧院热情观看狄更斯作品的上演，强调狄更斯作品在群众中广受欢迎。这种对狄更斯大众化特征的突出，同当时“民族形式”的论争有关。译介对狄更斯创作大众化特点的强调，无疑具有呼应文学大众化思潮的发展，推动民族形式讨论广泛开展的目的。译介对狄更斯大众化的强调是对狄更斯现实主义复杂性的简化与建构。狄更斯小说以报刊分期连载的方式，使普通民众以最低廉的价格就能读到小说，克服了以前购买整本小说价格昂贵的弊端，使他每期小说在英美获得畅销。如1859年，分期连载的《双城记》在美国南北双方的销售量达到二十万份。狄更斯还抓住城市社会的热点问题做题材以扩大销量，如《奥利弗·退斯特》是他第一部评论城市社会的小说，集中写了三个社会热点：“一是新济贫法制度的弊端，二是伦敦犯罪的邪恶，三是对儿童的残害。[1]”他集中写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变化与弊端，如法律、娱乐、教育、劳资关系、市政建设、贫富分化、精英阶层、特权统治等，批判资产者虚伪残忍和功利主义经济学，为底层民众苦难生活条件呼吁改革，很快成为名满欧美的畅销作家。正如路易斯·詹姆斯所观察的：“狄更斯以非主流形式写作的‘社会小说’很快受到关注”，可见狄更斯的城市小说一方面有干预现实的功能，另一方面具有城市小说的娱乐消遣性、商业消费功能，他的小说的大众化具有市民文学的通俗性特征，是英国商业化社会一种充满竞争性的娱乐形式。而译介对狄更斯大众化的强调，显然是服务于团结全民抗战的民族战争的，大众是保家卫国、一致对敌的政治性团体，他们对狄更斯小说的阅读，显然也是从底层人民生活苦难激发对压迫者的反抗的角度来阅读，是把狄更斯小说作为生活教科书的严肃文学来看待的。译介明显以民族战争中民众阅读的严肃文学，遮蔽了狄更斯现实主义城市小说通俗性、消遣性、商业性特征，完全取消了狄更斯市民小说市场消费品的买卖性质，把他“作为流行作家媚俗的一面过滤掉了”[2]。其次，狄更斯非常注重作品的销售量，常常为了扩大销售不惜改变增删情节人物，并且对竞争性威胁的小说家异常关注。如1847年与《董贝父子》同时出版的《名利场》畅销英伦名重一时，焦急的狄更斯在得知《董贝父子》销售以四万对六千的压倒性胜利时才安下心来。狄更斯对销售量的重视固然出于商业盈利考虑，但是销售量越大证明其人道改良思想接受者越多，才是其高度关注销售的根本原因。可见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大众性的目的是宣传道德教育、推动社会改良，从而保证英国社会的稳步发展。而译介对狄更斯现实主义大众性的强调，是为了反对五四以来精英文学的启蒙思想，建立民主的底层大众文化，是民族战争背景下不同阶层之争在文坛上的表现。因此译介又遮蔽了狄更斯现实主义的人道思想与社会改良目的，使其大众化成了批判五四精英文学、壮大底层大众力量的武器。
2 译介内容的探讨国民性特征对狄更斯现实主义的选择性认识和影响
此时期译介成果还强调狄更斯现实主义对国民性的探讨，突出他对民族性格表现得深刻性。如《迭更司的生平及其作品》中写道：“这些小说强烈地讽刺着当时眼光最明晰的英国人能一眼辨认出来的一种民族的弱点，——伪善。”《迭更斯的哲学》也提到“这个民族至少在表面上是愉快的，随遇而安的，很会自寻开心——说到未来，实是一种乐观主义者，整个民族和个人的无限乐观。”《迭更司的小说与艺术》中也提到幽默是因为英国人腼腆的天性所造成，这种民族天性使直接的批评难于被接受，只有通过间接婉转的幽默，批评才可顺利传达。此时期译介对狄更斯批判国民性问题的强调，又同抗战时期国内学界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有关。抗日战争以来，五四时期批判过的一些封建旧文化沉滓泛起，同战争的苦难相混合，使现实带上封建落后、愚昧麻木的压抑感。作家们反思传统历史文化，考察其优点缺点，挖掘其中的封建劣根性。他们把战争当成反思重铸国民性的机会，让战争洗涤历史文化中迂腐落后的成分，并寻找传统文化中优良坚韧的成分来促进民族的复兴。批判劣根性和挖掘生机活力，成为研究国民性问题的抗战文学的主要内容。狄更斯现实主义中国民性问题译介，显然是对抗战文学探讨国民性问题的呼应和强化。它使作家认识到现实主义不仅表现外在现实，还要表现内在的精神，不仅暴露客观现实的黑暗，还要展示人的精神疾病，挖掘造成精神病症的历史文化根源，从而使现实批判上升到文化批判，增加了表现现实的深度和文化内涵。译介对狄更斯批判国民性问题的引进显然是对狄更斯现实主义丰富性的选择性建构。狄更斯的确有一些作品对国民性的批判是针对封建贵族的，具有启蒙的反封建性，如《我们的共同朋友》开篇对贵族目空一切、骄横傲慢、眼界狭窄、僵化守旧形象的塑造，既反思了英国岛国国民特有的妄自尊大、思想狭隘、拒绝新奇事物的内在精神缺陷，又有针对旧贵族视野封闭、观念迂腐、冥顽不灵、被工业化淘汰命运的暴露，因此这类国民性批评中有反对封建阶层、肯定社会潮流进步发展的性质。但是狄更斯批判国民性的主体内容，是对英国工业化社会资产阶级国民性格中普遍弱点的展览和反思。如通过俾克斯涅夫对英国虚伪国民性的批判和展示，通过马丁家族对英国国民性中兽性利己主义的反思与无奈，通过董贝对英国国民傲慢天性的讽刺与批判，通过《奥利弗·退思特》对不列颠公民缺乏对弱者同情心、冷漠天性的愤怒与憎恶，这些批判把工业化英国国民性的主要弱点一览无余的揭露曝光，并且对当时国民内在心灵震撼强烈，引发了广泛深刻的同感与反省。如普里彻认为“狄更斯确实抓住了英国人妄自尊大这个喜剧”。林赛评价说：“他的作品包含整个民族形成的过程，阐明了一个民族成长过程中的一切痛苦，人与其伙伴以及自己本质的异化，以及用象征形式表达的最终统一的直观感觉”。雷克斯·华纳认为，狄更斯看到的亮光比一般人看到的更为强烈，看到的阴影比一般人看到的更为巨大，“用通俗的看法看待狄更斯塑造的人物，他们有着历史悠久的祖宗，这些人物的观众都喜欢作品粗犷有力的而不是精雕细刻的表现人性。”怀特认为，《小杜丽》说明“19世纪的英国是个家庭，这个家庭是按照监狱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儿的人们思想发了霉，精神处于残废状态，整个国家处于灭绝新鲜事物的静止状态，狄更斯世界说明“只要英国这一个家庭由坏蛋当道，无论是公众的生活还是个人的生活都会变成一团糟。”有人甚至对狄更斯揭露的资产阶级国民劣根性追根问底，发掘剖析造成国民性痼疾的各种社会因素。如乔治·吉辛分析了英国人冷漠残忍、对弱者缺乏同情心的天性来由，认为清教运动和产业革命，使人们把金钱财富和道德虔诚联系起来，体面人一定“要有一辆双轮马车”，“我们信任一个人，根据的是他证实无误的道德，我们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我们指着我们的财富为证”，因此弱者穷人常常因为道德不纯的嫌疑受到冷酷无情的对待。乔治·吉辛还以俾克斯涅夫为例分析了英国人虚伪天性的根源所在，英国人将道德堕落和隐瞒罪恶的危险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使他们心肠变冷变硬，但体面人的温文典雅和高尚可敬，又使得人们不得不将生冷僵硬的灵魂包裹起来，“虽然内心的一切可能硬化到无可救药，感情僵化成一个自我主义的小偶像，外表上总得拿我们尊敬的一切来装门面”[3]，这就造成不列颠民族举国上下表里不一、绵里藏针的道德虚伪性。显然狄更斯对英国工业化社会国民性的批判，是服务于其现实主义创作的人道主义道德教育与社会改良的思想基础的。他对岛国资产阶级傲慢、虚伪、邪恶、冷漠、狭隘等国民性的展示暴露，是对19世纪产业革命腐蚀18世纪传统基督教道德的控诉，“他喜爱他童年时代的英国，那个英国与其说是属于19世纪的，倒不如说是属于18世纪的”，他希望英国人在灵魂上恢复18世纪快乐英格兰时代的基督教美德，在19世纪高度工业化时代建立18世纪爱和美的理想世界。可见狄更斯现实主义批判国民性痼疾的要害，在于反对英国工业化、城市化对道德人性的腐蚀侵害，以消除资产者虚伪、傲慢、冷漠、狭隘的思想品行，恢复圣诞精神、伦理道德的人道主义传统，这是他以现实主义创作干预生活、兴利除弊、实现社会改良的实践行为，批判锋芒直指资产阶级恶行败德，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和社会针对性。而我国抗战时期对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动机，与狄更斯批判国民性的干预社会实践目的明显不同。全面抗战爆发后，反抗外族入侵、弘扬民族传统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过的封建文化的消极面也随之抬头，在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下，影响制肘着进步思想和抗战力量的健康壮大。这个时期文化界对国民性的批判，显然是继承五四启蒙主义民主和科学精神，消除愚昧麻木、苟且敷衍、颟顸马虎、油滑世故乃至封建迷信、迂腐伦理的再度兴起。因此抗战时期对国民性的反思批判，显然是新形势下的对国民精神的再启蒙，它试图借助全国骈手抵足、团结一致、同异族生死决战的特殊时期，对国民性中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再一次清洗，彻底消除几千年封建统治积淀的人性痼疾，使得国民灵魂的天生缺陷得以荡涤。因此它显然具有反封建文化传统的性质，是五四运动后新形势下的又一场全民性的文化启蒙运动。
3 结语
译介将狄更斯批判国民性视为反封建传统的文化思潮，为国内批判国民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寻找依据、扩大影响，这实际上是对狄更斯现实主义批判国民性的选择建构，即将狄更斯现实主义干预时代的实践行为，创造性转化为反封建传统的文化思潮，消除了狄更斯批判国民性的现实时效性，强化了我国批判国民性的思想抽象性，从而痛击了抗战时期封建文化逆流，深化了五四启蒙思潮的反封建成果，有利于当时国民思想素质的提高，推动了抗战中进步力量的发展。■引用
[1] 尹康敏.时代良知的呼唤——作为社会评论家狄更斯对英国社会发展的影响[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4(4):114-117.
[2] 童真.狄更斯与中国.[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285.
[3] 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248.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