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佳/文

　　在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中，不乏浓郁的男性文化色彩，浓重的大男子主义无处不在，男人占据着世界的主导，统领着一切，而女性群体常以被动、弱势的角色出现，其本身及诉求往往容易被忽视，没有话语权。本文从电影《植物园》这部影片入手，以片中的两位女性为例，分析影片中的女性形象，以此来探讨戴思杰影片中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生存状态。

　　古往今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男权文化占据主导，女性在各个阶段各个方面被忽视被埋没的状况时有发生，甚至被欺凌、被奴役。而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出现和发展，让原本单调的性别主导呈现多元化，并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模式和发展出路。在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中，也不乏浓郁的男性文化色彩，男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导，浓重的大男子主义无处不在，而女性则常常以被动、弱势的角色出现，其本身及诉求往往被忽视，丧失话语权。这部由旅法华裔戴思杰导演的影片——《植物园》，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传统观念主宰下的社会中一对女同性恋的故事，故事中的两位女性处在男权文化背景下追求自由、追求自我，最终注定悲惨的沦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本文通过分析影片中封建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形象，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探讨戴思杰导演影片中女性在男权文化背景中的生存状态。

1 浓重的男权色彩

自古至今，浓重的男权主义文化影响着社会,从古代便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男尊女卑的传统封建思想深入人心，并沿袭久远。男人之于女人，往往是主宰，是统领，是主心骨，是不可磨灭的存在，掌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女性之于男性，则是附庸的存在，往往作为从属和陪衬被忽略、被淹没、被遗忘。

　　电影《植物园》中所涉及到的两位男性，就带有极强的男权主义特质：一个是植物学家陈教授，是独断专行、严苛保守的父亲，也是个刻板的老中医，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饭桌上务必要有自己爱吃的鸭掌，必须喝雨水泡的茶，严格的定点计划，误了时间便迁怒责怪别人。女儿之于他，不像是需要关怀备至、悉心呵护的孩子，倒像是雇佣的贴身仆人，全身心全天精心照顾他。再来说说影片当中的另一位男性——哥哥陈旦旦。他是一名驻守西藏的边防解放军，与李明结婚后发现妻子不是处女，一怒之下便不分青红皂白拿起鞋底就往其脸上狠抽，并将其吊起严施暴行。李明之于他，不像是新婚燕尔的妻子，倒像是自家饲养的宠物，不高兴、不满意就随意处置。

　　这样的一对父子形象，一个是社会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是英勇无畏的军人，光鲜亮丽的表面身份背后直接映射的是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是典型男权社会下的男性缩影。

2 男权社会下女性的自我意识

男权文化造成了男强女弱的社会结构和格局，而女性也出于各种原因常常安于这种弱者的地位，长期的被动、压抑和漠视与内心的迫切渴望一旦被激发，便会迅速衍生自我的萌芽，进一步促使自我意识的觉醒。电影《植物园》中，陈安安和李明两位女性都作为男权社会的弱势群体，可谓是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她们的渐生情愫就是对陈教授和其儿子所代表的男权社会文化的强烈反叛。处在强权压迫下的相处反倒有种叛逆、自由、挑战权威的快感，影片中多个场景表现出二人试图打破庸俗的常规，所萌发的自我意识，比如李明被陈教授训斥后，陈安安模仿父亲严肃刻板的模样逗得李明哈哈大笑，相互打趣，虽大都是看似轻松诙谐的调侃，实则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寻生存的路径；再比如李明受到家暴后选择逃离，返回植物园与陈安安相聚，而不是逆来顺受，默默承受这预知的一切。如果说前者只是停留在语言上的不满，这个行为已然是实际行动对于压迫者的反抗，对于男权社会的反抗。她们内心对自由、对情感的渴望如同吸铁石一般让两人默契十足，同时也让彼此的心越来越近，感情步步升温，发展成永远不愿分离的恋人。

　　影片中相对隔绝的环境，对情感和自由的渴望，女性对女性身体的欣赏和爱慕这三个方面为她们深厚的感情埋下了伏笔，促使陈安安和李明她们在男权文化背景下自我意识的觉醒，下面笔者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2.1 密闭的空间

在电影《植物园》中，导演营造出了一个特定的相对于封闭的电影空间——在昆林（虚构的中国南方城市）一个植物学教授的家，从李明划船到植物园实习、父亲划船买报纸、哥哥划船回家采用的交通方式来看，这个植物园相对于外界、相对于当时的社会，宛若世外桃源一般，为后续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相对幽闭和隔绝的空间。而处在植物园最深处的植物暖房，更为密闭和独立，这也为陈安安和李明两个人的爱情埋下了伏笔。他们在这个密闭又相对自由的空间，相互寻找感情的安慰和寄托。而与此同时，陈安安的父亲一派封建式大家长的人物设定，大男子主义色彩浓重，独断专行，不可一世，“成为了催生女儿陈安安和实习生李明之间暗生情愫的必要条件；在植物园这个极少受到外界因素干扰的环境中，陈安安和李明形影不离的相处，又成为了她们产生好感的充分条件。在两个充分必要条件的相互作用之下，她们之间的情感也就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笃定的非对方不可的概念。[1]”

2.2 情感的渴望

在影片中，李明的到来改变了植物园原有的风平浪静，打破了陈教授家固有的生活模式，她与陈安安之间的同性恋爱最终导致了一系列悲剧。在《植物园》这部影片中，陈安安和李明所产生的情感，孕育于无声无息之中，日久生情，从悄无声息的姊妹友谊中逐渐升华。一方面，作为实习生的孤儿李明初来乍到，自打父母去世她便无依无靠，在幼儿园长大，她内心对情感的渴望无比强烈，直到在植物园里遇到了跟自己年龄相仿、无话不谈的陈安安；而陈安安的世界里很纯粹也很简单，但内心确是跟李明一样的孤单，她自小朝夕相处的家人就是她百依百从的父亲，显然她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可心人，全部都是以父亲为中心。而以陈教授和他儿子陈旦旦为代表的男权压迫，让陈安安和李明之间自然而然的形成了通向彼此内心深处的桥梁。至此，两个人情投意合，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两个人的距离由此拉近，好感倍增。

　　两人的感情愈渐浓烈，在朝夕的相处中，父亲陈教授也把李明视为儿媳的不二人选，而李明为了能够长久跟陈安安在一起，愿意委曲求全跟安安的哥哥在一起，这门亲事也就顺理成章，没有违逆陈教授，从而顺从了封建大家长的意愿。紧接着，李明因为丈夫的家庭暴力而逃回植物园，影片基调顺势变得轻松愉悦，植物园这下可谓是李明和陈安安的自由乐园了，她们终于可以天天相守在一起，虽然还在父亲的眼皮子底下，但她们同为女生，稍微亲密点的举动也稀松平常，不会太招眼，她们从此形影不离，相互怜爱。从陈安安逐渐忘记每天早上父亲都要喝的牛奶，再到后来手拉手去买菜，却忘了父亲要看的报纸，等等……陈安安对待父亲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温顺服从的小绵羊到开始反抗忤逆父亲，父亲在家中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他的权威统治地位逐渐瓦解：以前，陈安安唯父亲马首是瞻，她的生命似乎是围绕着父亲而存在的，照顾父亲的一日三餐、负责父亲的植物喂养、采购父亲的茶水糕点等，她就像一个雇佣的贴身仆人，悉心照顾着父亲的衣食起居，父亲高高在上，不敢违逆。简而言之，陈安安是依附于父亲而存在的，丧失自我，没有话语权。而后来，剧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陈安安的眼里心里只有李明，对其他的一切都心不在焉，将父亲往常的习惯都渐渐抛之脑后，父亲已经在饭桌上吃不到自己最爱吃的鸭掌了，因为李明不喜欢吃，陈安安也就不再准备，父亲得亲自去镇上买想看的报纸、买想喝的牛奶、吃自己喜欢吃的鸭掌……

　　男权文化社会下的女性结局和命运是悲惨的。最终，全剧以惨淡的悲剧结尾，陈教授一家家破人亡，影片最后接近尾声的画面里，往日如同绿植旺盛的生命力那样的黄绿色调也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黯然的灰色调。陈安安和李明情到浓时被陈安安的父亲陈教授所发现，不出意外，他暴跳如雷，拾起棍棒就打，结果气急败坏，心脏病复发，直到临终前他也不忘留下遗言，称杀死自己的凶手就是自己的女儿和自己的学生，而陈安安和李明也因此被判死刑。男权文化背景下女性身体和心灵的孤寂，“成为了描述女性选择同性恋背后的客观因素，她们情感产生的外因是男权社会的压迫，而内因则是欲望的满足。[1]”

2.3 女性身体的刻画

不同于传统影片，影片《植物园》当中对女性的身体进行了集中的呈现，对女性身体美的刻画也十分到位，通过暧昧和情欲的表达，体现出女性在面对同性情感时认识自我和塑造自我的过程。

　　陈安安在植物园的暖房中脚踩松香的画面尤为经典，镜头跟随李明的视角，“对准了正在踩松香的陈安安，在蒸炉氤氲的雾气中，摄影机通过李明的角度打量陈安安，从她赤裸白皙的双脚开始慢慢向上移动，陈安安脸上、身上充盈着发光的汗渍，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无袖衫，分不清是蒸气还是汗渍，已浸湿了白衫的领口，逆光的光线设置展现出女性完美的身体曲线，接而镜头又缓缓从上往下运动，陈安安的身体局部特写：脸部、颈部、胸部、胯部、腿部、脚部一一再现，李明一直和陈安安相对而站，帮安安在松香上慢慢加水，浓浓的雾蒸气、哗啦啦的流水声、细腻温婉的二胡声，与陈安安讲如何踩好松香的解说交织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充满情欲气息的画面。[2]”

　　李明在影片中多次称赞陈安安的美，无论是样貌、身体，还是精神层面，无论是细节之处，还是整体，李明对陈安安的爱都是浓烈的，是全方位的。同样，陈安安对李明也是如此。由此，女性对女性的欣赏也就此打破了传统男权社会里固有的模式，女性作为主体去审视、欣赏、爱慕常被贯之客体的女性群体本身。

　　影片中设定的故事时间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不久，传统的随着后来的改革开放，思想的多元化让潜藏在社会中方方面面的矛盾逐步显现了出来，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各种思潮相互碰撞。这部电影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就是所谓边缘人的代表：一个是处在严厉保守刻板的父亲强权管制下的陈安安，作为女儿还是保姆、下人，傻傻分不清楚，唯一共同的是无条件服从；一个是自小父母均在唐山大地震中丧生的混血儿李明，作为孤儿，她举目无亲，无依无靠。而越是禁锢的牢笼，越能衍生出浓烈的情感，在那个传统思潮占主导的年代，她们像是弱者的代言人，她们的举动被束缚、被限制，她们的思想被禁锢、被剥夺。

　　在这部影片中，戴思杰在通过对同性恋爱的故事描述，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影射出当时中国男权社会下的社会现实和两性关系，同时流露出男权社会下女性的生存状态。戴思杰用另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诠释了处于夹缝中生存的女性，不仅仅是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悲剧命运进行了刻画与揭示，更是站在全新的文化高度重新审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和此种文化背景下深刻的文化反思。■

　　引用

　　[1] 任丹墨.华语电影中的女同性恋现象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4.

　　[2] 陈培佳.东方“悦音”——〈植物园〉的音乐审美特征[J].新闻研究导刊,2016,7(1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