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市的三个主要街道为调查地点，运用SPEAKING理论对相关标牌进行分析，涉及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目标和效果、空间组织、多语主义类型以及基调。分析认为，杜尚别市官方标牌设置的统一和语码的丰富以及私人标牌的多样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其国际化发展。杜尚别市要想抓住“一带一路”的契机，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城市语言景观的建设必须得到重视。
1997年，Landry和Bourhis首次明确了“语言景观”概念，即“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1]。目前国内缺乏对国外语言景观使用情况的研究，塔吉克斯坦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已经完全步入了双语甚至多语的社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之一，我们有必要对其语言景观进行深入了解，以提供不可或缺的语言服务，促进相互合作。
本文运用SPEAKING模型来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关注参与者、目标与效果、行为次序和基调四个方面对杜尚别市语言景观的设置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1）杜尚别市语言景观有何特点；（2）如何能更好地推动杜尚别市多语社会的发展，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
1 调查设计
1.1 调查点
本文选取杜尚别市的中心街道即Ismoili Somoni区的Rudaki大街、Shohmansur区的Nosira Muhammada大街和Ayni大街作为抽样区。1.2 调查方法
（1）材料收集。使用相机对上述街道上的语言景观进行拍摄，共获得498个样本。（2）对材料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运用SPEAKING分析框架对各类型标牌的数量和比例进行统计，并对数据进行进一步解读。
2 调查结果
2.1 参与者
SPEAKING理论中的参与者包括创设者和读者。大部分语言景观研究关注创设者，本文同样关注于创设者。从创设者方面，语言景观区分为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调查发现：（1）杜尚别市的官方标牌以塔吉克语单语标牌为主，反映了塔吉克语在该市的主导地位，其他语言都是以辅助的姿态出现在语言景观里。在杜尚别市官方标牌中使用率排第二的为“塔吉克语+英语”双语标牌，第三的为“塔吉克语+俄语”双语标牌；双语和多语招牌总量与单语招牌的比例约为1∶2。（2）在私人标牌中，使用率最高的为塔吉克语单语标牌，其次是“塔吉克语+俄语”双语标牌。多语标牌中，以“塔吉克语+俄语+英语”的语码组合形式居多。（3）私人标牌的数量不仅远多于官方标牌的数量，其语码种类也比官方标识更加丰富多样。除了最常见的塔吉克语、俄语、英语以外，还出现了含有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土耳其语、汉语的语言景观，说明在杜尚别市，私人景观的设立是相对自由宽松的，并没有限制其他语言在城市里的发展。对比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使用情况发现，私人标牌中英语单语标牌的数量仅次于塔吉克语且明显多于俄语单语标牌的数量，但在官方标牌中，未出现英语单语标牌，说明英语语码在民间使用更加广泛，官方并不注重在语言景观中使用英语语码。
2.2 目标和效果
Kelly Holmes（2005）指出标牌具有多重功能：（1）表达功能；（2）指示或号召功能；（3）信息功能；（4）互动或交际功能；（5）诗歌的功能[2]。就在天南星妖拔下头顶双角，刺向我命门，准备跟我同归于尽时，一把闪着金光的梭子突然迅猛地飞向他胸口，自他身体里穿梭而过。
调查发现，官方标牌均为信息功能型。这一数据体现出了杜尚别市官方标牌的严谨风格，以简洁客观的语言提供场所信息。私人标牌中信息功能型数量最多；其次为诗歌的功能型标牌，此类标牌通常使用比较有深意的语言，需要通过对标牌内容进行分析解读来获取场所信息；表达功能型标牌仅1个，为一家汉堡店，意为“好吃”，此类型标牌用表达主观评价的形容词作语言标牌，旨在以个人的评价和偏好来影响读者的选择，达到宣传效果；另外，有151个语言标牌无法归入上述五种功能，这些标牌大多是以产权或创始人的名字作为标牌名称。杜尚别市私人标牌中缺乏“指示或号召功能”型及“互动或交际功能”型语言标牌。
2.3 行为次序
Huebner将行为次序分为空间组织和行为设置两个方面。空间组织在标牌中体现的是优先语码的设置，行为设置在标牌中体现的是多语主义的类型。Reh（2004）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多语主义：复制性、片断性、重叠性、互补性[3]。2.3.1 空间组织
调查发现，塔吉克语在双语和多语标牌中是优先语码的标牌最多，反映了塔吉克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势地位，是受到认可和保护的优势语言。英语在标牌中以第二优势语的身份出现，仅次于塔吉克语，俄语作为优先语码的标牌数量次于英语，说明英语相较于俄语在杜尚别市的使用范围更广。
2.3.2 行为设置
调查发现，官方标牌中双语和多语语言景观的信息呈现主要采取“复制性”的形式，说明双语和多语官方标牌大多用不同语言传达相同的信息。私人标牌中双语和多语语言景观的多语主义类型更加多样化，其中以“互补性”形式呈现的标牌数量最多，其次为“复制性”和“片断性”的呈现方式。可见私人标牌的设置更加随心所欲，较多使用不同语言表达不同信息。
2.4 基调
（1）单语：杜尚别市的单语标牌以塔吉克单语所占比重最大，塔吉克语的高比例顺应了以母语作为建设语言景观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反映出了对塔吉克语的的认同。其次为英语标牌，杜尚别市作为首都，接待的外国游客数量较多，英语的高流通性使得英语标牌为外国游客提供了许多便利。而除了常见的塔吉克语、俄语、英语外，还有土耳其语、法语、德语、哈萨克语、意大利语出现在单语标牌上。（2）双语：杜尚别市的双语标牌以“塔吉克语+俄语”标牌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塔吉克语+英语”标牌，排名第三的为“英语+俄语”标牌。除此之外还有“塔吉克语+德语”“塔吉克语+意大利语”“俄语+汉语”和“塔吉克语+波斯语”的组合形式。可见，塔吉克语和俄语在杜尚别市的语言景观中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塔吉克斯坦作为前苏联国家，其语言环境难免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而英语被塔吉克斯坦纳入到国民语言学习的范围之中，规定“将英语作为国民必修的第二语言”，这使得“塔吉克语+英语”标牌的数量明显多于除俄语之外的其他外语。
（3）多语：杜尚别市的多语标牌比重约占语言景观总数的十分之一，作为首都，杜尚别市语言类型还不够多元。其中占比最高的为“塔吉克语+俄语+英语”的组合类型。另外，样本中仅有一个“塔吉克语+英语+汉语”标牌没有呈现俄语，其余多语标牌中均有俄语呈现。
3 讨论
语言景观是国家的语言政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语言生态的反映，政府应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语言景观的多样化功能，通过语言景观建设助力城市国际化发展。3.1 从参与者的角度看，官方语言景观的语种单一不利于走国际化发展道路
杜尚别市的官方标牌大多以塔吉克语为主导，强化了塔吉克语在社会交流中的中心地位。但官方标牌中有的使用单语，有的却用双语或多语，无统一的语言使用标准与规划，这反映出政府缺乏城市语言管理意识。双语和多语标牌的使用现状反映出杜尚别市在国际化发展视角下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完善，没有足量的官方标牌进行指示，尤其是像公立医院、药店、涉外接待室等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的地点也大多仅使用塔吉克语进行标识，这会对不懂塔吉克语的外国游客产生困扰，影响出行。因此，杜尚别市在保护塔吉克语优势地位的基础上，也要考虑外国游客及本国少数民族的生活便利性，增加官方标牌尤其是双语和多语标牌的数量，发挥好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语言景观中的信息功能，同时也有助于城市向国际化方向发展。3.2 从目标和效果角度来看，杜尚别市语言景观的标牌类型不够全面、丰富
杜尚别市的官方标牌均为信息功能型，体现出了政府的严谨风格，避免了因信息不明确而产生困扰。私人标牌缺乏“表达功能”型、“指示或号召功能”型及“互动或交际功能”型标牌。私人标牌类型的多元化有助于吸引国内外读者，通过丰富语言景观的类型可以增加城市景观的趣味性，提升城市形象，杜尚别市语言景观在这一方面存在不足。3.3 从行为次序角度来看，塔吉克语占主导地位，国际通用语的应用还很不够
在杜尚别市双语或多语标志中，塔吉克语更多以优先语码的形式出现在标牌中。2009年，《塔吉克斯坦国家语言法》规定塔吉克语为民族语言，这一政策使得法律方面极大地保障和丰富了塔吉克语的使用，也使得塔吉克语在杜尚别市的所有语言景观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其在语言景观中的大量使用也反映出杜尚别民众已建立起一致的民族认同感。但是，对国际化发展来说，国际通用语在杜尚别的应用还很不够。值得肯定的是，大部分双语和多语景观以“复制性”的形式呈现，保障了各语种信息传递的完整性，有助于持不同语言的外国友人获取相关信息；但同时也应考虑到私人标牌中“互补性”多语主义类型居多对读者多语能力的高要求所带来的不便利性。3.4 从基调的角度来看，塔吉克语使用频率最高，英语为使用率最高的外语
无论是官方标牌还是私人标牌，塔吉克语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语码，其次为英语。塔吉克语在杜尚别市单语标牌中的高比例顺应了以母语建设语言景观的基本原则，而标牌上的语码选择除了能够体现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选择倾向外，也承担着传递信息、与顾客交流的作用。杜尚别市作为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接待的外国游客数量相对更多，英语作为全球流通最广的外语，是向在杜尚别市的各国读者传递信息的最重要的媒介语言，设置英语标牌为外国游客提供了许多便利。语言景观的设立者多采用英语作为主要外语，是杜尚别市发展为国际化城市的必然选择。英语的广泛使用，也体现出了杜尚别市面向国际、面向未来、潮流、现代的价值观，杜尚别市正日益成为更加多元化、国际化的城市。4 结论
良好的语言环境能够反映出该城市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生态及其包容性和开放性。目前从语言景观建设方面来看，杜尚别市的国际化发展水平还很不完善，杜尚别市要想抓住“一带一路”的契机，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城市语言景观的建设必须得到重视。■引用
[1] Landry,R.,& Bourhis,R.Y.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7,16(1):23-49.
[2] Kelly-Holmes H.Advertising as multilingual communication[M].British Library, 2005.
[3] Reh,M.2004.Multilingual writing:A reader oriented typology-With example from Lira Municipality(Ugand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04(17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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