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上下五千年，提及中国的文化气质，我们似乎更容易联想到汉唐盛世的国韵芳华，想到那抹浓烈大气的中国红，然而紧承其后的“宋型文化”亦是构筑华夏民族精神气质必不可少的一环。“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互为补充，一张一弛、一浓一淡，使民族气质得以平衡稳定。如果我们把“唐型文化”比作钻石与珠宝，那么“宋型文化”便是历史回廊中一颗熠熠生辉的夜明珠。与为人熟知的开放、外倾的“唐型文化”不同，“宋型文化”具有内倾、素静的文化蕴含与精神气质。本文首先以宋词、宋代文人书画、宋代服饰等为切入口，揭示“宋型文化”的独特气质，探究形成“宋型文化”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及宏观历史背景，阐释“宋型文化”气质对当下中国人的精神风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探讨新时代国人应如何珍惜并继承这优秀的文化血脉。本文旨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文化溯源提振人民文化自信，增强历史归属感，发掘传统文化精神气质的时代价值。
一、“宋型文化”恬淡、内倾的精神气质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这样评说：“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年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①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宋代文化是继中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学术界基于文化分析的范畴，将其界定为“宋型文化”，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时代特点。张岱年提及“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而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本文将从宋词、宋代文人书画、宋代服饰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领悟宋代的独特审美，感知并分析宋型文化中恬淡、内倾的精神气质。（一）宋词中的婉约淡雅——与唐诗作比
文学作为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对展现时代整体的文化风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唐宋文化的比较分析，往往会选取唐诗、宋词作为切入口，这种气质差异在唐代诗作与宋代词作的比较中即有体现。唐诗中不管是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还是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诗派，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种博大、兼容的盛世气象与豪迈、自信的文人情怀。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七首》，诗句间无不充盈着阳刚与壮美，映衬着盛唐时期的“专属豪情”。
反观宋词，词坛的主流转向“婉约”与“阴柔”。尽管宋代词坛还有由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人物的豪放词风，但早已与盛唐的壮阔截然不同，恬淡素雅、清新婉约成为宋词的内在特质，这背后也反映出两宋文人士大夫与唐人大不相同的心境和意绪。词人创作时，所倾注的感情中少了“唯我独尊”的傲气与昂扬的“主人翁意识”，内容中减少了对辉煌盛世的歌咏和对外部世界的赞美，而逐渐趋向于对内心世界的深入探寻。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中的“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极言临别相思之苦；李清照《一剪梅》中的“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将思夫之愁抒发得淋漓尽致。“淡烟”“冷月”“晓阴”“轻寒”，宋词中朦胧淡雅的意象极言文人的含蓄内敛，颔首、敛眉、一颦一蹙，宋词间流露出淡淡的忧伤，这都是与唐诗截然不同的、特殊的生命情调。
而在语言方面，口语化、抒情性强等特点也将宋词拉下“唐诗神坛”，张力逐渐减弱，反而更加亲切、更加亲民，像是从铿锵跌宕的交响乐变成深夜小女子的窃窃私语，打破距离感、敬畏感，而凸显和谐美、婉约美。与唐诗中的“歌颂”与盛世气象不同，宋词更倾向于个人情感的抒发、流露，以悲为美，更倾向于婉约抒情的表达方式，化忧思为内在力量。
（二）宋代文人书画
除了宋词，“宋型文化”内倾、婉约的精神气质还体现在书画当中。宋代书法，承唐继晋，上继五代，以苏、黄、米、蔡四大家为代表，打破前人法度，专门注重意趣，强调主观表现，从而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尚意”是清人对宋人书法风格的概括，尚意之风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禅宗“心即是佛”“心即是法”，影响了宋人的书法观念，而诗人、词人的加入，又给书法注入了抒情意味。
唐代的王维被称为文人画之宗，而宋代的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一文中正式提出“文人画”这一概念。“文人画”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
1.注重留白与写意
文人画家重水墨而轻色彩，讲究返璞归真、大巧若拙，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具概括性的语言（黑、白、灰三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文人画不重浓墨重彩，而注重“留白”之美；不求形似，而求神态灵动，就像丝竹管弦的“无声胜有声”，淡墨轻描，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意境与韵味便跃然纸上，留给后世观者极大的想象空间与丰富的审美体验。苏轼曾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宋代继承写意的技巧，注重意境的描摹，诗与画交叠融合，合二为一。
2.意象选用抒发情致
宋代的文人画不为物役、不被法拘，承载的是亦忧亦乐，表达的是真性真情。在意象选用上，文人画常以梅、兰、竹、石及烟云山景等作为描绘对象，而这些意象往往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紧密相连，梅花凌寒而立的坚毅孤高，幽兰的洁身自好，竹子的刚毅不屈，这些清雅、疏淡的景物具有高度的象征性，画家借此来表明志向，自我勉励，自我抒怀。
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以此文化心理为背景，两宋绘画的泼墨晕染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素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
（三）宋代服饰
在唐宋服饰的比较中，“宋型文化”的清雅内敛也得以明显体现。唐朝时期服饰色彩以浓艳绚丽为主，女子服饰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而进入宋代，服饰整体色调淡雅清新，很少用对比色，以简洁质朴、修身饰体为特色。
思想文化的影响体现在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其中理学对宋人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理学的影响之下，简朴与理性成为宋代服饰的主要审美特征。宋代的服装种类以“命妇之服”为主，主要包括衫、襦、袄、褙子、裙、袍、褂、深衣等多种服装形式。宋代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都收敛了许多。宋时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一般的百姓，都爱穿着直领、对襟的褙子，因为既舒适得体又显得典雅大方。
综上，纵观宋词、文人书画及宋代服饰，其典雅素静一脉相承，在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无不蕴含着“宋型文化”的独特气质。
二、孕育“宋型文化”的历史因素
文化的转型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其兴衰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文化气质往往与时代气质交融。分析“宋型文化”，自然离不开探求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捕捉塑造“宋型文化”的历史密码。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双重因素的驱动下，汉唐盛世的某些时代特征逐渐消退。
首先，在政治、外交方面，宋代一直饱受外邦欺压，无论是北方的金还是南方的夏，都对大宋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宋朝立国三百余年，二度倾覆皆因外患，国泰民安的盛世已不复存在，反而时时受制于外邦，处于危难之际。宋朝亦不具备唐朝傲视万邦、开疆拓土、四处征伐的豪情与魄力，而多了惴惴不安的危机感，这也使整体国风都由“外扩”转向“内敛”，转向自省与自保。
其次，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迁， 使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直接推动了宋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宋型文化”气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学的制约。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由于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故宋代文化不再像唐朝那般奔放外露，而是带有某种冷静克制、含蓄内敛的精神气质。这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敛的特点。
最后，宋朝士族、百姓心中的“落寞情怀”亦是“宋型文化”形成的原因之一。推动文化风格气质形成的因素中，“人”的主体作用至关重要，而这里的“人”既包括统治者、士大夫，也包括平民百姓。其中最能改变文化气质的，当属诗人或广义的“创作者”，他们将思绪情感付诸笔墨，作品流传至后世，能够较为清晰完整地保留创作年代的某些“历史真相”。创作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作家自身经历的实践活动，在国泰民安之时可歌功颂德，在国事动荡、社会阴暗之时亦会自觉地予以批判，或抒发内心的悲愤郁结之情。这是创作者的“良心”使然，也是唯物论应用于文学创作中的客观定律。而宋代整体政治、经济的下降走势，也使文人士大夫落寞情怀的形成具有某些历史必然性。南唐后主李煜的人生及创作历程就是极佳例证，盛唐气象的消弭与乱世之始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将李煜前后期作品的创作风格画下了一道清晰的分界线。在李煜早期的作品当中，我们读不到感伤①蒋勋：《蒋勋说宋词》（修订版），中信出版社，2014。，若言前半生是“醉生梦死”，那么后半生便是“亡国之痛”，繁华覆灭之后的转变，渗透进国家、社会与个人命运，交织成“宋型文化”整体的内在气质。
盛唐气象在五代十国交叠动荡中已走向没落，耀眼的光芒投射下来的阴影笼罩着光芒下的苍生。不及巅峰的无力与无奈感潜移默化地笼罩着文人志士，相继创作而成的作品及营造的社会文化氛围，均不会再现盛唐时期“歌咏赞颂”的主旋律，而更多的是转向在平静中寻求自我本体的立场，抒发个人的情怀，从而具有“内倾”倾向。
三、“宋型文化”对后世的影响与其时代价值
宋代文化具有强烈的兼容精神，影响了后世的审美倾向。唐宋时期社会变迁的最终结果， 便是平民社会的到来，与之相适应， 反映平民社会的文化也随之诞生，典雅、精致的唐诗向通俗、平易的宋词转变。宋代文化也可以概括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三个倾向，整体文化风貌上呈现出雅俗共赏的特质。一方面，精致典雅的士大夫文化（或称精英文化、雅文化）得到全面发展。宋代文人的风雅生活被概括为“四艺”——点茶、焚香、茶花、挂画。而这种“雅”的背后是一种“静”，生活审美的素静与内心世界的沉静。透过味觉、嗅觉、视觉、触觉来感知生活，追求精神世界的丰盈，进行对生命的内向探寻，这也与“宋型文化”的“内视性”相契合。
另一方面，作为“俗文化”的市井文化也有所发展。宋代一般的官员都具有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喜爱书画、古董、诗词，一般百姓钟爱戏曲，酒家林立，菜式繁多，民间的百戏、曲艺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内容、形式、场地以及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话本和戏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流传下来的话本推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
文学艺术的欣赏权限在宋代逐渐下移，门槛降低，传播范围广，而这不意味着文艺质量的降低，反而在市民生活中焕发新的活力，而这种文化下沉式的传播促使市民的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逐步提高，对后世文学艺术的繁荣产生巨大的推动力。而“宋型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也与中国及东方审美主流意识不谋而合，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溯源价值。
四、结语
“宋型文化”以文化性质而言，是士大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严谨含蓄、风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幽淡清新而收敛内省。如果宋代文化有气味，也许会是抹茶的清新或茉莉的幽香；如果宋代文化有颜色，或许是茶白、水绿与藕荷；如果宋代文化有声音，或许是月夜下的一首摇篮曲，池塘边的虫鸣和青山幽谷的溪水回音——这便是宋代文化，这便是典雅、含蓄、温婉的宋代风骨，这便是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一种精神气质。我们似乎总习惯于将唐宋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在盛唐气象的掩映下，宋代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扣上了“略逊一筹”的帽子。然而，正是沉静内敛的“宋型文化”，才磨砺并构筑了中华民族的风骨、气质、神韵。所谓“静水流深”，在宋代独有的典雅意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抹别样的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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