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岚/文

　　张思敏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裔新生代作者，1977年随家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她的作品主题包括探索华裔族群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以及文化生存状况。张思敏被称作澳大利亚的谭恩美，她一方面延续了华裔女作家母女关系和家庭历史的相似主题，另一方面她的作品中地方色彩和地方感、空间感十分突出。《爱的眩晕》以女儿的视角讲述了母亲潘多拉的一生。潘多拉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华裔中产家庭，从降生起就被视为不祥之物。为了弥补缺憾，她嫁给了华裔种植园主的儿子齐纳泰。1969年儿子索尼降生时正值反华骚乱爆发。为了给子女更好的未来，也为了远离苦痛，潘多拉执意要求移民澳洲。这一举动导致子女沦为多元文化下的牺牲品，潘多拉也在迷失和错位中日益消沉，最终她选择返回出生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潘多拉的悲剧命运无疑是早期华裔族群在以白人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社会下的一个缩影。她苦心维持自我身份的认同，迫切渴望构建以家园意象为主导的地方身份，最终却被各种扭曲的地方文化冲突碾压，并导致其地方身份的彻底解构。这种呈现出地方丧失的流浪主体也是华裔群体在西方社会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

1 家园意象的地方建构

Relph认为，地方的本质在于人主动将地方定义为人类存在的中心。人类天生和自己出生、成长、发生过重要经历的地方有着重要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个体身份和文化身份的重要来源。段义孚（Tuan）认为，地方最主要的功能在于生成一种归属感和依恋感。毫无疑问，家园被认为是对个体生活中最具重要性的地方场所——“是人类存在的中心参考点”。家园场所承载着离散华裔的记忆和文化渊源，早期的现实环境体验被离乡后的种种思恋、回忆、想象等内在化过程加以强化、改造。潘多拉的童年笼罩在诅咒的阴影中，被母亲扔给自己的姨母。在她的早年记忆里，谭夫人的豪宅是一副典型的华裔富商的氛围，充斥着早期华人文化里典型的特征：中式庭院，绿瓦房顶，处处雕龙刻翠，镂花镶金的红木家具，一身丝质衣裤、戴着各色翡翠首饰的谭夫人，还有吸鸦片的谭老爷。这些认知构成她最初对于家园的概念。然而家园的不稳定撕裂了她自我认同的发展。被打发回自己父母家后，为了不被再次扫地出门，她收敛个性，刻意迎合所有的人。林家小院是潘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最重要的场所，她在此生活的所有直接和间接认知，以及她对这一环境相联系的社区、邻里、学校等附加场所的体验，构建了她这一阶段的地方身份认知。

　　地方身份作为个体自我认同的亚结构从广义上是指个体对其居住的物质世界的认知构成的。这种认知包括记忆、理想化的情感、态度，价值、喜好、意义，行为的概念和经历，而这些因素与能够定义个体日常存在的外部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相关。个体对记忆中的家园体验认知，决定着他未来的归属感的形成，以及他在日后能否建构富有积极意义的生存目的。纵览潘多拉这一阶段的生活，不难发觉其悲剧的种子在早年已种下——除了一出生就被嫌弃的性别身份，她在家庭、学校、社区等场所同样经历着不被认可的边缘化体验。

　　Relph认为家园是人作为个体和社区成员的身份的基础，它不仅仅只是“个体恰巧居住的房屋”，而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核心。唐人街是早年华裔居住的社区，集中体现了华人文化的特色。在这片土地上，不同的宗教、价值观林立，各种文化混合在一起。在这块多元文化并置的土地上，潘多拉经历着不同的环境，这些不同的外部环境认知也就是潘多拉的“环境过往”。无论是被大哥唐纳德带到肮脏嘈杂的集市上唱歌骗钱的羞耻经历，还是在新加坡英国学校受殖民教育的体验，抑或她在阴暗逼仄的家里扮演孝顺女儿的角色，这些地方、空间的体验压抑了她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需求，使她在这一人生阶段对形成了对家园的矛盾心理——她渴望家人的关爱却屡屡受挫，她希望通过受教育改变现实，却终其一生也无法找到安放身心之所。H.M.Proshansky指出，在地方场所体验过程中，个体的需求欲望被满足的程度有所不同，地方满足个体需求的能力也各有差异。个体在这些地方经历后形成对外在客观世界特定的价值、态度、情感、信仰，而这些主观因素进一步塑造定义以及融入个体的地方身份之中。潘多拉饱受早期家园的疏离感驱使她逃离原生家庭，投入到并不适合的一桩婚姻中，然而潘多拉早年的家园体验认知是林家人享受不到欢乐，永远只有恶有恶报的阴影和悲凉的结局，这也为她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2 多元文化背景下地方身份的局外性

局内性（insideness）这一概念指的是个体或者群体对某个特定地方的依恋、参与和关注程度。Relph认为，当个体感觉自己是身处某个地方的内部时，他会觉得安全而不是危险，轻松自在而不是紧张不安。与之相反的则是局外性（outsideness）。当人感觉自己与他人和世界有着某种程度的疏离，即个体与地方疏远、分离，这种模式即为局外性。这一概念在分析人地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流散华裔族群长期漂泊在异乡，他们的局外性体验在异国他乡更加敏锐。潘多拉嫁到马来西亚的婆家后，婚姻生活带来的非家局外感并没有淡化，反而进一步被强化。婆媳共处同一屋檐下的尴尬、泰夫人对儿子的强烈占有欲和对儿媳的排斥，使她在这一新的家园里产生极大的疏离。在泰家，“她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空间，更没有自我。”她努力想重新建立自我的独立主体身份，想通过继续求学、丈夫的支持来获取力量，却屡屡碰壁。在这里，扭曲得令人窒息的传统思想和追求女性自我独立的新观念激烈对立。这种外部环境使潘多拉的地方身份被进一步边缘化，为了维持自我的稳定，她开始抽离出失去掌控的躯体，从精神上将自己置于家庭的局外。

　　在地方研究中，外部环境特别是社区、国家等概念与个体的身心稳定有着重要联系。华裔族群在海外多元文化背景的社会框架下，其文化身份的稳定发展受到外在诸多因素的影响。长子索尼出生时正值马来西亚“五一三”骚乱爆发，给当地华人心里带来巨大的阴影。这一外在环境的恶化，促使个体与地方的关系发生变化，个体的地方身份也随之改变。对于一心想逃离压抑的豪门生活的潘多拉，外在政治环境的恶化使其地方身份进一步受到威胁，也调动了地方身份功能中“调停改变功能”。这一概念具体是指当个体地方身份与外在环境发生较大差异，外部环境无法满足个体基本需求时所生产的自动防御保护机制。从婆母的家庭中搬离到马来的小镇是潘多拉无法应对压抑的外在环境时的自我保护；当马来西亚爆发动乱时，移民海外是她看来是最为合适的途径：澳大利亚能让她逃离无法满足自我认同的外部客观环境，从而寻求到新的地方场所，最终实现完整的自我认同和身份确立。然而，从一个相对险恶的多元文化地方场所逃离到另一个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多元社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潘多拉的难题。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改变外部环境的认知实现是建立在依赖（抑或强迫）乔纳的基础上，而后者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在外部环境的认知问题上并不认同潘多拉，完全是违心为之，这也为日后的矛盾再次爆发埋下了隐患。

3 无地方性的身份解构

真实的地方感是指个体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社区成员都归属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内部（局内）者。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即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纵观潘多拉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她的地方身份建构一直处于艰难崩溃的边缘，呈现出典型的无地方性模式。Prosckhy认为，个体在青少年人格形成的阶段经历的外部环境社会化过程也是个体形成“环境化过去”的阶段。这些认知包含如何使用、改变、控制、影响外部环境的能力，也包括如何应对环境的产物——人的技能。当个体缺乏改变的技能或权威时，他的认知会本能地转移到对他人的依赖来实现满足地方身份的需求。温蒂是她移民澳洲后不断想念的一个人物。不仅是因为温蒂与她曾经的友谊，更多的是她身上有着潘多拉缺乏的勇敢和主动。通晓世故的温蒂一眼预见了潘多拉未来婚姻生活的悲剧并多次警告她“这是在浪费她自己”，然而受过高等教育，“聪明、漂亮、有头脑、有无数机遇”的潘多拉却没有勇气去克服外在种种不利的因素。柔弱的潘多拉不管是对前程还是婚恋都没有强有力的决心和勇气去追求，移民澳洲只是从一个囚笼逃到另一个更大的囚笼。她的地方身份的局限性使她永远无法意识到，当个体希望缩小外在环境与个人地方身份认知需求的差异时，个体必须具备相关的能力和资源来实现这一改变。她只是从一个男人逃到另一个男人身边，希望情人能如电影中的完美英雄拯救她于水火。遭遇到理所当然的欺骗后，她的自我再一次受到严重摧残，精神状态陷入到更大的恶化。

　　潘多拉精神状态的恶化在移民澳洲后初现端倪；在女儿泰普芬眼里，“母亲的大脑再次出现一片空白……在那一瞬间，所有曾经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在精神不济的日子里，母亲就蜷缩在椅子里，无神地叮住窗外。她可以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小时，完全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在茫然的世界里越陷越深……任凭我们如何呼唤，都无法将母亲从她的世界里拖出来。”在遭遇情人抛弃、双目失明后愈加颓废。这种精神上的空白转移和幻觉实质上是她作为个体人无法适应急剧改变的外在环境而产生的精神防御性措施，也是她潜在保护和维持自我认同的方法。然而这种长期迷茫状态对她的子女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痛，也极大地危害着她的心理健康。在最终意识到移民对于是错误的抉择，她选择回到故乡，重现找到起点的地方。

　　地方身份实质是个体对所居住的物质世界的一系列认知的集合，影响着人与外在环境交流中看待、思考和感知的方式。当个体无法很好地保护和维持自我认同，并根据外部变化的环境有效调整个体身份时，个体的身心健康会受到威胁。潘多拉在踏上回归自我身份的寻根之旅后，所收到的外部冲击是她无法承受、更无法适应的。新加坡已经不复是她记忆中的家园，童年的地方记忆全部被现代工业发展泯没。面对着陌生的街区大楼，“她只突然感觉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可怕的世界，被不知名的东西包围着。”在这个曾经被自己认为是家园的地方，她彻底迷失，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地方丧失的无地方性击垮了她最后一点精神支撑，导致了她最后的自杀悲剧。

4 结语

真实自然的地方感在当前社会是建立个体身份、乃至社区身份的重要来源，更是流散华裔群体在多元化西方社会语境下有着切肤感触的认知。通过从地方角度对潘多拉这一文学形象的解读，本文认为，构建健康的个体地方身份是维持华裔乃至少数族裔群体的身心康健、建立完整的自我认同，最终实现形成特定的文化身份的最终目的的一项重要机制。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多元文化价值的冲击下，华裔群体与地方的关系在不断发生异化，地方体验丧失了原有的真实感，失去了与母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精神联系，又无法真正融入白人主流文化语系。在这种精神危机下，散居华裔如何颠覆主流话语的权威性，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完整的身份认同，地方理论或许能提供一些别样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