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文

　　汉代的书文化，汉代书之形态、著述、收藏整理、管理及传播流通，给当时的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现代图书事业具有借鉴意义。

　　书作为反映人们全部社会行为的载体，也是人们加深情感，获得知识，丰富社会经验的途径，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古今中外的人们对于书，给予很高的赞誉。本文拟就书在汉代的形态、发展、搜集、整理及传播流通等进行简析。

1 汉代书之形态

在汉代当时书写原料之一是简牍。人们把竹子、木材砍成狭长的小片，再用工具将其表面削制成平面，进而就可用笔墨在其表面上书写，写在竹简上的叫做简策，写在木板上的成为版椟，统称为简牍。汉简长度不一，据所写文字的内容、篇幅选用不同尺寸的竹简，如把法律条文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又称为“三尺法”，儒家经书所写简一般为二尺四寸，而用于写信的木版，通常只有一尺长，故信函又叫“函牍”。在当时，从事写作、创立学说、传抄经卷用竹简，因此简册成为册本的统称，版牍多用以公函、书札等。

　　帛书也叫缣帛，帛即丝织品。作为当时另一种书写文字材料与简牍并举。它柔韧光洁，容易着墨；舒卷自如，利于阅读；重量较轻，易于收藏。但缣帛成本很高，价格昂贵，很难在图书市场的书写材料中占据主导地位。

　　“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1]2513”随着社会生活、经济及文化快速发展，亟需新的材质来满足人们的需求，纸质材料便在西汉应运而生。据史载，成帝皇后赵飞燕曾用“赫蹏”裹药作书应劭注：“薄小纸也”[2]3992。当时纸张因制作原料原因，制作费用高，工艺较为粗糙，产量较低，不能普及，而不能取代竹简与帛书，三者而是并用。于是，到了东汉蔡伦总结了西汉以前的造纸技术，加以改进，制作成轻便、成本低的纸，从而改进了了书写工具。使纸成为人们日常普遍的书写材料，这不但提高了书写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大大方便了书写者的操作过程，简化了手续，减轻了负担。有力地推进了书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促使书籍的出版进一步便利了。

2 汉代书之著述

由于汉代书写材料的进步和开明的文化教育政策，书籍的产生如遇勃勃机，雨后春笋。

　　从著述作者来看，上至权贵大臣、地方官吏，下到隐士、方士等平民百姓，只要有一定学识水平，自成一家之言，都可以书面形式发表自己的思想主张，著书立说。朝廷大臣有西汉的丞相萧何著《九章律》，御史大夫张汤著《朝律》，东汉的尚书崔寔著《政论》，议郎桓谭著《抑谶重赏疏》》，地方长官有西汉的太守丞桓宽著《盐铁论》，东汉的太守刘熙著《谥法》。另外，一般人士也可著书，如西汉人士蒯通著《隽永》，东汉有隐士王符著《潜夫论》等。

　　从著述内容看，当时的书籍涵盖面广泛，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类西汉杨雄著《法言》，刘向著《谏营昌陵疏》，东汉仲长统著《昌言》，荀悦著《中鉴》等。农学类有西汉汜胜之著《汜胜之书》，东汉的尚书崔著《四民月令》，军事类有西汉韩信著《兵法》，东汉马援著《铜马相法》。天文历法类有关内侯耿寿昌著《月行帛图》，东汉有张衡著《灵宪》。历史学类有西汉陆贾的《楚汉春秋》，刘向《战国策》，东汉班固的《汉书》，荀悦著《汉纪》，赵晔著《吴越春秋》等。语言文字类有西汉时的《尔雅》，杨雄著《逐贫赋》，东汉刘熙所著《释名》，许慎著《说文解字》。文学类有西汉司马相如著的《子虚赋》，东汉有班固著的《两都赋》。医学类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目录学类西汉刘向父子的《七略》，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特别是汉代的哲学著作尤为发达，著述甚丰。西汉杨雄的《太玄》，毛享的《毛诗诂训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东汉有王充的《论衡》等。以上所列，充分反映汉代书籍内容已经大大冲破了先秦时期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局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多彩多姿的社会画卷，从而反映出了汉代书文化的成熟和普及。

3 汉代书之收集

汉初就开始图书典籍的收集，其收集方式是政府向民间收集与私人收集相结合。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几代皇帝日益加强了对图书的重视。汉惠帝时, 废除“挟书律”使图书收集合法化，同时预示了民间藏书的合法自由流通，为朝廷图书征集搜求提供了条件。从此以后，民间藏书屡献于朝廷，充实于秘府，至景帝时，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征集藏书的品种增多，力度加大。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派遗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更加丰富了汉代皇家的藏书量。由于皇朝政策的激励支持，让很多典籍得以流传于世。武帝期间大开献书之路，收集的决心和范围更广，开始向私人征募著作补充内府。这些收书、献书活动，极大丰富了当时国家的图书收藏。

　　汉代鼓励私人收集藏书，成就了许多藏书大家。在西汉有河间献王刘德，他从民间得到好书，必然要认真地抄写副本给书主，而留住书的原本，又加赐金帛以招求好书。造成各地有道德学术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有的把先辈旧藏的书，拿来供献给献王，所以得到的书良多，与汉王朝相等。河间献王刘德是皇室贵族，通过征书活动来弥补官府的不足，使散落民间的典籍得以回藏。东汉时的蔡邕，家内收藏书籍近万卷。在我国称得上是第一位藏书万卷的私人藏书家，晚年载数车书与王粲，传给其女蔡琰还有四千余卷。藏书大家曹曾家中，收藏的书籍有万余卷，光武初年，国内出现战乱，他怕战乱把藏书破坏了，就积石为仓来放置书籍，号“曹氏书仓”。从宗室、士大夫到富户百姓，这也是私人收集之所以繁荣的原因。

4 汉代书之整理

两汉时期在收集书籍的同时也很重视书籍的整理编撰。高祖汉始就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为礼仪，陆贾造新语，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3]3319”让这些大臣们分门别类主持整理编撰书籍。武帝时期，令军政杨仆整理了兵书，并编成成了一部专科目录《兵录》（早佚）。

　　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全面系统的图书整理工作当在汉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嗣父业。刘歆在父亲校订图书的基础上继续整理，将每篇叙录汇合在一起,编成一书名为《别录》。他参考《别录》的内容将图书分为诸子略、诗赋略、数术略、方技略、六艺略等六大类，每大类又分为若干种，共有38种著录图书 569家1326篇，外加一篇总论述的《辑略》，编撰成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学名著《七略》[2]1701。于汉章帝时，令班固、贾逸、付毅等人整理图书。班固在整理图书的过程中，于建初中撰写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汉书》，而其中的《汉书·艺文志》成为我国最早的史志目录学文献，成为继《七略》后的又一部汉代藏书目录。

　　汉灵帝熹平四年，议郎蔡邕整理六经，把六经校订一新，亲自书写，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石经还引发了捶拓方法的产生，此法对雕版印刷技术具有极大影响。汉代有很多私人藏家加入到了书籍收集整理中，代表人物经学家郑玄。他终生不入仕途，以整理注释古籍为业，博采众家之长，精心整理注释了此前的儒家全部重要经典，校勘文字，训释词语，钩玄提要，著为目录，其数目达60余种。

5 汉代书之管理

汉之初，在对书籍搜集与整理的同时也重视书籍的典藏管理，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来加强对藏书的管理保存。在西汉初，有宫廷藏书管理场所三处，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到武帝时“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4]905”因此，当时的藏书机构由中央政府部门的藏书和宫廷藏书机构组成。东汉时期，随着图书数量的增多，藏书场所又有所增设，宫廷藏书机构则有宣明殿和仁寿阁，政府部门的藏书机构大致有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仁寿阁等处。

　　至于汉代的图书管理人员，大多是兼职的，两汉设专官御史中丞进行管理。《汉书·百官公卿表》也对其职用作了明确介绍：“御史大夫，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垂，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1]725”东汉桓帝设置了秘书监一职，其职责是“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这是我国最早的主管藏书的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秘书监设官一人，秩六百石，其职主设东观。这是我国较早的主管图书的机构及管理人员，标志着汉代书籍管理制度的成熟。

6 汉代书之传播流通

由于汉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书籍管理制度的完备。人们对书籍需求的日益增多和人们对读书入仕途重要性认识的增强，从而促使形成了专门从事书本复制抄写的佣人和专业从事书籍交易的行业和市场，进而使汉代书籍传播流通更加便利。

　　佣书。佣书业是受人雇佣以抄写书籍换取酬劳的一种职业。它开始于汉代，在雕版印刷术没有出现时，当时书籍传播在抄写复制的情况下，佣书当为一种获取报酬的生存方式。当时从事佣书业的多为家庭贫困，而且有文化和书写功底之人，因其所抄写的书籍需要获得购书者认可。当时有官府行为、私人行为。汉武帝广开收藏书籍时，就设置书写之官，负责复制抄写重要书籍和著述。如《后汉书·班超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常为官佣书以供养。”当时有不少读书人，由于家庭贫困，为了能继续学习和维持日常生计，就以给人佣书来获取报酬，东汉的陈长次，白天在地里种庄稼，夜晚抄书来换取报酬，用以奉养母。

　　图书交易 （书肆）。汉时，随着社会文化典籍的丰富积累和人们对书籍的需求增加，于是专门出现了书籍买卖和书籍交易的市场。汉平帝元始四年，在长安城东南郊太学邻近的槐树林里，出现了一个定期聚散的买卖书籍等物品的交易集市，历史上称槐市。槐市作为当时的交流交易地，为学子们提供了极大地方便，促使他们“学术思想的交流”又便于交换买卖“经传书记”，起到了互通有无的重要作用。

　　进入东汉，出现了专门售书为业的书店称为“书肆”，它以谋利为目的，经营书籍种类繁多，既有儒家典籍，又有诸子各家的书籍。而且经营方式灵活，敞开售书，允许自由阅览，成为当时太学生及学子们常常光顾的场所，客观上方便解决了贫困学士自学求知的需求。东汉名家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1]1629”王充通过在书肆阅读卖书，使他熟悉各家各派的学说著作，最终成为汉代大家。可见“书肆”的出现，不单推进了书籍流通传播与利用，也促使了私人藏书事业发展的进程，更为大量的佣书人提供了生存空间。它承但着社会文化教育资源传播。

　　赐书也是当时书籍传播流通形式，帝王以赐书的方式奖励赏赐大臣，“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1]803；“永平十二年，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1]2486”赐书既是皇上对大臣的肯定，也有鼓励他们多读书的含义。

　　从汉代书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来看，尽管与当时专制政治有直接关系，其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但它客观上所获得的成就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蕴给当时的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不仅有利于了解汉代文化事业的成就，而且也进一步了解了汉代社会生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引用

　　[1] [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魏微.隋书·经籍志卷32[M].北京:中华书局,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