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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至上”——论小说《一九八六年》的叙事艺术

时间:2023/11/9 作者: 海外文摘·艺术 热度: 14144
□刘洋明/文

  余华小说《一九八六年》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重要成果。笔者以叙事学的理论方法为基础,对小说进行了解读与分析。并认为,《一九八六年》的主要成就之一就在于其独特的叙事艺术:客观的叙事中有评论干预,零聚焦中又有内聚焦,可靠叙述中又追求陌生化的效果,顺叙中又有时间的错位。从而也可看出余华早期小说的审美风格。

1 “冷漠叙述”中的评论干预

1.1 “冷漠”的第三人称叙述

《一九八六年》通篇采取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用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来讲述故事,没有过多地加入自己的感情或评论(但不代表没有评论干预),把这一切的感受都让读者自己去体验。正因如此,小说中的叙述者可谓是“冷漠至极”,不仅对疯子的自残毫无怜悯之情,甚至还津津乐道于此,似乎完全沉浸于对暴力的描写快感中,试举其中一段文字为例:

  “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了起来,像是在笑。……他不像刚才那样喊叫,而是微微地摇头晃脑,嘴里相应地发出沙沙的声音。那锯子锯着鼻骨时的样子,让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1]”

  这样的血腥描写直击着读者的感官神经,余华似乎迫不及待地要撕开人性温情脉脉的面纱。试想,如果采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主观的情绪和感受势必大大增强,就会打乱作家试图传递的意义。这部小说构建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暴力世界,让读者不得不对人类文明产生怀疑。余华在其宣言式的创作谈《虚伪的作品》中就如此写道:“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2]”

  1993年,余华发表了转型之作《活着》,其中明显的转变是叙述人称:由第三人称转变到了第一人称。余华在新版自序中解释道:“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其他什么也没有;可是当福贵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苦难的经历里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3]”由此可见,叙述人称的选择不是小事,它代表着作家将用何种方式来更好地实现与读者的交流。

1.2 叙述者的评论干预

上文讨论了小说里叙述者的“退隐”,但是通过仔细阅读文本,可以发现叙述者并不是没有评论,只不过这种评论干预比较隐蔽,它散布在作品的一些角落里。

  在小说的开头,叙述者在讲述了历史老师的失踪和数年后妻子改嫁以及女儿换姓名后,写了这么一句话:“那往事已经烟消云散无法唤回。[1]”这句话与故事情节无关,但叙述者忍不住要“跳出来”进行评价。它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这句话几乎奠定了文本的悲剧性:人们对历史、对痛苦遗忘得如此之快,所以历史老师变为疯子后的自残注定不被人理解。看似云淡风轻的描述却隐含着叙述者想要表达的内在价值与道德上的评判。

  小说中描写历史老师被批斗的场景时,叙述者讲到他站起来走向一块玻璃时如此写道:“那是一种凄惨向另一种凄惨走去。[1]”叙述者用了“凄惨”一词,明显包含着同情的感情倾向,他不免也要动一些“真情”:历史老师的遭遇是凄惨的,而这种遭遇不只是他独有的。教室的玻璃也是“一种凄惨”,因为这块玻璃是唯一幸存的一块,似乎隐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一种混乱不堪、人人自危的“凄惨”。

  小说里还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干预,就是叙述者在描述小镇的风土人情时,让读者看到的是在革命浪潮平息过后的安谧甚至是幸福的生活:“他们尽情地在春天里走着,在快乐里走着”[1]“十多年前那场浩劫如今已成了过眼云烟……他们走在街上是再也看不到过去,他们只看到现在。[1]”

  这样的评论干预就值得我们注意,因为隐含作者的意图并不赞同人们遗忘历史,这种“失忆”的行为是隐含作者要批判的。这是叙述者干预的一种反讽手法,不同于之前的评论干预,需要读者有所察觉。

2 叙述聚焦的变化导致文字的陌生化

2.1 聚焦者的变化及意义

在《一九八六年》里,聚焦者不是一成不变的,故事中的不同情节通过几个不同的聚焦者的角度表现出来。小说里除了叙述者自己在看,还通过历史老师以及通过女儿的眼光来看。

  先来看以女儿为聚焦人物的文本叙述。叙述者通过女儿的视角观察了母亲和继父以及自残的疯子,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本来平静和谐的家庭现在趋于崩溃瓦解边缘的状况——母亲已经神经质了,幽默温和的继父也变得沉默呆滞,而女儿自己也因为这样压抑的家庭氛围而痛苦不堪。其实疯子的到来给母亲的打击是最大的,而叙述者之所以不以母亲为聚焦者,一方面是因为叙述者刻意的“留白”:他始终不走进母亲痛苦的内心,不把这种感受写出来而是交给读者自己去体验,符合小说冷静含蓄的基调。另一方面则是强调了这种伤害对于下一代的影响,它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愈合反而在女儿身上中延续了下来。

  另外一个聚焦人物是历史老师。他变为疯子进入小镇之后有许多以他为聚焦人物的内聚焦叙事,但叙述者没有明显地讲出来,这需要我们来鉴别。试看描写疯子走在小镇里的这一段:

  “因为两旁梧桐树枝紧密地交叉在一起,阳光被阻止在树叶上,所以水泥路显得苍白无力,像一根新鲜的白骨横躺在那里。猛然离开热烈的阳光而走在了这里,仿佛进入阴森的洞穴。他看到每隔不远就有两颗人头悬挂着,这些人头已经流尽了鲜血,也成了苍白。但他仔细瞧后,又觉得这些人头仿佛是路灯[1]。”

  这一段看似是零聚焦叙事,但通过细读就会发现这不是叙述者正常的眼光,因为叙述者不太可能会把水泥路比喻成白骨,也不会把路灯看成是人头,那么解释为是以疯子的眼光来看的才比较合理。叙述者选用历史老师(疯子)为聚焦人物是有意为之的,这种非常态的视角聚焦,是为了让叙述趋于陌生化与不可靠,从而达到先锋小说倡导的颠覆传统写作的要求。所以,不时变换的叙述聚焦正体现了这篇小说的“先锋性”。

2.2 追求陌生化的效果

在《一九八六年》中,当聚焦人物是女儿时,文字畅晓朴实。而当聚焦人物是历史老师时,则变得陌生反常。

  如历史老师被批斗的这一段:“他看到自己正在洗脚,又看到自己正在师院内走着。同时看到自己正坐在这里。他看到对面墙上有一个很大的身影,那颗头颅看上去像篮球一样大。他就这样看着他自己。看久了,觉得那身影像是一个黑黑的洞口。[1]”在这里,正常叙事的话,影子不太可能被比喻成黑洞,正因为以历史老师的视角来看,影子才会是黑洞,这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历史老师已经恐惧到心理扭曲的地步,看什么都已失常。再如描写历史老师看到一个人上吊自杀时,叙述者如此写道:“过了好久他仿佛听到那人影低声嘟哝了一句——‘是你’,然后看到那两条胳膊举起来抓住了一个圆圈,接着似乎是脑袋钻了进去。片刻后他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凳子被踢倒在地声,而一声窒息般的低语马上接踵而至。[1]”这都有些颠覆人们阅读的常规,非要读者仔细品读不可。

  小说中不但有疯子眼中扭曲的景象,还出现了疯子臆想中的场景。如这段描写:“砍刀向那些走来的人的膝盖砍去了,砍刀就像是削黄瓜一样将他们的下肢砍去了一半。他看到街上所有人仿佛都矮了许多,都用两个膝盖在行走了。他感到膝盖行走时十分有力,敲得地面咚咚响[1]。”

  砍脚这一幕其实是疯子幻想出来的,小说中还写了疯子幻想割了人们的鼻子、生殖器、头颅等等。这样的文字大量地出现并且以细致入微的描写削弱了叙述的可靠性,加之叙述者并没有特别说明,往往上一段是真实的而下一段就开始臆想,这让小说读起来有“真假难辨”之感。

3 叙述时间的错位与变化

3.1 倒叙与预叙

小说《一九八六年》基本上是以顺叙的方式讲述故事,但也出现了“时间倒错”的情况。先来说倒叙,叙述者讲到“当时突然失踪的人不止她丈夫一个”[1]。在这里,出现了“当时”一词,之后又出现了“不久以前”[1]一词,这都是倒叙。这些倒叙对往事加以补充,使读者留下印象。比如叙述女儿的追忆是为了让以往轻松愉快的家庭关系与现在沉重压抑的气氛形成对比。

  预叙,指的是提前讲述某个从故事时间来说后来发生的事件的叙述手段[4]。

  在小说的开篇,母女俩在收购站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历史上一些残酷刑罚的名称及实施过程。刚开始读者也许不会太留意,但是随着在后面的阅读就可以发现疯子竟然按照纸条上写的刑罚对自己进行自残——原来叙述者在开头就已经有过提前的讲述,而这样残酷的刑罚从写在纸条里到发生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形成了一种叙述的张力。

3.2 偏好“重复”

纵观余华的小说创作,他对重复叙述有着强烈偏好。在小说《一九八六年》里,笔者将其中重复的话语或意象罗列如下:

  (1)“他看到自己正在洗脚”“妻子坐在床沿上”[1]。

  这样的话重复叙述了3次,前两次强调人物内心的麻木,后一次是疯子彻底清醒了之后的回忆场景。

  (2)辫子与红蝴蝶结。

  这两个意象被重复叙述了7次,对于疯子来说,这象征着妻子和女儿,也象征着美丽与希望。疯子不断看到或者幻想到这个意象是说明了他内心有对妻女的挂念,但是妻子和女儿却把他给遗忘了,所以这两个意象到后面就有反讽的意味。

  (3)疯子“一瘸一拐走进了小镇”[1]。

  重复叙述了3次,将时代“失忆”后的幸福与深沉的历史苦难进行对比。

  (4)皮球。

  重复出现了3次,象征着家庭与生活走向重新开始。

  (5)母亲听到疯子的“脚步声”[1]。

  重复叙述了4次,强调历史对于人物造成的巨大伤痛。

  (6)喊叫声、惊叫和吼叫。

  重复叙述了多次,突出无处不在的历史创伤。

  重复不仅能消解故事性,还能达到一种“平实中的深邃”[5],这在余华其他的先锋小说中也大量出现过。

4 结语

小说《一九八六年》表明了先锋派在小说形式上勇于探索与创新的一面。如今先锋文学早已退潮,其作品也不免有晦涩难读的缺陷。但是先锋派之所以走得这么远,说到底是对传统文学框架的一种反叛,更是对于当时僵化的文艺话语的一种反叛。

  先锋小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形式上的“逼真”从而走向了艺术上的真实,最终让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重新活跃了起来。在这一点上,就算是对先锋文学有不少非议的批评家们也是不能轻易否认的。■

  引用

  [1] 余华.《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 余华.虚伪的作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 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4]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 邢建昌,鲁文忠.先锋浪潮中的余华[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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