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自传性小说《女勇士》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展现了20世纪美国华裔女性所遭受的来自封建男权社会和美国主流社会的多重压迫和剥削。本文将运用边缘人物理论来对《女勇士》中边缘人物的塑造,边缘人物的形象特点和原因进行分析,探讨美国早期华裔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
汤亭亭(1940—)是最负盛名的美国华裔女作家之一,她的代表作《女勇士》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获得了1976年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非小说类奖,成为了华裔文学的里程碑。“该书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手法,丰富的文化形象和新奇的故事传说震撼了整个美国文坛,丰富了美国文学的内涵。[1]”《女勇士》的出现将美国的华裔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进一步奠定了她们在美国文坛的重要地位。巴拉克(Bolaki)认为汤亭亭是一位成功的文化翻译者[2]。在20世纪新中国成立初中国父权制社会和美国主流文化白人至上理念的压迫下,长期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的华裔女性遭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作品把美国华人被歧视压迫,贫困不安的生活现实与中国神话和历史中的传奇女性人物的英勇事迹巧妙结合,时而天马行空,时而细腻委婉,时而悲恸哀伤。
本文运用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和斯通奎斯特的边缘人物理论来探析《女勇士》中边缘人物形象的塑造,分析人物的特点、发展变化和产生原因,去理解洞察美籍华人在异质文化中的真实成长经历、心理变化和精神诉求。边缘人物理论诞生于20世纪初的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的30年代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形态。但是它真正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却是是在20世纪50、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之时。随后的二十年间又隐入到静默状态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多元文化运动掀起高峰时边缘人理论才再次成为主流学术界开始探讨的严肃研究课题。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帕克在1928年发表的一篇题名为《人类的移民与边缘人》的文章中,正式提出了“边缘人”的概念。他把该概念界定为两种文化对抗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人格类型:边缘人是夹在两种文化边缘的人,这两种文化并未完全渗透和彼此融合。帕克认为边缘人的特点是焦虑不安,适应能力不足,渴望被新文化拥抱但是又惨遭排斥的人。20世纪30年代,帕克的学生斯通奎斯特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边缘人理论,他指出,边缘性的产生不仅仅限于移民,教育和婚姻同样也能产生边缘人。《女勇士》中充斥了大量的边缘人物,汤亭亭通过对这些女性边缘人物的书写有力控诉了把她们边缘化的种种文化和制度,促进了华裔女性意识的觉醒。边缘人是《女勇士》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形象,通过对作品中边缘人物形象成因和特点的分析,能够更好的帮助读者理解华裔女性的艰难处境和其文化身份建构的努力。
1 无名女人
“无名女人”是《女勇士》开篇第一章,它讲述了一个悲惨而又恐怖的故事。无名女人其实作者父亲的亲妹妹,但是在父亲看来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无名女人的丈夫婚后不久就赴美讨生活了,她却和另一个男人私通,还有了身孕。村里人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天放火烧毁了她的房子,杀死了她的家畜。无名女人最后绝望地抱着婴儿投井,就连尸体也是后来才被人们发现。这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幕说明了封建权威的压迫者,即全村的老百姓,包括无名女人的亲人,也正正是吃人社会的权威捍卫者。他们用一套内化于心的准则为每个个体套上了枷锁,他们的话语和行为已经铸成了封建礼教意识形态的坚硬外壳。他们在无名女人的门上和墙上泼上家禽的血,放火烧了她的屋子。血与火,新生与死亡的对比交织的画面触目惊心。在旧中国,女人婚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婚姻大事也由不得自己做主,往往是听父母之命或凭媒妁之言,婚后则变成了丈夫的私有财产。丈夫对于她的人生具有绝对的主宰权,她必须要顺从和依赖自己的丈夫,细心操持家里的一切,哪怕自己的丈夫寻花问柳,或是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向,拳打脚踢,否则就会被冠以“不守妇道”的恶名。无名女人和丈夫成婚之后丈夫就去了美国,这场婚姻带给她的,除了一张临时拍摄的黑白照片,就是无尽的孤独与等待。这个男人可能会因为责任感而归来,也可能在海外又找一个老婆,另起家室,至于无名女人是否幸福,无人在意,周围人只在意她是否恪守自己的本分。在这场悲剧中,无名女人的亲人和村民们至始至终都没有给她任何辩解的机会和权力,这加深了她的沉默,也促进了群体的疯狂。“沉默实际上是权力运作的结果,更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3]”她甚至在整个家族不配拥有姓名,她冷漠的至亲不关心她所遭遇的痛苦,只在乎她的行为给家族的荣誉带来的影响,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她又何尝不是被自己的亲人杀死的呢?
2 月兰
小说第四章《西宫门外》和第五章《羌笛野曲》描述了“我”的姨妈月兰的悲惨遭遇。月兰按照父母的旨意嫁给了她的丈夫,但婚后不久,他就远赴美国。月兰的丈夫在美国站稳了脚跟,甚至还过上了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但是作为成功人士的他却隐瞒了自己的婚姻经历,在美国重新找了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做老婆。被重婚的美国丈夫抛弃了整整30年的时间里,月兰满足于丈夫每月给她的汇款和有仆人伺候,穿金带银的生活。在封建父权制为基础的社会权利等级体系下,男尊女卑,女人必须遵从旧式的社会道德,在精神上完全依附自己的丈夫。月兰自身已经内化了男权社会的的种种不合理,所以当“我”的母亲鼓励她去美国质问丈夫,要回身份地位的时候,她却犹豫不决,害怕不已,丝毫没有捍卫自己权力的意识。母亲认为姨夫只给钱让姨妈守活寡的做法卑鄙可耻,但姨妈却没有勇气以平等的姿态去讨伐姨父,因为她没有自我,跟自己的丈夫决裂就意味着她连所谓“妻子”的名分都保不住,将沦为毫无社会地位的女人。直到很多年后,月兰的姐姐勇兰挣够了机票的费用,并百般鼓励月兰来美国寻夫,月兰才敢来美国。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月兰遇到正在美国发展得顺风顺水的强势丈夫时,结果可想而知。月兰的丈夫认出她后说到“你来这里是个错误,你适应不了。在这里生活需要人坚强,你不行。我已经有了全新的生活。[4]”面对丈夫的抛弃,月兰的精神支柱倒塌了,她无法承受这种摧残,所以渐渐神志不清,最后被送到精神病院。在传统文化中,西宫是后宫嫔妃们的住所,而东宫则是皇太子和太后的住所,地位远高于西宫。很久以前,在宫斗中国失败的娘娘会被送到遥远北方的冷宫。姨父的新老婆是东宫娘娘,而加利福尼亚北部的疯人院最终却成为了姨妈的冷宫。姨妈是典型的中国旧式妇女,她没有独立完整的人格,没有自我意识,坚信男人具有无上的权威,自己只能是丈夫的附庸。作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不仅在美国寻夫失败,而且还淹没在一个思想文化、行为习惯和语言完全陌生的国度里,她无法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让人窒息的孤独感和异化感与日俱增,悲观与幻灭交织缠绕,自然会衍生出一个痛苦、病态的自我,所以注定只能在异国他乡日渐凋零。
3 “我”
饱受旧社会压迫的无名女人和姨妈的遭遇给“我”年幼的心灵带来了阴影,但是作为第一代华裔的子女,“我”却发现即使是在表面看似充满阳光和光鲜亮丽的美国,华裔移民也不过是被压迫和羞辱的二等公民罢了。身处在美国强势白人文化的压迫下,华裔群体整体已经形成了在压抑和迫害中保持沉默的习惯。“由于错位,一个十分活跃的自我意识可能遭到侵蚀,导致浅析,奴役,放逐或自愿离开本土……或者有可能遭到文化诋毁,或者收到自以为优越的种族或文化模式对本土人格和文化有意无意的压迫。[5]”在异质强势文化的折磨下,华裔群体的文化身份被无情剥夺,安全感缺失,压抑感和自卑感像鬼魂一样缠绕着他们,所以“我”的母亲说我们就像鬼一样是没有记忆的。母亲在中国是受人尊敬的医生,来到美国后就只能从事白人眼中卑贱的洗碗工。“我”作为第二代移民也无法躲开美国种族偏见和强势文化射来的明枪暗箭,在幼儿园的三年里因为不会说英语被老师无情忽视,工作时被老板冠以“黄黑鬼”的蔑称,也曾因为自己的华裔身份而被白人开除,自尊心一直在遭受着极大的伤害,以致于终身都在尝试在夹缝中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夺回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天真烂漫的儿童,本应是被呵护被关怀的对象,但是他们却因为自己的少数族裔身份被这个冷漠的国家排斥,他们的阳光,热情和创造力被无情地浇灭,换来之持续一生的精神创伤。“我”想抗争的不只是那几个愚蠢的种族主义分子,也不只是行为卑劣的黑心老板,而是这个冰冷的,粗暴的白人至上的社会。为了找到真实的自我,“我”把目光投向了神秘遥远的中国传统文化,尝试通过话语,在历史和现实的整合中来构建起自己新的文化身份。“由花木兰报仇的天真幻想到现实中激烈的反抗,最后期待着在打破沉默的歌声中达到某种和谐。[6]”“我”在对白人主流文化进行了质疑和解构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不断探寻建立起了自己新的文化的“根”。4 结语
汤亭亭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给她提供了创作的素材。作为边缘阶层的华裔美国知识女性成为勇敢的“文字斗士”,通过文学创作确立自己的身份,汤亭亭在白人世界发出了声音,表达了斯皮瓦克的“允许边缘群体说话的政治要求”[7]。她通过边缘人物的描写来揭露传统中国女性和美国早期华人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是对男权社会和白人特权的有利反抗,体现着华裔女性对于自我身份和价值的追求,她的作品对于促进美国社会公平正义和华裔女性觉醒具有重要的意义。■引用
[1] 程爱民.论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阶段和主题内容[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6):46-54.
[2] Bolaki, S.“It Translated well”: The Promise and the Perils of Translation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J]. Melus,2009(4):39-60.
[3] 陈志杰,常焕辉.论沉默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和功能——以《紫色》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04(11):79-81.
[4] [美]汤亭亭.女勇士[M].王爱燕,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5] 王光林.认同,错位与超越——兼论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2(00):166-186.
[6] 汤荣.《女勇士》——双重边缘下女性的自我属性建构[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7(6):94-96.
[7] 张喜华.论汤亭亭的文化身份建构策略[J].社会科学,2013(5):16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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