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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奠》与《好运的一天》人物艺术形象比较

时间:2023/11/9 作者: 海外文摘·艺术 热度: 14385
□张淼卓/文

  20世纪初,中韩两国深陷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中,两国底层民众忍受着日本殖民者的剥削和本国封建阶级的压迫,生活十分凄惨。作为底层民众的典型代表,人力车夫进入了作家们的作品中,《薄奠》和《好运的一天》都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力车夫形象。虽然两部作品中的人力车夫处于不同国家,但因为两国相似的社会环境,他们身上也表现出生活艰辛、命运悲苦;努力生活、积极向命运抗争;下场悲惨、家庭破碎的相似之处。

  进入近代以来,中韩两国同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韩国则完全沦为了殖民地,两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20世纪初,汽车尚不发达,人力车在亚洲各国作为主要交通工具被广泛使用。人力车风行是20世纪初中韩两国特有的社会图景,它像一面多棱镜,折射了中韩社会的多重讯息。在奔跑的人力车夫身上,既可以看到人力车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能发现人力车夫群体在这一异化的过程中所遭受的阵痛。因此人力车夫也吸引了许多作家们的目光,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作品纷纷涌现。

  郁达夫和玄镇健是20世纪20年代中韩文坛上的代表作家。两人所处时代相同,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作品中相似之处颇多。虽然目前对两位作家的研究成果众多,但对于其作品中的人力车夫研究尚是凤毛麟角,因此本文选取《薄奠》和《好运的一天》来对人力车夫进行比较研究。

1 《薄奠》和《好运的一天》中的人力车夫

尽管郁达夫和玄镇健处于不同的国度,但都不约而同地将人力车夫作为写作对象,还于同年发表了《薄奠》和《好运的一天》。处于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两位作家,都将写作目光对准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都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人力车夫的悲惨生活,他们笔下的人力车夫虽处在不同国度,但存在着很多共同点。

1.1 生活艰辛、命运悲苦

《薄奠》中的人力车夫,并没有因其努力生活而得到命运的眷顾,比起岁月,贫穷和劳累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更多。“看他的样子,好像有五十多岁的光景,但他自己说今年只有四十二岁。”迫于生计,人力车夫只好靠每日辛勤劳动来供养家庭。过度劳累,使得他看起来比真实年龄老十岁。“他身材本来很高,但是不晓是因为社会的压迫呢,还是因他天生的病症。”一般而言,人力车夫因在拉车时用力地奔跑,久而久之,高挺的脊梁也会慢慢地变弯。四口之家挤在一间小屋里,“外边天色虽还没有暗黑,但在矮小的屋内,却早已黑影沉沉,辨不出物体来了。”虽然人力车夫在偌大的北平有一处容身之所,但条件十分恶劣。在妻子买了布为他做衣服时,人力车夫却对妻子大发雷霆,数骂妻子不懂他的心思,并说道:“我们穷人,就是光着脊肋儿,也有什么要紧?”贫困的生活让他不能享受妻子正常的关心,其实他也深爱着家庭,但悲惨的现实让他无能为力,只能用责骂来回应他的妻子。

  《好运的一天》中金佥之已经十几天没摸到钱,全家人只能忍饥受饿。尽管饿着肚子,他每天还要拉车来养家糊口。雪上加霜的是金佥之的妻子还患了病。当妻子提到自己想吃牛杂碎汤时,金佥之则骂妻子“这该死的! 连小米饭也吃不得的,还要吃牛杂碎汤。”面对生病的妻子,本应该问医买药、细心呵护,但贫困的生活却让他没办法,也不能够这样做。人力车夫因没有文化和技术,只能像牛马一样卖力拉车。不仅收入甚微,难以维持生活,还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欺压。对他们来说,兵匪的拳打脚踢和乘客的白眼都是家常便饭。金佥之也遭受到了客人的歧视与侮辱。他在等待拉客时遭到了女子的嫌弃,女子的眼神里满是傲慢和不屑。在金佥之想要接过女子的包时,女子却一把甩开他的手,并恶狠狠地说道:“为什么这么讨厌,缠着别人呢?”当他和朋友抱怨时,突然把钱扔向墙壁,说:“这该死的钱!”虽然他因赚了很多钱非常高兴,但却把它扔掉。这表明着他在社会里所受的苦痛多么大,而且深刻地揭露了人的生活被金钱所主宰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1]。

  《薄奠》和《好运的一天》所刻画的人力车夫每日辛苦拉车,结果生活并没有丝毫改善。面对妻子的关心却大发雷霆,病重妻子的心愿也没办法满足。他们拼命劳动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是其他人的白眼与侮辱。“幸福都是奋斗得来的”,但他们的奋斗却并没有换来幸福,而是只能任人宰割,被榨干血与泪,徘徊在生死线的边缘。

1.2 努力生活、积极向命运抗争

人力车夫在中韩是下层人的代名词,是一个劳动强度大、收入微薄且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职业,与苦力、粪夫、清道夫相差无多,当时便有人将他们列为“夫役”一栏。人力车夫虽付出了辛苦的劳动,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社会地位仍然低下。据1934年实业部调查,北平有人力车40500辆,人力车夫8000人[2],尽管人力车夫社会地位卑微、命运悲惨,但他们都在努力地生活,积极向命运抗争。

  人力车夫多为家庭中的重要劳力,其拉车收入往往也便是维持生计的支柱。因为工作时间依个人情况而定,所以为了多挣钱,《薄奠》中的人力车夫晚上还在拉车。文中的“我”因喝醉了酒,半夜想要雇车回家时,又遇见了人力车夫。在人们都解衣而睡的深夜,人力车夫却仍在努力地生活。虽然生活贫困,但人力车夫却并没有浑噩度日,而是一直有个梦想,买一辆赖以安身立命的洋车。为了这个梦想,他每天早出晚归,努力攒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这是《薄奠》中的人力车夫执着追求的理想,也是他在不公平的旧社会中拼命挣扎的精神支柱。

  人力车夫虽然辛苦,但所得有限,作为家庭支柱的他们为生计所迫,即使风雨雷电天气亦不能停止工作。《好运的一天》中的人力车夫金佥之也不例外。虽然天气一直下雨,但金佥之并没有休息,反而是“好像飞似的跑”,一天赚了30元的巨款。金佥之在南大门不想空车回去,在停车场一直等待,最终等到从电车下来的人,冒雨疾驶了十里路。虽然金佥之也曾向朋友抱怨女客人的高傲,但他并没有向社会低头,不管白天黑夜地出卖着自己的血汗,渴望靠自己的劳动来改变命运,做着无声的抗争。

  在贫困的生活中,《薄奠》和《好运的一天》中的人力车夫并没有丧失斗志,相比于许多人力车夫意志消沉、自甘堕落,两位主人公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在困境时依然拼命劳动、心怀希望,不懈地与命运作着斗争。

1.3 下场悲惨、家庭破碎

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落后的经济、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使得中韩两国的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薄奠》中的人力车夫和《好运的一天》中的金佥之就是中韩底层民众的典型代表。即使他们拼命地努力生活,最后也都落了个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

  20世纪初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加上军阀混战,中国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薄奠》中人力车夫曾向“我”说道:“这个年头儿真教人生存不得。洋车价涨了一个两个铜子,而煤米油盐,都要各涨一倍。”拉车增长的报酬却并未赶上飞涨的物价,并且“洋车出租的东家,真会挑剔,一根骨子弯了一点,一个小钉不见了,就要赔很多钱。”“一天到晚拉车,拉来的几个钱还不够供洋车租主的绞榨。”人力车夫“脸上浮着的一种谨慎的劳动者特有的表情”,“他好像是在默想他被社会虐待是应该的样子,又好像在这沉默的忍苦中间,在表示他的无限的反抗,和不断的挣扎的样子。” 即使人力车夫用沉默对这个社会表示着抗议,用辛勤劳动向苦难命运作斗争,但还是没能改变悲惨的命运,淹死在了南下洼的大水里。后来在妻子向“我”描述这件事时,说道:“我……只怪他何以死的那么快。也……也不知他……他是自家沉河的呢,还是……”本来完整的四口之家,却因为人力车夫的去世,变得残缺破碎。生活本就艰苦的底层人民,在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后,很难想象孤儿寡母以后如何生活。并且“他死得太可怜了。他活着的时候,老想自己买一辆车,但是这心愿儿终究没有达到。”

  日本帝国主义在“三·一”运动以后,实行文化殖民政策。底层民众的生活由于殖民者持续的经济剥削日益恶化,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的生活也随之越来越贫困了。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金佥之的家庭温饱都是问题。虽然金佥之每天去拉车,但都是白跑,一连十来天连1分钱也没挣过。虽然某一天金佥之运气好,挣了很多钱,买了妻子想吃的牛杂碎汤回家,但一进门就感到不对劲。他为了掩盖这不详的预兆,一边骂自己的妻子,一边进屋里。但是,看到一直躺在被窝里的妻子一点反应也没有的时候,他才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发现他的妻子已经逝去,悲痛地好像疯了似地把自己的脸搓在他妻子的脸上说:“买来了牛杂碎汤,为什么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难怪今天的运气怎么这么好……”本以为努力挣钱就可以让妻子吃到想吃的牛杂碎汤,但回家后妻子已经过世,金佥之连妻子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妻子撒手人寰,孩子嗷嗷待哺,原本完整的家庭因为妻子的离去变得不完整,这幸运的代价太大,大到让人无法接受。

  《骆驼祥子》中曾说:“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薄奠》中的人力车夫和《好运的一天》中的金佥之又何尝不爱他们的妻子呢,但因为金钱、因为贫困,日常与妻子的沟通只能以打骂代替。在金钱社会下,在不合理的社会中,他们努力生活,换来的却是家庭破碎的悲惨结局。《薄奠》中的人力车夫的死,与其说是意外身亡,不如说是对社会绝望之后的投河自尽。幸运女神给金佥之开的玩笑,结局竟是妻子悲惨离世,没有喝到想喝的牛杂碎汤,甚至还饿着肚子就留下嗷嗷待哺的孩子撒手人寰。金佥之的悲剧就是当时下层劳动阶级所处的环境给他们带来的决定性的悲剧。

2 结语

在20世纪初的中韩社会,工业并不发达,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的底层民众多是人力车夫,因此许多作家都以人力车夫为题材创作了很多作品。郁达夫幼年生活悲惨,留学回国后辗转漂泊,生活窘困,步履维艰[3],因此对底层人民的心酸和苦楚有着深切的体验和了解,以饱蘸血泪的笔触描述了人力车夫的悲惨生活,从而揭示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以及造成他们悲剧的社会因素。玄镇健虽出身优越,但忧国忧民的情怀让他也十分关心社会问题。《好运的一天》以反讽手法揭示了殖民地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揭露了殖民地社会的罪恶,控诉不合理社会现实。因为相似的社会环境,《薄奠》和《好运的一天》中的人力车夫都生活艰辛、命运悲苦,但却努力生活、积极向命运抗争,最后却下场悲惨、家庭破碎。劳动人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反而生活日益捉襟见肘,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这一切都是因为日本殖民者的剥削、封建阶级的压迫和不合理的社会造成的。人力车夫们虽然也曾满怀希望、努力生活、积极向命运抗争,但还是改变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实在令人为之叹惋。■

  引用

  [1] 俞载星.《骆驼祥子》和《运气好的日子》的比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5):106-110.

  [2] 王印焕.民国时期的人力车夫分析[J].近代史研究,2000(3):193-217.

  [3] 张均.飘零寒士的心灵轨迹——论郁达夫回国初期的小说创作[J].福州师专学报,1997(1):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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