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培根以其技术哲学思想闻名于世，但却经常被认为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或技术功利主义者。事实上，培根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现代人所误解。他在《论古人的智慧》中，通过解读寓言或神话的方式，隐晦地传达了他对技术的谨慎态度。本文将重申并阐释该书中的三个代表性的神话，分别是“代达罗斯或技工”“普罗米修斯或人类的状况”以及“阿塔兰特或利益”，尝试勾勒出培根对技术本质、技术限度以及技术进步的看法。本文将要证明：培根并非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亦非狭隘的技术功利主义者，现代人不可轻易将当今技术问题的思想渊源归于培根。而培根的技术哲学思想，更是为当今世界正确发展技术的道路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因此，有必要重新解读培根《古人的智慧》中的技术神话，以澄清培根的技术哲学思想。
1 造物主与受造物：理解培根技术神话的关键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培根的技术观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无论他的哲学思想，还是具体行动，都表达了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培根在《新工具》（The New Organon）说：“在经验的真正途程中，在把经验推进至产生新事功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神的智慧和秩序作我们的模范。[1]”而培根的自然观同样是建立在其宗教观之上。对于培根来说，上帝作为造物主，而人与自然则是上帝的“神圣作品”，即被造物。然而，无论是现代或者古代的学者，大多强调了培根以技术来支配自然，从而促进人类发展的思想：认为培根某种程度上将自然拉到低处，自然成为了人类的“婢女”。这些学者们不但忽视了培根的宗教观基础，而且忽视了培根所强调的对待自然的前提：“要支配自然须先服从自然。”（《新工具》，P8）培根在《新工具》的第一章第一节中的第一条中明确说到：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他所能做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到的那样多，也仅仅那样多：在此以外，他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
《新工具》的中译者许宝骙先生在该书的这一节注释中指出，“自然的臣相”的拉丁文为“naturae minister”，英文译为 “servant of nature”。培根用这个词（naturae minister）来说明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因人生活于自然之中所以称“臣”，又因为人被上帝赋予了洞悉自然的能力故又可“相”。因此，人是在上帝创造的自然界中唯一有此能力的受造物。
对于培根来说，“发现可以算是重新创造，可以算是模仿上帝的工作。”科学的发现或技术的发明只是在“模仿”上帝，并不是“取代”上帝。人类只是作为“臣相”来管理自然的，那么科学的权力及技术的应用就不是无限永恒的，从一开始就内涵一个宗教尺度，即遵从上帝的意志，以此对待上帝所创造的自然之书。同时，培根认为人类应该回到亚当堕落之前的支配万物的伊甸园状态[2]。因此，人类运用技术对自然的统治就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有限度的、谨慎的统治，以此为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留有最高的地位及权力。
2 技术之为“迷宫”：关于技术本质的神话
培根通过解读寓言或神话的方式，隐晦地传达了他对技术的谨慎态度。事实上，《论古人的智慧》的主体内容便是培根解释蕴含在各种古代神话寓言中的道理。培根将古代及其神话置于崇高的位置，他在《论古人的智慧》（On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中说：“若尊重时代，古代作品应是顶礼膜拜的对象；若尊重叙述形式，寓言则一直就是各门科学的精华部分积淀而成的弧形。[3]”培根在此书的“代达罗斯或技工”一章中谈到了技术的本质。代达罗斯（Daedalus）是一个神话中使用技术方面的制造天才，却将技术的力量施展到邪恶之处。首先，他曾设计了一个装置，满足了国王弥诺斯（Minos）的妻子帕西法尼（Pasiphae）对一头公牛的爱欲，却最终诞下半人半牛的的怪物弥诺陶洛斯（Minotaurus），该怪物以聪慧的童男童女为食。接着，为了掩盖这一场闹剧，代达罗斯又设计了一处精巧的“迷宫”，用以保障怪兽的安全。而且，代达罗斯发明了精巧的线索，使他进入迷宫之后还能成功返回，即使国王想要严厉迫害却也无计可施。除此之外，代达罗斯既可以帮人做凶器，又可以帮人做金创药。最后，代达罗斯还教他的儿子伊卡罗斯（Icarus）飞行术，但他儿子从天上落入海中而死。培根如此评价代达罗斯所设计的迷宫。他说：所有巧妙的货真价实的技术创新都可称为迷宫，因为它们精巧细微、复杂多样，并且各部分之间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只有实验线索才能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设计迷宫的人同样展示了如何使用线索，这一点也没有偏离主题。
迷宫暗指技术的普遍本质，而实验是探索技术迷宫的线索。如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中所言，人类进行实验的目的，是从实验中找出事物发展的原理，再从其中“引出新的事功和实验”。而进行实验的人们，是以一个自然的“解释者”的身份出现的[4]。
事实上，如今的人类并非合格的自然解释者。吴国盛在《技术哲学讲演录》中谈到，现代的科学实验，基本上是一个对自然界进行“严刑拷打”的过程，强迫自然交出它的奥秘[5]。而这背后涉及对待技术的态度问题。技术乃是迷宫，它的善恶两面性具体体现在人类对技术的应用方式上。更进一步说，后者是基于人性的善恶两面性上。就神话而言，培根认为，尽管代达罗斯是“杰出的天才”，但是“本性不好”，他的才能被用来技术是用来满足“政治需求”，以及对人性欲望之满足的“迫切需要”，因此造成不好的结果。（《论古人的智慧》，P49）其次，代达罗斯既“可以帮人做凶器”又可以“帮人做金创药”，这暗指对人类对技术的“应用方式”（中译本为“用途”）具有两面性。“用意”“本性”“品性”“滥用”以及“不道德的发明创造”，这些培根的用词无不充满关乎人性的道德意味。
Heidi D. Studer在解析《代达罗斯或技工》时指出，培根并非技术乐观主义者，相反，培根十分关注技术被滥用的问题[6]。在培根看来，技术力量必然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应需要事先设置一些安全保障措施。其方式有二：（1）法律的追究。培根在神话中将“法律”比拟为国王弥诺斯，认为法律会追究技术使用不当之人。然而，技术作为迷宫的本质，会使这些人找到各种藏身之地，从而使法律的效力丧失。（2）利用技术本身加以反制。他以代达罗斯之子伊卡罗斯学习飞行但空中摔落一事为例，认为“过多的炫耀让它们趋于消亡”。也就是说，过度使用技术的人某种程度上是对神的僭越，会被自然及神的力量所惩罚。尽管培根同样在该章节中说：“在多数情况下，技术都可以消解自身的威力。”但对于目前的人类处境而言，技术的滥用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我们接下来讨论“技术限度的神话”。
3 技术之为“中介”：关于技术限度的神话
由上文可知，人性之恶会对技术进行不正当的滥用，因而需要对技术进行限制。而培根的技术观有明确宗教意涵在内，他在该书的第二十六篇“普罗米修斯或人类的状况”中明确指出：“技术的进步同时伴随着对神的信仰。”一般认为，普罗米修斯神话的“火”无非是指人类所需的“技术”。但培根对该神话的解读却有着独特的视角。他认为，虽然普罗米修斯带来的“火”帮助人类解决了许多生存方面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火”意指的就是技术。火是“助手的助手，方法的方法”，它起到某种中介或者润滑剂的角色。培根接着拿“普罗米修斯强奸米涅瓦”事件举例，认为因为“技术和知识使他们忘乎所以，试图把感觉和理性凌驾于神性之上”，而这必将导致“无穷无尽的烦恼和痛苦”。因此，人必须“虚谨慎地区分神性和人性，分清理智和信仰。”培根举出普罗米修斯盜火的寓言就是为了说明：技术是通往神性的中介或中转站，而宗教中的神性限度则是技术应用之界限。人类企图以技术企图超越神的位置，会最终达到痛苦之中。
自然无疑是充满神性且需要得到尊重的。正如上文所说，培根的自然观是建立在其宗教观之上，人和自然都是上帝的“受造物”，人以自然的“臣相”和“解释者”的面相出现。培根对某些“大肆颂扬人类的本性和现行的技术”的人提出批评，认为“这些人首先缺乏对神性自然的尊重，狂妄自大，找机会要与完美的自然比试高低。”事实上，在宗教尺度的影响下，培根在面对自然这部上帝的作品时，所真正实施的是一种谨慎、虔诚的理智统治，而不是近代科学所号召的肆意征服、拷打与奴役。
4 技术之为“塞壬”：关于技术进步道路的神话
培根认为，技术可以获取自然的奥秘并为人类带来福祉；但人类也可能会被技术所“引诱”，因为技术犹如“塞壬”。在技术进步与应用方面，培根虽然提倡技术进步，但并不提倡人们因为某种利益而发展技术，他认为这样会适得其反。他以《论古人的智慧》中第25篇“阿塔兰特或利益”的神话中表述这一看法。在这篇神话中，阿塔兰特（Atalanta）以跑步闻名于世，而希波墨涅斯（Hippomenes）要和他进行比赛。按照规定，假如阿塔兰特获胜，希波墨涅斯将会被处死。希波墨涅斯知道自己没有胜算，于是携带了三个金苹果用以作弊。比赛开始之后，阿塔兰特领先，但希波墨涅斯随即向跑道前方扔岀金苹果，阿塔兰特被金苹果所引诱而偏离跑道，此时希波墨涅斯便追上了她。但阿塔兰塔很快又追回并再次领先。于是希波墨涅斯又两次扔出金苹果，并最终获取比赛的胜利。
培根坚信，人类所掌握技术是有能力迅速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但正如寓言中的阿塔兰塔一样，技术之所以发展如此缓慢且总是偏离“正道”，是因为人们会忘记“初心”，被技术“前进”所带来的利益和暂时的好处等“金苹果”所引诱。在当下的时代，培根的这一见解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当今世界在技术“前进”的歧途中埋头狂奔。由“技术救赎论”带来的利益与力量牵引着人类的进步方向。在经济方面，技术在商业的带来的经济利益的趋势下发展的；而在科技方面，技术是基于一种军事技术的力量或科学技术目的论的。然而，技术并非一味地“前进”就好，人类因为眼前的利益而蒙蔽双眼，使得技术进步的道路偏离正途。培根使我们反思，我们如今是否走在正确的“技术进步道路”。
因此，培根并非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亦非狭隘的技术功利主义者，将现代技术问题产生的思想渊源归之于培根的做法更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可以反对“技术救赎论”或“技术统治论”，但不可一味将“技术”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技术进步乃是“启蒙”的同义语。因此，我们应返回经典文本，破除学术上的意识形态，重新体贴培根对技术的领会，学习他关于技术之应用以及与自然共存的智慧。■
引用
[1] 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 夏永红.培根“新工具”的自然哲学基础[J].哲学门,2015(1):91-111.
[3] 弗朗西斯·培根.论古人的智慧[M].李春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4] 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M].刘运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 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6] Studer H D.“Francis Bacon on the Political Dangers of Scientific Progress”,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8,31(2):21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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