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创作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是一部经典“后9·11”小说，它以其独特的“他者”视角讲述巴基斯坦男子昌盖兹追随美国梦最终幻灭回到祖国的故事。本文基于男性气质视角进行文本解读，探讨昌盖兹模仿美国主流社会的流俗性男性气质的构建与危机、族裔男性气质的边缘化以及民族与男性身份的重塑。
在众多后“9·11”小说中，白人作家的作品主要描写“9·11”给美民众带来的心理创伤，或完全忽略穆斯林这一群体，或按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打造“他者”形象。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打破了这个传统[1]，以其独特的“他者”视角独树一帜，备受关注：小说以“9·11”事件为契机，由一名巴基斯坦男子昌盖兹（Changez）在拉合尔茶馆里采用第一人称独白的叙事视角，向一名素未谋面的美国人讲述他在美国的求学、工作、情感纠葛，并最终回到祖国怀抱的故事。昌盖兹与哈米德一样具备的异国文化背景和身份赋予了他独特的视野来阐释“9·11”事件对穆斯林国家和美国的影响，让西方换个角度来认识真正的东方。本文将立足于男性气质这个关键词，探究小说如何通过“少数族裔美国梦破碎”这一主题，展现少数族裔男性在以凸显白人男性为中心的男性神话的西方社会中艰难塑造符合民族期待的男性气质的过程，进而思考东西方对话的可能性。
1 流俗性男性气质的建构与危机
美国最典型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类型是自造男人式男性气质（Self-Made Man），他们致力于“在公共空间的活动中获取身份认同”，追逐财富积累与和社会地位提升，并以“在地理和社会空间中的流动性为衡量标准”，是美国梦的最佳代表[2]13。美国梦也曾是昌盖兹热切的梦想与不懈的追求。他是没落的巴基斯坦贵族后裔，怀揣着梦想，凭借着在巴基斯坦最优秀的学业成绩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在普林斯顿取得优异成绩的他挫败了众多佼佼者，被顶级公司——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高薪录用。当他开始在位于市中心的公司写字楼上班时，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巴基斯坦人”；在和美国同事一起出差马尼拉时，他让自己的言谈举止都看起来更像一个美国人，因属于“世界经济领导层的成员”而得到属于他的一份尊敬[1]60。在“9·11”之前，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昌盖兹试图伪装成一个美国人，按美国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流俗标准来要求自己。他遵循上司的指引，扮演公司男子汉的角色，坚持以“最大的生产力为最高价值”的信条[1]34。金钱和权力的融合在他身上创造了一种类似西方霸权的男子气概：“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詹姆斯·邦德”[1]58。他将自己有控制的攻击性比作古代武士[1]46，正是这一特质使他的学业在普林斯顿排名第一，并力挫其他白人，征服了艾丽卡，一个忧郁美丽的美国贵族女孩。
根据人名和公司名的缩写可以看出寓意：昌盖兹服务于美国（US）、试图追求美国（Erica）、并努力“改变”（Changez）自身命运，他的故事“显示了白人男子气概在“9·11”之后作为霸权的明显恢复”[3]257。从表面上看，昌盖兹公司的精英性别和种族上呈现出“完美的多样性”[1]35，纽约的“开放性”与“大都会特质”曾让他感到身处其中主人般的“自在”[1]45，甚至让他开始带着西方的批判眼光去看待自己的祖国。然而，他忽略了自己已被美国梦同质化的本质，“导致他们被同质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对以经济成功为核心的‘美国梦’的认同和推崇”，然而“同质化往往不利于好客行为的实施，因为好客的本质要求是包容和尊重差异。[4]84”正如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所指出的：“被他人定义，被人忽视，甚至成为目标，是移民的命运。”Rushdie, S.[5]210这为在“9·11”事件后，昌盖兹作为穆斯林“他者”，开始被当作“外人”排斥甚至敌视埋下了伏笔。
2 族裔男性气质的边缘化
优异的成绩、高贵的工作和美丽的女友，这三个成功男性的社会标签曾让昌盖兹雄心万丈，觉得自己的美国梦实现了。然而，“9·11”事件却成了分水岭。他发现自己作为来自中东国家的穆斯林男性，不仅是美国人情感上的“他者”，也是美国社会的“他者”。在把白人种族的男性气质看作是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美国主流社会中，其他肤色的族裔男性气质自然就衍化为边缘性男性气质了，因为“边缘性男性气质总是与统治集团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权威性相联系着”[6]111。尽管他对艾丽卡魂牵梦萦，可是她一直深爱着因癌症死去的白人男友克里斯（Chris）。当克里斯去世时，艾丽卡无法从悲痛中走出，这段创伤记忆让她更没法接受与其他男人的亲密关系。昌盖兹之所有求爱成功，有部分原因是艾丽卡迷恋他的异域特质：“我喜欢当你谈论你从哪里来的时候”[3]93。但她只是将之作为克里斯的替代品，对他的爱既心存感激但又犹豫不决。他们的做爱甚至只能在昌盖兹主动让她把他幻想为克里斯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事后，昌盖兹感到既满足又羞愧，贬低自己。艾丽卡更因悔恨疏远了他。他的男子气概刚恢复，又马上遭到破坏。
“9·11”事件也让昌盖兹遭遇了职业危机和身份认同危机。昌盖兹曾以为自己和公司精英们都是受人尊敬的美国人，但“9·11”事件将一切都改变了。陷入“伊斯兰恐慌”的美国人的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愈演愈烈，他入境时没法再与同事排在美国公民的队伍，被当潜在的恐怖分子被武装警卫带进一间屋子，脱得只剩一条拳击短裤；在公司被同事悄悄地议论，甚至在地铁、停车场等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遭到完全陌生人的辱骂与仇视。这些让他意识到作为族裔弱势群体的“他者”地位，被怀疑“像个罪人”[3]68。昌盖兹仍在挣扎，挣扎在明知无望的与艾丽卡、死去的男友三人间的情感纠葛中，也“尽量不让自己在周围世界的崩溃和‘他’个人即将毁灭的美国梦之间建立起显而易见的联系”[3]85，然而惨痛的现实让他不得不开始深刻的自我认识与身份认同的反思。
3 民族与男性身份的重塑
昌盖兹对民族与性别身份的思考始于马尼拉与拉哈尔之行，强化于智利之行。他曾以美国人自居，站在“世界经济领导层成员”的高台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对比马尼拉，直至在马尼拉街头的戏剧性一瞥：他与同事一起坐在豪华轿车外出，在堵车时他无聊向往观望，瞥见一个吉普尼（jeepney）司机恶狠狠地瞪视着他，满脸厌恶。他一直在揣测其中的缘由，最后意识到，这个司机与自己都有一种“第三世界的敏感性”意识到这点后[1]62，他猛然发现自己和该司机比和他美国同事更亲近，开始抛开公司典型的种族主义有色眼镜的目光，开始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个体与民族身份。昌盖兹对民族与个体身份的反思在“9·11”之后的返乡之旅更加明显。他在访问巴基斯坦的家人时，亲身体验了美国反恐战争的后果。他觉得回到美国而不是留在这里像个懦夫。很明显，民族身份的脆弱感激发了昌盖兹其男性气质的不自信。随着美国准备发动战争，昌盖兹开始感受到自己混血儿生活的残酷现实。他抱怨说:“我缺乏一个稳定的核心。”因此，他不听母亲劝告，保留了胡子，“作为一种抗议的形式，一种身份的象征。[1]119”胡子不仅是一种彰显他在“9·11”之后因失去艾丽卡同时被美国社会彻底边缘化而阉割掉的男子气概的方式，也是他作为巴基斯坦文化的骄傲徽章，坚持其合法性，接近了感到缺失的核心身份。他开始看到美国制度的缺点，领悟到曾用一种“自认为享有特权的、毫无同情心的美国人”的眼光来评估自己老家是多么地可恶[1]114。在自我革新的门槛上，昌盖兹正在等待最终的催化剂。
促使昌盖兹重塑民族与个体身份的最后一个催化剂是在一次去智利的商务旅行中。他与同事去评估一家亏损的图书出版公司。该公司负责人胡安·巴蒂斯厌恶以利益为中心的山姆森公司和昌盖兹的同事，因为他更关心的是文学质量，而不是大企业追逐现实的利润。他对在他眼里“好像有点迷茫”的昌盖兹则另眼相看。为了让昌盖兹看清自己的处境，他和他讲起了苏丹禁卫军的故事：那些禁卫军战士原本是信基督教的孩子，成了土耳其的俘虏之后，被训练成最凶猛而忠诚的军队，但攻打和毁灭的却是自己祖先的文明，因此他们再无可归之处了。正是与胡安的交谈，让昌盖兹清醒地认识到他就是是苏丹禁卫军，为美国帝国效劳，而后者此刻正在侵略一个与他的祖国血脉相连的国家，还让祖国也面临战争的威胁。昌盖兹感受到了一种撕裂的痛，下定决心辞去工作。他开始分析美国在世界所发生的主要冲突和对峙中都“扮演了中心角色”的做派：对别国的事务总是喜欢插手干预，令人无法忍受，不管是越南、朝鲜、中东，还是当前的阿富汗[1]142。
昌盖兹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回归故里任教，号召学生参加要求巴基斯坦在国际和国内事务更独立的游行、从信奉美国文化到质疑美国文化的转变等。但在他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对敌人的反抗，而是号召将美国、巴基斯坦放置在更广阔的全球文化、经济视野中去考量彼此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以自己的方式释放出萤火虫的光芒，这光芒亮得足以穿越大陆和文明的疆界。[1]165”此时的昌盖兹已不再是盲目的美国神话的追随者，他所信奉的已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不排除异己、“提倡为了正义和平等而挺身而出”民主性男性气概[2]254。
4 结语
透过昌盖兹美国梦破碎的描述，哈米德阐释了族裔男性盲目跟随实为同质化的美国梦来构建流俗性男性气质的危害，同时也借昌盖兹之口批判美国。虽然梦断美国的昌盖兹最终回到了巴基斯坦，并组织活动抗议美国在西方和南亚的外交政策，这并非完全将民族主义举荐为抵御反恐战争的最佳途径。在分析了菲律宾、智利之行中昌盖兹的所思所想，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所领导的这些抗议更多的是对所有给全世界带来伤害、将世界人民生命置于脆危之位的恣意暴力，他所号召的是一种更为普世的民主性的男性气概。■引用
[1] 莫欣·哈米德.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M].吴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 Kimmel, M. 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 Bjerre, E.Post-9/1 Literary Masculinities in Kalfus, DeLillo,and Hamid [J]. Orbis Litterarum, 2012(3):241-266.
[4] 信慧敏.主人·外人·人质——论《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有条件好客[J].当代外国文学,2016(1):83-89.
[5] Rushdie, S.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M]. London: Faber,1991.
[6] 康奈尔.男性气质[M].柳莉,张文霞,张美川,等,译.北京:社会文学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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