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利/文

　　中国通俗歌曲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并以自然朴实、优美独特的音乐表现，展现出音乐文化的魅力。现如今，通俗歌曲与民族民间音乐不断融合，使原本具有包容性的通俗歌曲呈现出民族化、多元化发展特点，反映出当代中国通俗歌曲从作词、作曲到演唱的独特性。本文简要阐述了通俗歌曲的概念，结合中国通俗歌曲发展历程，分析当代通俗歌曲民族化的现象与发展趋势，希望通过本研究进一步明确通俗歌曲民族多元化发展方向。

　　我国通俗歌曲在发展中始终与民族音乐紧密结合，通过借鉴和融合大量的民族特色的民间音乐元素，并运用传统民族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将音乐与听众、民风以及情感发展到一个更大的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通俗歌曲已经发展到被大众喜闻乐见的鼎盛时期，社会群体对于通俗歌曲的发展也提出许多看法，在其实践发展中，通俗歌曲的创作形式和演唱风格都出现了多元化、民族化趋势，通过研究通俗歌曲民族化的现象与趋势，对促进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通俗歌曲的概念

所谓“通俗歌曲”，即是指被人们广泛接受和喜爱的“流行歌曲”，简单来说，就是一种通俗易懂、易于表达和流传的音乐。与传统民间歌曲、古典歌曲有所不同，通俗歌曲主要流行于群众之中，歌词内容生活化，容易被大众认可。具体可以从两个层面对通俗音乐进行定义，一是广义上的通俗歌曲，是从古至今被大众接受的音乐类别和体裁，包括传统民间歌曲，西洋歌曲等，如黎锦晖创作的《毛毛雨》、贝多芬创作《c小调第五交响曲》等，这类歌曲统称为“通俗歌曲”。二是狭义上的通俗歌曲，通常是指当代社会所流行的，且具有一定商业性的歌曲，其曲调歌词贴近现实生活，比较倾向于简单化，往往使用通俗唱法来演唱，如知名歌手邓丽君、周杰伦、刘欢等，以及美国歌手LadyGaga、日本歌手Misia和英国歌手Ed Sheeran等所演唱的歌曲[1]。

2 中国通俗歌曲发展概述

通俗歌曲在中国有至少九十余年的发展历史，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的通俗歌曲创作代表人物有黄自、萧友梅、黎锦晖等音乐家。这一阶段，通俗歌曲是由大量留学生传播到我国，在进入校堂教育后得到进一步发展。自新文化运动开展后，更多人对通俗歌曲这种“新音乐”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在这一时期，通俗歌曲创作有两大特征，一是国内许多通俗歌曲由西方旋律曲调填词而成，如李叔同填词的歌曲《送别》，这首歌曲调取自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二是大量通俗歌曲创作中也运用了中国民间音乐元素，如电影《马路天使》的配乐《天涯歌女》是根据苏州民间小调《知心客》改编的，在歌曲中运用了苏州民歌《哭七七》的旋律素材[2]。很多优秀的通俗歌曲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如《太行山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传唱至今的红色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通俗歌曲也得到了新发展，这一时期所创作的歌曲以歌颂党歌颂祖国人民为主，大量运用民族音乐元素，如《北京的金山上》《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歌曲。

　　改革开放后，通俗歌曲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在借鉴西方作曲技法的基础上，将通俗歌曲根植于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沃土上，并大胆创新，成功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如那英的《山沟沟》、崔健的《一无所有》、胡月的《黄土高坡》等为代表的“西北风”的通俗歌曲形式。在进入21世纪后，以周杰伦、方文山的《菊花台》《青花瓷》为代表的中国风开始盛行。通俗音乐之所以更够发展至今且经久不衰，与中国民族音乐融合有着极大关系，具体体现在作词、作曲和演唱三个方面。

3 当代通俗歌曲的民族性体现

3.1 通俗歌曲作词民族化

3.1.1 歌词主题民族化

　　在中国通俗歌曲刚兴起时，基本上都是由西方的旋律进行填词，因处于革命时期，这一阶段创作了许多爱国进步的歌词，如《北伐之歌》就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歌曲主要鼓舞广大青年投身于革命战争中，其主题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涌现了一批传唱抗日的歌曲，比如，贺绿汀的歌曲《游击队歌》中的歌词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表达了革命战士与日寇战斗到底决心，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3]。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许多以歌颂党、赞扬党的歌曲，以歌曲《东方红》为例，曲作家表达了对党、对国家及对人民的热爱。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通俗歌曲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逐渐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歌词主题的民族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如歌曲《唱脸谱》《青花瓷》等，这类歌曲都融合了民族音乐元素，展现了通俗文化的包容性和民族性特征。

　　3.1.2 歌词语言民族化

　　中国通俗歌曲歌词朝着民族多元方向发展，自然少不了要与中国语言文字相结合。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融合语言文字的歌曲，如《大江东去》这首歌直接采用了苏轼的词，又如王菲演唱的《水调歌头》以及当代歌曲《琵琶行》《烽火扬州路》《满江红》等，皆是在原有古诗词基本上进行二度创作，不仅传承了古诗词，也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使通俗音乐得到更好地发展。另外，也有很多用方言演唱的歌曲，如陕西的黑撒乐队，采用方言来演唱，体现了通俗歌曲歌词语言的民族性[4]。

3.2 通俗歌曲作曲民族化

3.2.1 民族调试的借鉴

　　中国流传广泛的歌曲都是由民族五声调试进行创作的，以周杰伦的《青花瓷》为例，就是运用了五声调试，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创作手法，同时又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歌曲《北京欢迎你》中也采用了五声调试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音乐的风采。当代通俗歌曲中运用五声调试的乐曲有很多，借鉴民族调试进行歌曲创作，不仅有利于中国通俗歌曲在世界传播，也给通俗音乐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3.2.2 民族音乐元素的借鉴

　　通俗歌曲对民族音乐元素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通俗歌曲创作中运用民族声乐元素。中国民族声乐作品极为丰富，有各民族的民歌、传统戏曲、地方小调等，以口耳相传流传至今的作品也是数不胜数，这也让这类歌曲拥有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通俗歌曲在发展过程中加入一些民族声乐作品元素，如王洛宾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根据青海民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被誉为“艺术里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5]，蒙古民歌《乌兰巴托的夜》也改编成各种版本的通俗歌曲，主要采取普通话演唱的方式，向听众传递信息。除此之外，还有黑鸭子组合演唱的《牧歌》，胡月演唱的《走西口》以及腾格尔演唱的《天堂》都具有代表性。

　　另一方面，通俗歌曲创作中运用民族器乐元素。在歌曲演唱中借助乐器伴奏，使歌曲演唱者的情绪更加饱满，震撼人心。如邓丽君演唱的《甜蜜蜜》和《我只在乎你》中使用二胡、古筝两种民族乐器进行伴奏，歌手龙泽索南演唱的《古老的歌谣》运用藏族乐器加持，又如东北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将唢呐加入歌曲创作中，使传统民间音乐被更多人熟知，也促进了通俗音乐民族化、多元化发展。

　　3.2.3 传统戏曲元素的借鉴

　　中国传统戏曲流传至今，直到现在仍旧不少人爱听戏曲，在大众心里，中国戏曲有相当的地位。而通俗歌曲的角色一直是由戏曲来承担的，因此，当代通俗歌曲发展也要有效借鉴传统戏曲元素，将戏曲与通俗歌曲性相结合，展现通俗音乐的魅力。如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这首歌曲是由京剧改编而来的通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伴奏乐器，都使用了大量的京剧元素，唱法及编曲技巧更是做到了中国背景与现代节奏的完美结合，表现出歌曲含蓄、优雅、轻快的风格。歌曲唱腔中使用了民歌和戏曲方式，中国风味道十足；由台湾歌手陈升演唱的歌曲《牡丹亭外》在填词和谱曲上采用了古典黄梅调，融合了古代戏剧《女驸马》与《牡丹亭》中的内容，歌曲中一句“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帽插宫花好啊，好新鲜”更是成为经典唱段[6]。由陈升作曲的另外一首歌曲《北京一夜》原本是摇滚歌曲，但加入京剧唱腔后，使之成为通俗歌曲与国粹京剧融合的典范。总之，当代通俗歌曲加入京剧元素，使歌曲更加通俗化、生活化，使听众更有亲切感，更容易接受。

3.3 通俗歌曲演唱民族化

3.3.1 地方民歌、小调唱腔借鉴

　　传统民歌、小调的唱腔以其独特的魅力流传至今，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且在发展过程中与当地的人文环境、历史背景、民风民俗、自然条件有着很大的关系。当代通俗歌曲充分借鉴地方民歌、小调唱腔技巧，可以使大众更好地接受通俗音乐。如知名歌手崔健，就曾将西北民歌的唱腔融入通俗歌曲中，增添歌曲的韵味；斯琴格日乐的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借鉴了广西侗族大歌的唱腔技巧，提升歌曲的艺术表现性；万晓利也在歌曲《狐狸》中融入蒙古的呼麦唱腔，使歌曲得到升华；内蒙古的杭盖乐队在演唱过程中使用了蒙古长调得唱腔技巧，这些都是通俗歌曲民族性的体现。可见，通俗歌曲发展中借鉴地方民歌、小调唱腔的重要性，可进一步开拓和创新通俗歌曲的演唱方式，给予通俗歌曲的演唱者很高的辨识度，为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表演。

　　3.3.2 传统戏曲唱腔借鉴

　　京剧是中国国粹之一，通俗歌曲演唱中借鉴京剧唱腔方法也是歌曲民族化发展的重要举措。通俗歌曲运用传统戏曲唱腔，通常是由从事京剧演唱的演员参与创作通俗歌曲，如歌手屠洪刚最先唱老生，他演唱的歌曲《江山无限》中使用了大量的老生唱腔技巧，给歌曲赋予了新的韵味。唐朝乐队的主唱丁武最早学习京剧，这为他逐渐乐队奠定了基础，如在他的歌曲《梦回唐朝》中有大段的京剧念白，将京剧与通俗歌曲相结合，吸引了许多观众[7]。再者，反串歌手李玉刚的歌曲中也运用了京剧花旦的唱腔，如《北京一夜》《新贵妃醉酒》《水墨丹青》等，皆唱的韵味十足。不难看出，当代通俗歌曲演唱中对京剧唱腔借鉴的成功范例之多，通过传统戏曲与通俗歌曲的融合，让更多人了解京剧，此外，这种新颖的演唱方式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和接受，使通俗歌曲本身得到升华，极大地提升了表演艺术性。

4 结语

通俗歌曲是我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当下极力推崇与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通俗歌曲也应展现其包容性的一面。与时俱进将民族音乐元素融入通俗歌曲创作和演唱中，使中国民族音乐获得更好的载体，焕发出生机与活力。通过研究通俗歌曲发展，可以看出长久传唱的“金曲”基本上都是与民族音乐元素融合的产物，这也反映了当代通俗歌曲民族化符合听众的审美取向。所以，当代通俗歌曲发展必须根植于民族音乐的沃土之中，加强通俗歌曲与民族音乐的融合，促进我国音乐文化更好地发展。■

　　引用

　　[1] 方尧杨,刘咏莲.本土跨文化语境下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刍议[J].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22,42(1):126-128.

　　[2] 陈治.继承与发展: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民族化发展中期特征述论[J].乐器,2021(8):76-78.

　　[3] 陈治.多元与融合:新世纪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发展特征述论[J].乐器,2021(9):66-69.

　　[4] 卓莉莉.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创作中的民族化研究[J].鄂州大学学报,2021,28(6):67-68.

　　[5] 张罗箫,樊丽军.探析民族化音乐元素在流行音乐创作过程中的应用:以吉林省为例[J].黄河之声,2021(3):24-26.

　　[6] 关欣.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中的民族化模式审美特征解读[J].青春岁月,2021(19):53-54.

　　[7] 高旖.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民族化多元发展研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0,33(22):183-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