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奕文/文

　　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命题中提出了“生食/熟食”的二元对立结构， 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结合是建构社会文化体系的隐喻性表达。在《透明的红萝卜》里，莫言以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和奇幻诡谲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一个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陌生化世界，其独特的“炉火”“声音”以及“红萝卜”等意象隐含着人类社会文化中的隐喻特征。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于1962年出版发表了哲学结构主义的重要著作《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通过人类学和哲学的相互架构，揭示了自然生活和人类社会之间相互隐喻的共生关系。在二元对立的文化产物中，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综合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各学科门类，溯源着人类思维结构和方式，调和着“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结构主义人类学结合着民族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有意识表达，阐释着人类文化学中“神话”“宗教”“食物”的深层含义，把看似无序的社会组合关系以另一种隐喻关系有序地结合起来。在时间的线性关系中，以语言学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解构着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的文化结构。1964年至1971年，列维-斯特劳斯完成了其四卷本《神话学》（My thologiques），以食物范畴中的“生/熟”对立、社会范畴中的“自然/文化”对立、宗教范畴中的“世俗/神圣”对立建立了结构主义中的社会文化“语义场”，推动了哲学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在第一卷《生食与熟食》（Le cru et le cuit）中，列维-斯特劳斯试图在“生/熟”的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中，以“火”的指涉阐明原始社会的制度、文化、风俗的起源，通过线条性的隐喻关系的紧密联系串联起不同民族的独特社会风貌。

　　1985年，莫言发表了其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以奇崛梦幻的独特叙事构建了一个迷幻的农村生活图景。十岁的孤儿黑孩以超能力的触觉、嗅觉、视觉的通感体验表达着奇特的“失语”话语。在过去与现实的重复交织中，莫言以黑孩“意识流”的悲剧氛围连结着姑娘菊子、小石匠、老铁匠、小铁匠的个人命运，也正如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Furry and Sound）中的“白痴”班吉一样，黑孩拥有超强的感知能力，是真正意义上的心智健全的失能者。而“炉火”与“凄凉亢奋的唱歌声”和“金色的红萝卜”关联的文化隐喻也正穿插着整个情节叙事，包涵着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结构。

1 社会文化中“火”的出现

人类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火”的产生，在各地方、各民族的传统民俗观念中，“火”常常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历史含义和社会价值。从神话到宗教，再到民族信仰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火”创造了人类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显著特征。原始人类正是在日常的采集、捕食的过程中，利用自然环境中存在的物质，创造了隐含在自然中的“火”，改变了原有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从而助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将人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

1.1 火的起源

人类文明由原始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火”的出现无疑是文化进阶的重要因素。从茹毛饮血到“煎炸蒸煮”，“生食”经历了的“火”的锻造，历练成纷纭的“熟食”形态，整个被“煮熟的文明”不仅折射出民俗饮食的转变，还彰显着人类与自然的相处模式的改换。在结构主义的对立观中，“火”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开化，“生/熟”对立便在文化的背景下赋予了人文背后的特殊象征意义。“在法语中，以及无疑也在其他语言中，对词语cru（生）的形象化应用，……直率地表达了两组对立——自然和文化、生食和熟食之间的隐含的等价关系[1]。”于是，饮食烹饪中的“生/熟”也表达着的“自然与文化”的深层喻义。列维-斯特劳斯在参照神话故事溯源“火”的产生过程中，叙述了热依人的“盗鸟巢故事”，揭示了“火”与战争、婚姻、怀孕等人类社会要素的缔结关系，将“火”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起源紧密联系起来。由此，在以“野蛮”为代名词的原始社会的语义场中，“火”的出现象征着“文明”的现代社会的语义场。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顷，云雾出於中间。折枝相钻，则火出矣”——燧人氏折下燧枝钻木取火是华夏文明的起始，也是远古历史的结束。同时，熟食的出现也标志着人类的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显著特征，《风俗通义·黄霸》记载：“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今人无复腹疾，有异于禽兽[2]。”即“火”——“熟食”的组合关系中彰显着人类的进化及其文明的进步。

1.2 火与社会的关系

另一方面，“火”的产生提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水平，暗示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在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里，人类劳动工具的锻造始终与“火”密切相关，“石片很坚硬，石棱儿像刀刃一样，石棱与锤棱相接，碰出了几个很大的火星，大白天也看得清。”以及老铁匠、小铁匠的人物出场和他们淬火劳作的工具生产都离不开“火”的衔接——“小铁匠用铁铲尖儿把炉中煤一戳，几缕强劲有力的火苗蹿了出来，煤着了。”在文革背景下的农村生活图景中，人力与物力相生相伴，“火”的利用便是连接两者的必要媒介和手段。即使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即使物质生活贫寒严峻，人们也会为了生活不断去努力。并且，在严酷的环境中，为了个体的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处于博弈的状态之中，甚至是一种超越亲疏关系的不自然的竞争之中。如老铁匠与小铁匠是亲密的师徒关系，可是在老铁匠为手中的钻子淬火时，小铁匠为了学习师傅的淬火技术，便把手伸到水桶里去试温度，老铁匠于是不假思索地把烧好的钢钻戳到了小铁匠的右臂上，“一股烧焦皮肉的腥臭味从桥洞里飞出来”。这里“烧焦皮肉的腥臭味”便是“火”作用与肉体的嗅觉感官表达。与此同时，也是老铁匠的抵抗的“火”入侵小铁匠的皮肤，从而与之“斗争”，最终烧伤手臂的具体表现。三年的师徒关系中，老铁匠深知唯有技艺傍身才能得以长久谋生，如果将其全部传授给小铁匠，那么自己的铁匠事业最终将会被取代，于是，老铁匠一直保守着淬火制钢钻的技艺而未传授给小铁匠。在那段贫困艰难的时期中，人们食物资源的匮乏导致了人们精神上的恐惧，这时候普罗大众的生活目标是生存，所以个人的利益是往往是凌驾于他人利益甚至是集体利益之上的，博弈的激烈和人情的冷酷便是那个特殊环境下应运而生的。虽然物质的贫乏限制了人们的活动，但是无论处于多么黑暗的境况中，人们对于希望和温暖的渴求始终如一。正是在“砸石子”的劳作中，黑孩逐渐建立起与姑娘菊子紧密的社会关系，缺失母爱的黑孩似乎能在菊子的身上找到母亲的影子，并且菊子的出现是让黑孩摆脱孤独落寞的一束“希望的光”。后来叙事中小铁匠与姑娘菊子、小石匠的情感纠葛也正是利用“火”的暗示来展开的。如“小石匠温存地把手按到姑娘胸脯上时，小铁匠的肚子里燃起了火，火苗子直冲到喉咙，又从鼻孔里、嘴巴里喷出来。”这里的“火”是小铁匠心理的满腔怒火，由于爱而不得，小铁匠的嫉妒与愤懑正如“火”的燃烧一般剧烈，直冲出五脏六腑。同时，这里的“火”也象征着小铁匠和小石匠之间的恋爱博弈，是属于两性关系的竞争。而小石匠的爱得到了菊子姑娘的回应，“她的身体非常自然地歪在小石匠的肩上”，也正是在老铁匠凄婉的歌声中，菊子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才真真切切地流露了出来。她渴望被爱，也渴望着未来能有这样一个人始终守护着她。但与此同时，小铁匠的爱一直都是隐藏着的却又深刻的，是未被菊子接受的单向的爱。在与小石匠的三个回合的殊死搏斗中，本取得“胜利”的小铁匠由于菊子的出场最终被小石匠狠狠扳回一局。菊子面对他们打斗的哭声里满含着对于小石匠受伤后的担心，但这样的哭声对于小铁匠来说却是致命的打击——他对菊子的爱是得不到回应的，菊子的心始终是属于小石匠的。因此，即使莫言利用超现实的创作手法以夸张和变形的方法记录着现实生活，“火”的出现始终涵盖着人类社会更深层的隐喻含义。

2 “生/熟”对立下文化隐喻

“自然”与“文化”是源远流长的文明社会始终无法脱离的二元结构对立，正如“阴/阳”“左/右”“南/北”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象征喻义的符号。世界解构着自然与文化的相关性与对立性，从原始的本真状态过渡到人为化的社会状态，都是人类自身不断建立的文明体系。“生/熟”对立正如“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既是自然加工过程中的原始食物状态的对比，也是赋予隐喻色彩的饮食文化的对照。然而，无论是“熟”的饮食，还是“文化”下的社会状态，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感情交流必定离不开声音的传播，声音是一种载体——连接着自然万物与人类内心的情感共鸣。

2.1 声音的表达方式

“生食”与“熟食”的二元对立不仅是人类饮食文化中的分类范畴，也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重要分支。 由“生”到“熟”的过程中，往往还伴有一种中间状态，即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一种中介”或“中介活动”[3]。那么，自然状态下的“生/熟”对立即是脱离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是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状态。我们以音乐和绘画为二元对立关系来看，“绘画自发地给人提供一种颜色模型，有时甚至提供纯粹状态的颜料……自然界产生噪音却不产生乐音。”因此，来源于自然的一切一经人工运作便赋予了其“非自然”的状态，也即是裹挟了人类文化的社会因子。从山川河流到诗词歌赋，自然界的形态和声音被人类所记录，也被社会文化所浸染。“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啁啾鸟鸣是自然的声音，落寞孤寂是诗人的声音，自然给予了人类创造的能力，同时也被人类文明所重新定义；“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夜”是大自然自然运作的一部分，“蝉鸣”也是自然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人的存在，便是将两者加以结合，缔造出独属于个人的情感状态。于是，人类将自然的声音“文化化”，自然的声音便由“生”过渡到“熟”，而这一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文化的隐喻含义。在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有许许多多描写声音的拟声词，它们以最简单汉字组合的形态表达出来，没有添加任何冗杂的修饰成分。因此，这是一种自然化的模拟声音的状态，也是一种白描的刻画手法。“钟锤撞击钟壁，‘嘡嘡嘡’响成一片”；“胸脯里‘咝咝’地响”；“‘嗞嗞’地冒着白烟”；“‘噼哩咔啦’响”；“‘嗞嗞啦啦’地响”；“‘咣咣咣咣’的钢铁声”……这些摹写声音的拟声词，是无序的、纯粹的，它们是“生”的表现形式，也正如自然万物的一切都具有其自身的特性并长久存在。当然，它们也带有一种模糊性，每一种不同的声音都可以产生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构想，正如莫言所言：“生活中原本就有的模糊、含蓄，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朦胧美。”社会背景建构的是依靠声音的片段拼凑而成的。因此，无论是敲打石头的声音，还是淬火铸造钢铁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带有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通过拼凑这些细微的声音描写，似乎可以构建出“文革”背景下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图景。正是由于生活的贫穷落后，人们的日常生活物资得不到保障，必须依靠高强度的劳作来获取衣食住行的基本所需，同时，对食物短缺的焦虑使得人们精神状态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状态之下。当刘副主任宣布晚上需要加班劳作时，民工们任劳任怨地接受了，生活物资的贫瘠迫使他们必须担负起高强度高负压的体力劳动。此时，这些拟声词便折射出了人类内心的情感，也就具有了独属于人类的文化特征，是“熟”的表现形式，它们也由此作为一种载体承载着特殊的社会背景。因此，在声音的体系中，无论是自然界的声音还是人为产生的各种声音，它们都可以被人类文化重新定义，从而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介入文化或情感中。

2.2 “红萝卜”的意义象征

“红萝卜”的第一次出现是以食物的形象呈现出来的，是小铁匠和黑孩的晚餐。此时的红萝卜也是最原始的未经烹饪的“生”食材。并且黑孩在炉前的铁砧上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小萝卜：

　　他看到了一副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的阳梨，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剔透，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4]。

　　这一段关于红萝卜的描写是黑孩的独特视角，是独属于黑孩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且这里的红萝卜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食物的形象，而是带有一定的神秘性和隐喻性特征。那么这个红萝卜究竟象征着什么？莫言曾指出：“有一天凌晨， 我梦见令了一块红萝卜地，阳光灿烂，照着萝卜地里一个弯腰劳动的老头；又来了一个手持鱼叉的姑娘，她叉出一个红萝卜，举起来，迎着阳光走去，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这一连串的意象——“红萝卜地”“阳光”“红萝卜”“光彩”都仿佛涵盖在一个电影的特写镜头里，同时又真实地出现在小说的场景里，让读者产生无数的想象画面。因此，这一切都是极具神秘性和模糊性的。红萝卜的出现始终像一道光，照耀着黑孩的内心世界。后来，在黑孩拼命地争夺小铁匠手里的那个奇异的红萝卜的过程中，当小铁匠用胳膊奋力甩出红萝卜时，红萝卜抛出的弧线在黑孩看来便是“一道金色的长虹”。以及在失去红萝卜以后，黑孩不顾天气的严寒和河水的湍急，奋不顾身地走到了河水中央去寻找那个独特的红萝卜。此时，“四周的光一齐往他身上扑，往他身上涂，往他眼里钻。”对于黑孩来说，红萝卜不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它更是一种希望，可以打破黑暗；也是一种力量，可以给予他温暖。于是，红萝卜的形象便从“生”食材过渡到了“熟”文化。

　　黑孩自幼便是孤儿，一直经受着后妈的毒打和虐待，他从未感受过真正的母爱，也没有一个朋友，他是孤独的，这些不幸最终致使黑孩彻底“失语”——没有与别人进行言语沟通的欲望。后来与菊子的相遇，让黑孩体验到了类似于母亲般的温暖。菊子真正地关爱着黑孩，第一次看见黑孩便注意到了他灵活的小耳朵和头上的疮，并让黑孩感动。在砸石子的过程中，菊子也始终留意着黑孩的一举一动，用手绢为他包扎受伤的指甲；以及后来因为拉风箱导致黑孩下唇干裂流血，菊子便哭着要拉着黑孩回去……菊子的关怀正如那“一道长虹”帮助黑孩摆脱了孤独和落寞。就是在菊子强迫黑孩离开风箱时，黑孩使劲挣脱，并狠狠地咬了菊子的手腕。或许，菊子不明白黑孩究竟想要什么，只有小铁匠清楚，他需要取暖，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黑孩，怪不得你死活不离开铁匠炉，原来是图着烤火暖和哩……”小铁匠可以给黑孩提供一个坚实的心理安慰，在无数的嘲讽、冷落的背后，第一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地懂得他的所需。因此，小铁匠便如温暖的铁匠炉，散发着与那个“透明的红萝卜”一样炽热的光芒。虽然黑孩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但他一直用嗅觉、视觉等超强的感官去体验着生活，他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复杂的。即使在那样的艰难困境中，他依然可以透过那个奇异的红萝卜联想到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一切温暖和希望。“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哪怕是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也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内心世界的复杂就决定了人的复杂性[5]。”也正如红萝卜的晶莹剔透一般，黑孩的内心世界是一片纯白无瑕的净土，虽然复杂，却充满温暖。黑孩同时也是许许多多身处黑暗却又奋力生活的普通百姓的化身，他们在贫困潦倒的生活里，始终不懈追求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希望和光明。红萝卜在炉火的作用下，最终由简单的食材延伸出一系列包含着人类文化的“熟食”。

3 结语

“生/熟”的分类是哲学结构主义的重要部分，也是“自然/文化”对立关系中的相对概念。自然世界承载着人类的物质需求，同时人类也进一步改造着自然的原始风味，由“生”到“熟”也即是由简单到复杂的文化过渡。《透明的红萝卜》里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写意对象，无论是“炉火”“声音”，还是寄托着希望的“红萝卜”都经历了一个由物质到文化的过渡，即由原始质朴的形态延伸为神秘多变的隐喻象征。它们不仅带有那个时代的独特烙印，还隐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以及人们特殊的生活方式。在那个贫苦的岁月里，对于饱受欺凌的黑孩，处于爱情萌芽时期的小铁匠和菊子，亦或是相互竞争的老铁匠和小铁匠来说，生存和希望始终是他们追寻的目标，它们是黑暗岁月里的指引，它们象征着光明，从而被带进生活，散落在生活中的各个角落。■

　　引用

　　[1]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M].周昌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陶阳,钟秀.中国神话(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113-1139.

　　[3] 周星.生熟有度——汉人社会及文化的一项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4]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5] 徐怀中,金辉,李本深,等.有追求才有特色——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J]中国作家,1985(2):2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