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月27日，在北京兵马司胡同9号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的图书馆里，召开了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大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一批青年地质学者，以“促成地质学及其相关科学之进步”为宗旨创建了中国地质学会。翻开时光的卷轴，中国地质学会这个充满时代性与使命性的地学组织，是地质调查事业历史烙印的一部分，而要了解地质事业的发展则必须了解地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起始原因。如今，让我们一同寻根溯源，探索学会成立的时代背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1 中国古代地学之未成功的萌芽
中国近代地质学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产生的，然而在17世纪中期以前，我国古代地学知识早已开始萌芽并有所成就了。如我国公元3-5世纪春秋、战国时代的地学思想，较之古希腊、古罗马并无逊色；而11-12世纪沈括、朱熹对河流沉积的观察论述及对化石形成的正确解释都超过西方同时代人的见解；16世纪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述岩、矿、化石的丰富和系统显然超过西方较早的G.阿格里科拉；徐霞客17世纪初期的广泛旅行和精到的观察要早于J.E.盖塔尔在阿尔卑斯山地观察约半个世纪[1]。只是这些成就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体系，正如杨钟健先生所言：我国先哲，固早有地质思想，然只是若干片段的观察，和真理的推论，当然算不得一种科学的开始。加之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实施禁教政策，驱逐传教士，中西文化的交流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中国社会开始远远落后于西方。杨先生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未成功的萌芽”是再适合不过了。2 中国近代地质学之开端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才正式开启了中国近代地质事业，也为中国地质学会的成立奠定了历史基础。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开始大面积入侵中国，并来华开展各项实业，如：航运、开发矿山、设立工厂等，开始了对地质矿产资源的初步调查与勘探。首先，西方列强急需就地解决燃料以支撑航运业，就这样开始了对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勘探。其实，早在1835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前，就已有英国船只从事广州和澳门之间的客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主权被破坏、低税率等直接导致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港口航运快速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取得中国内河航行权，扩张势头更猛。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外商在华开办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省港小轮公司”[2]起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上海的各大洋行纷纷置备轮船，开办轮船公司数量剧增。轮船运营需要消耗大量煤炭，而当时的煤炭绝大部分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外煤运费高昂，西方资本主义不得不在中国就地找到廉价的煤矿资源。
其次，各国列强来华开办工业企业，同样急需对地质矿产资源进行调查。1895年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清政府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各项机器的装运进口以及开设工厂等，实际上也扩大到矿产开发。随后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纷纷效仿，在中国开办近代工业企业。随着这些企业对工业燃料和原料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使得采矿业有超额利润，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家将资金投入到采矿业中。外资的大量注入，促进了晚晴近代矿业企业的兴起，也正式开启了对地质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勘探。
为了服务本国在华的商业利益，数以百计的国外地质学家先后来华进行地质、地理考察，他们的实际勘察工作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的地质矿产资源调查。其中，较为重要的要数来华进行科学地质调查第一人，美国地质学家庞培勒，其回国后出版了《1862-1865年在中国、蒙古、日本的地质调查》。全书十章中有八章是写中国的，这可能也是外国人得知中国煤藏之丰富的最早出处。还有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两次来华进行考察。他回德国后著的《中国》一书，于1877年开始分卷出版，刚出版便享誉欧洲各国。书中提到的中国矿产资源之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居世界首位，仅山西一省之煤可供全球消费几千年[3]，引起西方列强垂涎觊觎。这些地质调查为西方列强和清廷洋务派筹议开办近代矿业企业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晚清洋务派开始，随着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国内对科学的认识逐渐增多，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也日益迫切，进一步推动了地质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勘探。19世纪60年代起，清廷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为了“内堪自立，外堪应变”，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然而在经历了资金短缺、燃料不足等问题后，转而领悟到“自强”的基础在于“求富”，而“求富”必兴实业，接着建立了一批批近代军事工业和近代民用企业。据统计，1861—1890年期间，规模不等的近代军用企业共有21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用于制造兵轮、枪炮等军事用品的江南制造局；专门修造轮船的福州船政局；侧重制造枪炮、火药的金陵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还有主要解决企业所需燃料及其运输问题的轮船招商局。一批近代民用企业如上海织布局、汉阳铁厂等在“分洋人之利”“求富”的口号中也是相继创办。这些近代工业企业的动力是蒸汽，原料是钢铁等金属原料，因此需要大量的煤和钢铁等矿产原料。然而仅仅依靠当时以手工开采为主的煤矿业和金属矿业，产量极小，供不应求。进口原料和燃料费用高昂也难以确保供应，这些企业会面临停工停产的危险，船只也无法正常航行。所以建立本国矿产企业的需求慢慢开始在晚清洋务派心中生根发芽。
早期的革命党人同样认识到实业救国的重要性，倡导发展实业，建立我们国家自己的民族工业。早在1894年，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就在其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出只有通过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才能救中国的经济纲领，他在其中写道，“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国家若想要实现宏伟蓝图，不能只单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技术，这是“舍本而图末也”。1896年，陈炽在其《续富国策》之《矿书》中也写到，中国矿藏之丰富，主张“各山各矿一律驰禁”，提出采用习矿师，集商本，弥事端，征税课的办法来处理矿政，以达到开矿富国的目的。同年，王鹏运上请开办矿务折，呼吁朝延“特谕天下，凡有矿之地，一律准民招商集股，呈请开采，地方官吏，认真保护，不得阻挠。”自此清廷开始鼓励私人投资办厂，取消了之前限制或禁止私人开矿的政策，采矿业在民间获得了发展。虽然当时的采矿业几乎被西方列强垄断，但说明了国人，尤其是一批先进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发展实业的重要性。
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对华资源的掠夺，以及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愿望驱使下，促使群众呼吁关注地质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赛先生”日渐深入人心，也为地质调查和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客观条件。20世纪初的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状态。为救国图存，兴邦图治，科学救国的共识已成为国内知识阶层先进分子爱国主义与科学理想融合而成的共同理念。这种理念成为广大青年献身科学、奋发自强的精神动力。章鸿钊先生就是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早在他留日之时，就抱定“宜专攻实学以备他日之用”宗旨，毅然决然改学地质。章先生为国人不了解我们神州大地之地质，并“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知也”感到耻辱。他认为我国地大物博，凡矿、工、农、地理这几大方面，没有一样不需要与地质相辅相成的。“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并立下开创祖国地质事业的决心，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最终成为一代地质先驱。
五四运动于1919年爆发，这开启了我国由旧民主主义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科学与民主是其两大精神内涵，而地质学中所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了这场思想革命强有力的武器，反过来，新文化运动也推动了我国地质调查和地质学科发展。正如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中提出的观点来看，西方地质学中所展现出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封建思想，一经传入中国，便与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等优秀品质相互融合，同时推动产生了中国地质勘察工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初赴日、法的留学生中，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老一辈地质科学家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将地质学的科学精神与社会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相结合，成为我国一代地质事业的开拓者。此外，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们是这次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其中地质学系的高君宇即是核心成员之一，还有杨钟健、何作霖、牟振飞等，他们中的有些后来也成为了早期的中国地质学会会员。
3 结语
如今早已进入21世纪，这是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亦是科学力量不断加强的时代。面临新的发展形势，地质学必然要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学术交流平台的中国地质学会也同样如此。但越是往前走、向上攀，越是要善于从走过的路中汲取智慧、提振信心、增添力量。由此可以得出“研究地质学的学科发展史，以史为鉴，总结学术研究经验，探索学科发展规律，可以促进地质学科的发展，推动地矿事业的前进。”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自1980年成立以来，在一批老一辈科学家的努力下，在古代矿业史、学会史、事业史、中外地学交流史和地学人物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所以，我们青年一代应该赓续地质前辈的精神血脉，继续加强地学各学科史的研究，“以便追溯学术上的本末和源流”，利用好学会这个学术平台，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更好地服务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引用
[1] 陶世龙.中国地质事业的开端.见:地质学史论丛(二)[M].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
[2] 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序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 陶世龙.从庞培勒到伟里士.见:地质学史论丛(三)[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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