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外来事物。其中最常见的是饮食相关的，但几乎每一种外来食物，在日本都会经过一定程度的改良，具有日本特色。日语学习者最常接触的日语假名、外来语也是日本文化对外吸收的最直接最明显的表现形式。除了饮食、语言文字外，我们还可以从工业、建筑、宗教信仰等方面找到这种印记，即在对外来事物进行吸收的同时，会融入日本本国特色，从而形成独具日本韵味的新事物。本文将日本文化的对外吸收总结归纳为具有“继承→吸收改良→创造”三阶段的模式特点，并以日俄侵占时期大连城市形态演变为主线，对日本文化的对外吸收这一特点的具体体现进行论述。
1 大连的变迁与日俄战争
大连历史悠久，早在约6000多年前就得到了开发。夏朝时期，虽然大连地域地广人稀，但与山东半岛联系密切。到了中国的近现代，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及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当时的清政府认识到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于是，自1873年的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起，清政府开始逐步筹建北洋水师。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是中国建立的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政府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舰队实力曾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九。另外，清政府还配套建设了北洋水师的相关后勤配套设施，到1890年竣工之时，旅顺已修建好了船坞、仓库、码头、机器厂、铸铁厂等，军营还配建了铁道，通了自来水……而此时的邻国日本，由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将领佩里的“黑船来航”事件，被迫打开国门，结束了日本德川幕府自17世纪初期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通过明治维新，日本积极学习欧美且大力发展教育，通过“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与欧美各国建交，逐步实现与各国平起平坐、修改对日不平等条约；通过改革军队编制及发展国营军事工业，实行军国主义；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设立工部省管理工商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是日本加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同时伴有浓厚的封建性与侵略扩张性。“在亚太地区展开角逐，对邻近亚洲国家实施侵略，并打破‘华夷秩序’，确立日本的‘东洋盟主’地位。[1]”明治初年，日本即蓄谋向邻国进行侵略扩张，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1875年入侵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至1894年，日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海战。
甲午海战之后，辽东半岛被割让于日本。俄国不甘心辽东半岛落入日本之手，借“三国干涉还辽”的戏码，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而自己却借租借之名将辽东半岛划为自己的殖民地。通过签订《中俄密约》《旅大租地条约》及《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不仅使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且得到了中东铁路支线的筑路权。日本曾尝试与沙俄用谈判的方式来分享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然而两国各自坚持本国最大利益，长达半年的谈判以失败告终。1904年2月，日本海军抵达旅顺口偷袭俄军，日俄战争就此爆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两个列强经过了近一年的激烈战斗，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于1905年1月落下帷幕。两国签订《布茨茅斯合约》并重新分配了中国东北的土地，从此日本开始了长达40年对大连地区的殖民统治。
2 沙俄租借时期的城市规划
1896年的《中俄密约》、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使沙俄逐步在中国东北修筑了一条中东铁路的支线。沙俄将旅顺作为军事要地，另选了以大连湾为中心的区域作为城市建设用地，并将之命名为“达里尼”，意为“遥远的城市”。随着1898年的选址、1899年的城市规划与征地动迁、1900年的规划进一步完善和最终确定，达里尼市的整体格局基本形成。达里尼市先后由萨哈罗夫和斯科里莫夫斯基两位规划师进行规划。萨哈罗夫的规划是用网格状道路将城市进行划分，分为欧洲人区、中国人区和市政区。但萨哈罗夫的规划并不十分符合达里尼市的实际，施工难度较大。而斯科里莫夫斯基则充分利用达里尼市的实际地形，使用欧洲巴洛克式的结构，虽同样将城市分为欧洲人区、中国人区及市政区，但是利用了公园与铁路。典型的巴洛克式布局的一系列正交、斜交的轴线所构成的放射状的城市布局更能体现其君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沙俄作为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和达里尼作为一个殖民城市的不平等性。
3 日占时期大连城市规划体现的日本文化对外吸收的特点
3.1 对于沙俄规划的继承
1905年，日本将达WW里尼市改名为“大连”。当时的大连已经在沙俄的建设下初具城市规模，日本对于沙俄的规划十分赞同，几乎全盘接受。张翔在《近代大连城市形态演变研究》一文中指出，日本之所以全盘接受沙俄规划，一方面是日本当时不具备修改沙俄城市规划的经验，另一方面是日本对于西方文化的狂热和崇拜。笔者认为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日本对于外来的文化尤其是其认为先进的文化，首先是持有保留继承的文化特征的，这也是日本文化对外吸收的特点之一。以大连的城市规划为例，首先，保留了沙俄的以广场为中心，街道环向向外辐射的广场中心模式。仅将沙俄未完成的工程进行了完善，如道路、给水、排水等。沙俄规划的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俄占时期的现中山广场旧称）为当时的大连中心，道路以此广场为中心向外围放射，呈蛛网状，并规划了金融及行政建筑，但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没有完成。日本占领大连后沿袭了这一规划，在广场周围修建了八大建筑，十条主路由广场放射出去，与其他广场相连接并形成道路交通网。另外，参照沙俄的蛛网状广场中心模式，在沙俄规划的基础上修建了西广场（现友好广场），东广场（现港湾广场），千代田广场（现二七广场），朝日广场（现三八广场）。
其次，在地区设定规则上基本延续了沙俄的城市区域划分方式，将城区分为日本人居住区、中国人地区、军用地区三部分。道路街区方面没有实施新的规划。
再次，在公园绿地方面也几乎继承了沙俄的设计。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日本缩小了原有的沙俄规划的公园与绿地的面积，在西部新规划了圣德公园（现中山公园）、在青泥洼西侧建造了电气游园（现大连裕景），在西海岸上新建了星之浦公园（现星海公园）。1919年6月关东厅发布了《市街扩张规则及地区区分》，“扩大”是日本对大连城市规划的主要关键部分，对于沙俄的城市规划几乎可以认为是未做根本性的变动。
3.2 对于沙俄规划的吸收改良
日本文化中的吸收改良在日占时期的大连城市规划中也有充分的体现。首先，将道路和街区在保留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吸收。1909年，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日本决定增加规划的内容。俄占时期已经成型的道路基本未做改变，将尚未修建的原规划的曲折道路改为直线，并取窄和细分了道路；同时细分了街区，原本较大的街区规划为较小的街区，取消教堂但增设了神社、寺院等。其次，日本侵占大连后，仍然沿用沙俄的欧式广场文化。保留了广场与放射性道路，但广场的职能有所改变。沙俄时期的城市规划是以广场为中心，道路环向向外辐射的蛛网状，广场和街道相互交错连接，顺地势而建。这种设计极大地提高了位于丘陵地区的大连的土地利用率。但沙俄时期的欧式广场设计改变了中国传统以寺庙集会等自发形式的广场文化，是殖民占有的最直接的表现。日本将广场作为兼顾交通的公共空间，除新规划建设的长者町广场（现在的人民广场）有四片巨大的绿地外，其余均为交通类广场。
再次，在广场风格的规划方面也可以看到日本文化的改良吸收的特性。大连西部新规划的广场呈现出东西融合的状态，且与大连东部相比，规模和数量都有所下降。西部城区的广场最大限度地融入了方格网状的城市规划，提高了空间与交通的利用率。如长者广场（现人民广场）、花园广场、大正广场（现解放广场）、回春广场（现五一广场）等，与之相连的道路全部设计成了方格网状的，部分加入了少量的斜路。这一变化使大连东部和西部的街区道路，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从地图上看，东部是沙俄规划的蛛网状广场为中心，西部是排列有序的棋盘状，各个广场相对独立。
日本在对沙俄的规划基础上的改良，一方面适应了城市人口增长的需求及城市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对广场、街道、公园等更改命名等方式体现出其殖民侵略的特性。
3.3 城市规划的创造
日本在对大连的城市规划过程中，除了保留继承、吸收改良外，还进行了一部分创造。如在1919年对城市规划进行扩充时，开创性地使用了以功能进行分区的方式，将新规划城区按住宅、混合、工厂、商业四种功能进行划分。此种以功能进行区分的方式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规划理念，它改变了之前俄占时期所规划的中国人区，“将西公园以西、马栏河以东的区域设为方格网式的平面格局”[2]。将城市按各功能要素进行明确的区域划分这一概念是在19世纪末期由法国青年建筑师加尼埃和霍华德提出的，而将城市按功能分区提高至系统理论层面的是1933年的CIAM会议之后由柯布西耶发扬光大的。而日本1919年起在大连进行的以功能进行分区的方式是属于比较早的实践，且该分区方式在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后的重建工作中也起到了示范作用。除了城市规划方面，日占时期的大连城市建筑风格也能够体现日本文化的对外吸收的特点。“日本侵占大连初期，一方面对沙俄时期的欧洲建筑做了保留政策，另一方面将日本特有的和风元素融入到欧洲建筑风格中，修建了一批‘和’‘洋’风格共存的仿洋风建筑。而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追随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潮流，将建筑功能当作信条，从而修建了一批功能主义至上的几何建筑。随着城市扩张，日建洋房在大连遍布，确立了这一时期大连城市文化的建筑基调。[3]”
4 结语
关于日本文化对外吸收的特点及其形成根源的论述，很多专家学者都给出过论证。本文从日本文化对外吸收的模式特点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角度入手，具体阐述了这一模式特点在大连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的城市规划部分的具体体现。除了大连城市规划方面以外，在大连城市建筑风格上、港口建设过程中均有所体现，本文未做具体分析，将作为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做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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