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融性，使远道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使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历久弥新。这种相融性突出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大同”社会思想和“民本”思想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之中。恽代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积累。他面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况下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毅然决然扛起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
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时代背景
1.1 帝国主义之下中国传统文化遇到的新挑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这种新挑战主要表现两个方面：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滞后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化，正如恽代英所说：“所谓中国文化，亦只是几千年安定而单纯的小农业、小工业的产物[1]”而西方文化则是以大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文化。由于近代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显得传统、滞后。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从属于西方文化。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侵略中国，还利用战争赔款在中国设立教堂、办教会学校、办西文报纸等进行文化侵略，这触动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若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竞争浪潮中持久屹立，只能接纳与吸收西方文化中蕴含的现代因素，以造就新文明，即“居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成吾国之精神[1]。”因此，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有为的“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再到陈独秀的“德先生、赛先生”，无不表现出近代中国实现自身现代化变革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受外来文化巨大冲击，但赋予了自身以现代性，驱动着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1.2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闸门
1917年，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使科学社会主义真正成为现实，建立了全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场伟大的革命使正在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徘徊、迷茫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救国救民的穷途末路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光明、开阔了眼界，开始思考中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恽代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便迅速研究、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实现了自己的信仰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而言不仅仅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亦是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的结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接使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与方向改变了，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性质，使得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东西方文化开始以全新的视角进行解读，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2 恽代英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近代中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西方文化斗争十分尖锐。在这场斗争中，恽代英认为：“欧人以万有为天所造，人为天之骄子。东方人则以天地为无始无终超越之物[1]。”中西文化各有其特征，需要辩证、理性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2.1 恽代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民族传统文化是不能全部否定的，而应该在批判改造的基础上来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农业社会曾是一颗璀璨巨星，但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挑战，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引领中华民族前进的动力。在当时有人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引入西方文化。还有人主张将孔子的儒家思想立为“国教”，大兴文化复古之风。但恽代英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它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落后腐朽的一面，他主张对于积极、与时俱进的一面要继承，对于消极、腐朽落后的一面要抛弃，要有批判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性选择[3]。第一，恽代英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性。首先，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孔子及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客观评价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评价。恽代英认为孔子的道德学问是令人敬佩的，但是孔子“对于压迫人民的人只知讲劝化”，这又是不能被认同的。对于孔子的学说，他指出“孔子之学说，自然不可尽信，然苟确有所见之大学者，其根本观念每每不谬，其余则受当时社会之影响，有不正确处，亦有不可讳者……至谓女子比于小人，事君期于尽礼，则囿于时见，此人之常情。[1]”将孔子及其思想置于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客观评价了孔子及其思想。其次，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肯定。在新文化运动中，当时有人主张提倡新文学废除旧文学，但在恽代英看来新文学固然通俗易懂，而中国传统文学是一种美术，古文诗词赋都有其价值。最后，对建立在文化价值上的民族自信的肯定。恽代英认为，如果中国人怀疑自己国家文化的价值，那么就不会具有民族自信力，也就不会创造出文化，最终只能会失去存在于世界的权利。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只有具有民族文化自信力，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永久屹立。
第二，恽代英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批驳。首先，对自尊自大，天朝上国的思想进行进行批判。恽代英指出“中国向来以天朝自称，对于临近民族都指为夷狄之邦，是要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的[1]。”这种心理导致盲目尊大，不能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待，最终只能落后于人。其次，对中国传统小农式幸福观进行批判。恽代英认为这种幸福观表现为求慕虚荣、依附于人和懒惰。这种小农式的幸福观实质上是建立在虚荣心和懒惰基础上，曲解了幸福的本意。最后，对于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问题进行批判。男女不平等仅在生活方面表现为女性必须倚赖男性来供养，这是女性不得与男性平等的原因。在恽代英看来，男女都为人类，本无尊卑之分，女性也应有自己的独立生活，应为自己生活谋个出路，只有这样女性才能为自己争得人格、争得自身幸福，最终有益于家庭和谐。
2.2 恽代英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促使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是从本国的文化武器库中探寻救国之道，而是从西方文化的武器库中寻找救国之道，一时间对于西方文化的涌入不分优良全部接受甚至全盘西化。对于西方文化，恽代英首先承认，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欧美文化比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更为进步些，但这并不能盲目不加辨别的兼收并蓄，要正确区分帝国主义侵略文化与欧美文化[4]。第一，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文化和欧美文化的区分。对于欧美文化，恽代英认为不能将欧美文化与帝国主义侵略文化混为一谈，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驯服、奴役中国的文化政策，而不是反对一般的欧美文化。欧美文化是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中国有接受欧美文化的必要，但这并不是说由于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而自甘屈服于欧美帝国主义，也不是说我们要采取保守的做法不接受任何国外有益文化，不求经济文化进步。对于这种自卑的奴性和保守性都是要反对的。
第二，对于基督教和教会学校。帝国主义实行文化侵略的手段之一便是利用宗教和教会学校来企图软化驯服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所谓教会学校，不是为教育青年而创办的，而是蛊惑中国人民，使一般青年为帝国主义牛马的学校。所以，“我们要封闭一些教会学校，要驱逐一切教会教育家……扑灭教会教育的毒焰[1]。”恽代英反对基督教是反对它成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而不是一概抹杀它的地位，如果基督教不被帝国主义所利用，那么我们也可将它与佛、道、回教一样来对待，不用去反对它。
恽代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扬之精华弃之糟粕，体现了他对于中西方文化的理性态度。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恽代英的传统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相似成分，这为后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为更多的先进知识分子信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帮助。
3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融性
3.1“物质必为实在”“以太”思想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相融性
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种或几种物质组成，于是有了“金”“木”“水”“火”“土”五行说，又如荀子讲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合而变化起，天行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等。恽代英自幼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可谓精通。1915年，他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并入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因其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加之在大学期间接触到了更为广泛地自然科学、心理学等，在继承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于1917年先后提出了“物质必为实在”的物质观和“以太”一元论的世界统一性思想。恽代英认为：“吾人之知觉，必待感官受外物之刺激而后发生。虽吾人不能直接以见外物，因感官之既受刺激而发生知觉，遂决为外界必有实在之物质。[1]”提出了物质必为实在的物质观，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回答。对于世界的本原，他认为：“根本而言，世界仅有一以太”，这个“以太”是恽代英经过与刘子通多次辩难后，不断否定自己之前的认识而得出“世界仅有一以太”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不同于当时的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而与他自己深入分析的“物质”相同。马克思主义揭示客观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对精神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恽代英的“物质必为实在”与“以太”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是相一致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恽代英的这些认识是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所形成的，充分体现了恽代英在这方面的学术造诣。恽代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仅为日后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益帮助[5]。
3.2“大同”社会思想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相融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礼记》中记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表明了古代先贤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近代以来从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不体现出对理想社会的孜孜追求。恽代英在大学时也对“大同”社会充满了向往，并付诸实践。他在一篇日记里写道：“吾为抱持大同主义者，苟有利于大同，必竭力以为之也[1]。”同年十月，恽代英及其好友发起组织了互助社，该社以自助助人为宗旨，倡导每日自省和帮助别人，相互激励，相互观摩，相互劝勉以达到广其志、增其勇、求其仁，精神振作和志气发扬的目的。这颇与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特征相似。1920年初，他在湖北武昌创办了利群书社，社员们进行共同生活和书报贩卖，旨在实行一部分的财产公有，实验创设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的机会，书社还销售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为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交流马克思主义的场所。这一时期的实践为后来他们积极筹办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共存社提供了实践基础[6]。1921年7月，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在湖北黄冈成立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共存社，共存社的宗旨以积极的准备，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劳农专政，最终达到共产主义。共存社的创建，表明了恽代英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的实践斗争中，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而要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找到现实的阶级力量，那就是无产阶级。恽代英也认为只有进行阶级争斗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要引导无产阶级为自己的利益同一切压迫他们的人争斗（争斗的对象，还有一部分是在中国设厂的外国资产阶级），用这来号召无产阶级，用这来得着一般无产阶级的同情，使他们都来参加我们的革命运动，用这来随时打倒资产阶级一部分的压迫，以求无产阶级革命势力之发展。[1]”这表明了恽代英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时代性发展，那就是：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力量。
3.3“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相融性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从古至今，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思想贯穿历代王朝统治者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信念之中。从战国管仲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宋朝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近代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跨越数千年、跨越不同的社会形态，民本思想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恽代英自幼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其民本思想是他历史观中的一部分。在五四运动中，恽代英领导武汉地区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运动中他感受到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反帝反封建的磅礴伟力，他说“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无抵抗的民族集合起来，强权的国家不能让步”[1]，坚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他在《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文中，充分分析了当时中国各阶级的特点指出，农民、苦力和手工业者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八且生活极其艰苦，应联合这十分之八的人民群众去反对只占十分之二的反革命的军阀官僚与绅商阶级。这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相一致的，都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的地位和主观能动性。为使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进而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与发展中华文化，恽代英将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加以弘扬，对中国共产日后创立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提供了原始文本。恽代英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几千来的民本思想作出的这一融合，体现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吸收中华文化的优秀成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的链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使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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