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下女性综艺的演变之路_海外文摘·艺术_杂文_网络文摘

□张甍/文

　　女性综艺也称“她综艺”。即从女性视角出发，围绕女性的生活、工作、情感、社交等话题展开讨论，以折射当下社会中女性三观的一系列综艺节目[1]。纵观中国的综艺发展史（除港澳台），从2004年诞生至今，节目模式、女性形象及女性的主体性表达几番演变，可以总结为四个发展阶段。

1 1.0时代：开启先声

1.1 大众选秀模式

2004年湖南卫视制作的《超级女声》（简称超女）为国内女性综艺的先声，开启了国内女性综艺的1.0时代。

　　超女本质上是大型大众歌手选秀赛，宽松的参赛条件吸引了大批素人女性参赛，她们在分唱区海选胜出后，登上年度总选的舞台，其中的佼佼者收获粉丝，签约公司，成为职业歌手。2005年和2006年又相继举办了两届超女，火遍大江南北，后更名《快乐女声》（以下简称快女）几乎延续了之前的节目模式，一批又一批的草根女性通过选秀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明星。

1.2 大胆尝试中性风格

历届优胜选手皆为擅长演唱流行音乐的年轻女性，为配合流行歌曲的演绎，选手们的外型紧跟时尚潮流，2005年超女整体呈现出中性化的风格，成为了一代电视观众心中典型的超女形象。

　　该年的十强选手中，冠军李宇春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总决赛时共斩获三百多万投票。她不仅在外形和打扮上具有中性化的特点，并演唱了许多专为男歌手创作的歌曲，更是对粉丝说自己像男生。而后在2006年的超女赛场上，又涌现出了一大批中性化形象的女选手。

　　就这样，在1.0时代，女性打破了刻板形象，以一种“离经叛道”、模糊性别身份的方式登场亮相，抓住了大众的眼球，在此基础上展开个人主体性的表达。

1.3 反叛父权的主体性

在已有的文化传统结构中，女性一直生活在男性所创造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陷阱中，失去了其应有的话语权，一直处于话语的边缘地带[2]。而女性综艺的诞生，强制性地将男性排除在外，赋予了女性一定的话语空间。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传统的性别观念无疑成为了新时代女性发挥主体性的阻力，也成为了女性综艺1.0时代的隐藏语境。在超女和快女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反叛式”话语。女性被塑造成怀揣音乐梦想，努力追梦的群体，上台唱歌便是战胜怯懦、追求自我成长、努力追梦的能动性体现，当她们大声唱出“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时，已经从男性身后站出来，以独立的姿态发出争取自我表现、追求自我发展的主体性宣言。

2 2.0时代：多样试探

2.1 多样的节目模式

超女大获成功后，中国的综艺节目迎来了井喷式爆发，在2005—2015年期间，走进了2.0时代。

　　大众选秀模式继续发展，延伸出《妈妈咪呀》《女人如歌》素人辣妈歌唱竞技节目，为步入家庭的女性提供了展示才艺的舞台。其余大部分综艺大致可以分为生活服务和明星真人秀两大类。《美丽俏佳人》《我是大美人》邀请明星艺人、美妆专家分享时尚经验，具有较强的功能性。棚综《女神的新衣》《为她而战》邀请女性展开竞赛；户外真人秀《花样姐姐》和《花儿与少年》的穷游设定不断引发戏剧冲突，女明星的个性和交往成为最大看点。

　　如果说1.0时代是“造星”时代，那么2.0时代就是“看星”时代。将目光锁定在女明星身上，刻画其生活的各个侧面，她们的才艺、外形、时尚，引发观众效仿追逐，戏剧冲突也满足了观众的娱乐需求。

2.2 无法逃脱的消费主义陷阱

当代女性实现经济独立的同时，立刻被消费主义捕获。姣好的面庞、完美的身材是现实社会对女性的一贯的审美期望，消费主义要求女性不断购买服饰、护肤品等来修饰外在，保持“美”的状态。

　　《我是大美人》中的女性以精致打扮的形象出场，传授“变美”消费经验，《女神的新衣》则凭借女星的穿着打扮和时尚品位引领消费市场。就算是在不以女性审美教育为目的的《花样姐姐》《花儿与少年》也牢牢贯彻着“穷游不穷穿”的理念，明星常常大牌加身，昂贵非常。

2.3 被异化的女性主体

相较于1.0时代，2.0时代的女性综艺将目光下沉至女性生活，更加真实，但是围绕该话题展开的规定性情景不仅未给予女性足够的话语空间，还往往掺杂进男性凝视和消费主义话语，进而导致了女性主体的异化。

　　在生活服务类节目中，可以普遍地看到女性的审美取向常常被男性凝视所左右。在《我是大美人》中的一期节目里，谈起泡温泉应该怎样化妆，主持人说道“每天不把自己打扮好，你怎么知道转角不会遇到爱”，获得了在场女性一致赞同。在场女性将自己摆在客体位置，牺牲自我放松的机会，以精致的打扮换取被爱的可能性，一边承受着男性凝视的压力，一边将它合理化为自我对“美”的追求。

　　竞赛规则仅用某一指标对参赛者进行排序，在《女神的新衣》中，女明星根据个人经历、价值观设计时装，投资者对其进行明码标价，于是主体经验被物化成商品，卷进了消费主义的价值审判体系之中。《妈妈咪呀》《女人如歌》《为她而战》把女性限定在妻子或母亲的身份框架之内，用个人才艺、夫妻挑战等媒介奇观来对女性个体进行排序，将女性的主体价值引向他处。

3 3.0时代：还原本真

3.1 文化体验真人秀模式

2015年《偶像来了》开播，女性综艺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翻开了3.0时代的篇章。节目由两位男主持人担任队长，带领十位女明星前往国内城市，体验各地风土人情，从第二季开始，《偶像来了》更名为《我们来了》，明星褪去偶像的光环，走进本地文化和本地人的生活细节中去，正如主持人汪涵在节目中所说“偶像走了，真人来了。”

　　节目借助女性的眼睛探索异彩纷呈的文化，体验的新鲜感取代了人与人的矛盾冲突，观众很容易与嘉宾建立跨时空互动，达到体验交融，同感共情的效果。

3.2 诠释当代女性之美

从《偶像来了》到《我们来了》，打造了较为纯净的话语空间，此间的女性无需臣服于父权话语、男性凝视，也无需承担外貌焦虑、身材压力，从而获得了更多的主体性表达空间。节目围绕“女性美”这个中心，从范围、层次、内涵方面进行了多方位阐释。

　　第一，邀请到多位不同年龄段的女明星，打破了对女性美的年龄限制，如赵雅芝的优雅之美、谢娜的活泼之美、徐娇的二次元之美……既展现出个体差异，又在整体上呈现了一出“群体秀”，观众可以从她们的交往互助中，体会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意味。

　　第二，文化体验在女性形象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验文化形式也是消化文化内涵的过程，就此牵引出女性内在的能动性。节目的文化体验通常包括感受、吸收、阐释的三个环节，比如在《我们来了》第一季中，各位女明星来到苏州昆剧院，仅用半天时间学习，就完成了一台美轮美奂的跨界昆曲演出，观众可以感受到她们的艺术素养和个人潜能；在第二季中，节目组来到了诗歌之乡福建东山岛，夜晚海风习习，关之琳朗诵出泰戈尔的《在海岸》，此情此景可见女性内心世界与文化之韵的交融流淌。

　　第三，节目所选取的文化样本在建构女性气质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观众不仅可以看到诗歌朗诵、昆曲演出等彰显的柔和女性气质，澳门拳击赛、大连摩托艇竞技等带有对抗性的项目也将女性的刚强之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4 4.0时代：双面人生

4.1 两种模式并行

2016年之后，国内先后兴起观察类综艺和女团选秀类综艺，二者并行交替争夺女性综艺市场，拉开了女性综艺4.0时代的序幕，展现出女性的双面人生。

　　观察类综艺起初以慢综艺的面貌出现，慢综艺即“不追求快节奏的情节设置和密集的笑点安排，不特意地制造矛盾与悬疑，不刻意预设任务和环节，而是将录制嘉宾最自然的面貌还原。[3]”由于节目存在隐性的观察的视角，也被叫做观察类综艺。2019年，《我家那闺女》直接设置了演播室观察视角，主持人带领嘉宾的爸爸在演播室中观看各家女儿的生活状态，开启了演播室观察类综艺的先例，《女儿们的恋爱》《妻子的浪漫旅行》都属于这一类型。

　　与此同时，女团选秀类综艺《创造101》大获成功，刮起了一阵偶像养成之风，《偶像练习生》《乘风破浪的姐姐》紧跟其后。区别于1.0时代的草根选秀，偶像养成模式的参加者一般是具有一定基础的练习生，通过集中学习获得提升，再借助粉丝打榜、投票的形式选拔成员，组成偶像团体的形式出道，《乘风破浪的姐姐》则是邀请已经成名的30岁以上女性再次成团出道。

　　选秀类综艺呈现的是女性对公众展示的外表，而观察类综艺呈现的则是女性在褪去华服浓妆之后私下生活的内里，两种模式的综艺节目混杂着书写出女性的双面人生。

4.2 呈现女性的表与里

两种节目模式营造出公、私两种场景，女性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分别书写了女性形象的表与里。

　　女团选秀类综艺中，一些女性打破了年龄、性别的刻板印象。年龄30+的姐姐也可以成为唱跳偶像，女团偶像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刻板“模型”，可以是勇于承认自己条件欠佳的杨超越，可以是帅气中性的刘雨昕，也可以是与“白瘦幼”形成强烈反差的王菊。

　　吴昕、黄圣依、伊能静作为两类节目都参加过的嘉宾，在观察类综艺中，她们是女儿、妈妈、媳妇平淡朴实的居家形象，而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舞台上，则是光芒耀眼的偶像。这无疑展现出女性的多元形象，但对女性的多方位、高标准要求也昭然若揭，女性往往背负着“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两种任务。在女性综艺4.0时代，女性不仅是需要恋爱的“女儿”、贤惠“妻子”、带娃“妈妈”、孝顺“媳妇”，还要成为活力迷人的“偶像”、乘风破浪的“姐姐”，而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女性，迎接她们的是批评与淘汰。

4.3 主体意识的迸发与阻力

在4.0时代，女性的主体意识正在迸发出来，同时也承受着不小的阻力。

　　在女团选秀类综艺中，对于资本和观众来说，她们是被选择的客体，但对于她们自己来说，只有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获得外界的关注，女性的主体意识达到了前所未有高度。不仅出现了大量自我认可式话语，而且外形不同于大众审美的参赛者也敢于在舞台上大胆表现。

　　一遍遍练习努力提高唱跳实力的练习生，互帮互助提升团队整体水平的姐姐、敢于为个人争取有利局面的女性，她们表现出有野心、敢争取的“强”者形象。但女团选秀类综艺遵循的是“造星”市场逻辑，最终出道的女团无法逃脱文化商品的命运，选秀时期的鲜活真实会逐渐向粉丝文化投降，辛苦经营起来的主体意识被大大削弱。

　　总体上来说，她综艺4.0时代中的女性虽然迸发出许多鲜活的主体意识，但仍在枷锁中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