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欢/文

　　本文拟对越南学者陈红杏的著述《越南红瑶的地方性知识与粮食安全》做出评述。该著利用各种研究方法积极发掘和筛选沙巴镇红瑶居民具有生态可持续和不可持续的地方性知识，唤起政府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并力图指导当地居民兼收并蓄地利用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与现代化知识，从而为解决越南的生态危机和粮食安全问题提供红瑶方案。相应的方法也值得我国学者加以借鉴，并以此为契机促进人类学向应用领域的拓展。

　　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席卷世界，让传统文化保护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对象[1]，面对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问题，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生态学家，都着力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寻找借鉴。同时，格尔茨创立了解释人类学，将“地方性知识”视为具有独特意义的文化子系统来进行描述和阐释[2]，以便在西方文化中心观及其学科体系外，建构起繁多的本土性文化知识系统。该努力不仅确立了“地方性知识”在人类学话语圈中的重要地位，并且直接支持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当下的许多学者就将两人的上述研究理念相结合，认定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性知识都必定隐含对当地生态维护极其有效的生态智慧和生存技能，各民族的这些智慧与技能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具有直接的利用价值，发掘和利用这样的生态智慧和技能有利于人和自然的和谐共融。越南学者陈红杏的《越南红瑶的地方性知识与粮食安全：老街省沙巴镇个案》[3]，就是一例典型的融合了上述两位学者理念同时彰显出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应用人类学个案。

1 项目研究者及相关概念简介

越南籍学者陈红杏（Tran Hong Hanh），2006年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与社会科学系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河内办事处的赞助下完成了一个有关“地方性知识”的项目，著下上文提到的本文拟作评析的书籍，并在越南的中小学中组织开展教学以普及这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知识。该研究凸显出将地方性知识融入生态人类学实践的重要价值，其中主要涉及“文化生态学”与“地方性知识”的概念。

　　“文化生态学”理论是斯图尔德在1955年提出的，他认为文化和环境是相互作用、不可分离的，并建立了一种厘清地域生产方式如何与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模式[4]。而在格尔茨看来，知识是“经验的直接表达”而非“对经验的有意识反省”，他将实践的能动对象内部的那些地方性常识定义为“‘一群相对组织化、被清晰意识到的思想’，而不只是‘一切人类的天赋，并且在正常心智状态下都必然会知道的东西’。[5]”布迪厄更明确地把这种知识当作一种经验性的实践来把握，它“阐明了社会世界的第一经验的真相，也就是熟悉性和熟悉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把社会世界看作自然的，不言自明的世界。[6]”

　　为陈红杏所探查的越南红瑶在稻作空间、林下种植、狩猎采集等种种条件下生成的知识体系，正是该族群日用而不查的地方性实践与方法。她以在该地红瑶农忙、农歇时分别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调查问卷、组织红瑶绘制其农作物简洁地形示意图并在不同性别、年龄段具有不同经验的红瑶间组织开展小组讨论的方式对他们具有生态可持续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加以发掘和筛选，以汲取当地红瑶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智慧，从而为解决越南的粮食安全问题提供红瑶方案。

2 《越南红瑶的地方性知识与粮食安全》主要内容评介

作者首先对当地红瑶多样化栽种的粮食类目做了介绍，主要是水稻、旱稻、玉米、木薯、红薯、芋头以及土豆，此外稻种被细分为多品类，玉米有早熟和晚熟两类。沙巴镇是高原地区，气候和平原地区不同，因此红瑶专门有自己的农事历，按照自己的节奏种植不同的作物，另外他们会根据气候变暖、粪肥或化肥用量加大等情况来提前收割作物。梯田面积的扩大和杂交水稻技术的采用使其水稻产量逐年提高，除集中精力栽种谷物，他们还会根据不同区块的自然生态条件来及时调整庄稼结构，处在丘陵地带的沙巴各区农民会开发种植合适的果树、草药，各种豆类和鲜花及一些特殊的地方性蔬菜。身在高原，为了御寒得喝酒，他们还会开发不同类型的米酒，特别是红曲米酒，在过去作物匮乏的年代，瑶人会选择用木薯蒸酒，但如今稻米充足，就没人再做木薯酒了。红瑶也会根据各家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来选择不同食物以满足营养需要，他们会把食物分成寒、热两类，并用某些食物治病，所以很少有人会犯用热性食物来治寒病的错误。川芎、杜仲、草果等药草被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草果因此成了他们重要的经济作物，按作者提供当地瑶族家庭靠售卖草果赚到的越南盾计算，红瑶平均每年每户可靠草果增收2500元左右，另外草果必须在林下种植，这成了它给当地人带来的最大好处，瑶人在增收的同时增加了保护林地的意识，良好生态得以持续。此外，他们还有大批自制农具，如锄头、犁、耙、掘土棒、镰刀、草耙、拔稻秧机、簸谷篮，遇到不同种类的耕地就会使用不一样的犁和耙，由于缺少金属制品，为提高效率，他们也会引进一些实用工具。他们还有代代相传的梯田灌溉经验：他们用木头，竹子或其他原材料来控制稻田的水位，他们有不同的方法从山上饮水，开凿地下水或是排干沟槽里的水，专门有人负责疏通沟渠……

　　但作者同时指出，红瑶在维护自己的地方性知识进而取得粮食安全方面仍面临挑战：首先是自然条件的限制，越南四分之三的土地是山地，其中56.2%的山地倾斜坡度大于20度，倾斜坡度太大容易造成土地侵蚀；另据统计，1960—1990年间，越南每年减少的森林面积达到12至15万公顷，森林不断退化；还有一个不容乐观的情况是在红瑶增加化肥、粪肥用量的同时，作物产量却在下降，这是由于化肥的频繁使用造成了土地的贫瘠化，接着为增产粮食，人们又人为地缩短休耕期，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贫瘠化；环境的破坏和恶化对红瑶丰富的文化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沙巴镇的人口增长还会造成食品短缺，基础设施的落后、教育普及率低、无法获得某些有用的现代性技术，这些都成为阻止红瑶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最后，作者提出了在地方层面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并消除贫困的一些切实办法：政府制定的政策需要与当地环境及社会经济条件适配；一定要了解农民的在地化知识体系，从而清楚他们行为及其与环境互动背后的逻辑；地方性知识一定要去粗存精，与现代性技术相结合，跟上时代的发展；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甚至各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彼此的个中情况和生态条件，因此类似研究应该多加展开才能更好地处理粮食安全问题。

3 启示

越南，作为世界第二大米仓，其农民和山地人口却多遭遇以大米短缺为主的粮食安全问题，虽然国家出台了种种相应政策，但由于多数宏观政策制定时并未充分考虑各种切实的在地化条件，实施过程中反而极有可能削弱各种自然资源的承载力进而加剧相应问题，农民为缓解饥饿与贫困又会采取极端手段选择某些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造成生态更加脆弱。作者因此意识到地方知识能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生态环境提供大量的一手资料，对地方性群体传统文化中生态知识的收集与分析，也将有助于为政府决策部门制定与实施有关生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完成了上述红瑶案例。该书将红瑶的稻作灌溉系统、草果林下种植和保证物种多样性的多种手段等各种日复一日被实践却日用而不查的地方性知识合法化、谱系化、窗口化，也将红瑶因自身知识局限促成不理智行为进而引起生态破坏的各种错误操作加以披露，这些都将帮助当地红瑶群体在方方面面更好更快地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简言之，陈红杏的这一例红瑶研究个案直观地显示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7]。因此，对地方性知识价值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本质意义，各种地方性知识和生存性智慧也可以引领我们在21世纪做出更多有益的生态人类学实践。

　　此外，上述应用人类学案例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方面的启示。陈红杏的实践旨在用地方性知识更好地指导地方性群体的生产生活与各级政府的生态治理，它实践了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学”[8]的思想，可以帮助改变大众对人类学没什么用的偏见和误解，21世纪的人类学就该如上述研究一样广泛地“涉入”现代社会中包括环境、气候、生态、种族、政治等等在内的各种议题之中，在各个方向上积极探索，突破传统学科藩篱，走进更广阔的社会，面向社会大众，实现自我救赎，为未来发展注入新思想，从而摆脱“人类学终结”“人类学危机”的困境，并为人类学的不断拓宽和发展注入活力。

4 结语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皮科克指出，在 21 世纪，人类学的发展将会出现三种图景：（1）消亡；（2）龟缩在自己的飞地里行尸走肉般地苟延残喘；（3）学科的重整和发达，跃居社会的显要地位。人类学的发展究竟走向何方？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学为人类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人类学要想实现“自我救赎”，就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作为：“第一，参与，然后领导。第二，提出正面的建议。第三，走出去。[9]”越南学者陈红杏的研究案例就很好地做到了以上几点，该应用人类学研究着力挖掘越南红瑶生态智慧，注重与诸多学科、学者以及研究对象建立广泛的参与、合作与对话，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社会民众，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注重知识的实际转化，从而为特定社会群体的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健康发展贡献知识和智慧。21世纪的人类学，应该以此种实践精神为导向，而不是只在传统的人类学知识共同体中“孤芳自赏”，才有可能取得长足发展。■

　　引用

　　[1] Kay Milton. Ecologies Anthropology: 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J].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0,49(154):477-495.

　　[2] 吉尔兹.地方性知识[M].王海龙,张家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3] Tran Hong Hanh. Local Knowledge and Food Security among the Red Yao Ethnic Group in Vietnam: A Case Study in Sa Pa District, Lao Cai Province, Vietnam[M].Münster: LIT Verlag, 2009.

　　[4] 朱利安斯图尔德.文化变迁的理论[M].张龚启,译.台北:远流,1989.

　　[5] 克里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89.

　　[6]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M].高振华,李思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95.

　　[7] 参见杨庭硕.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7):23-24.

　　[8]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八卷(1957-1980)[G].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71.

　　[9] 詹姆斯·皮科克.人类学的未来[J].黄叶,译.广西民族研究,2001(2):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