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哺育了华夏数千年的历史和文明，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东亚和东南亚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探索儒家文化传播，有助于打造中华文化的名片，让世界上更多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中华文化悠久绵长，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着诸多璀璨的明珠。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国民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和发展基础。在这些流光溢彩的明珠中，儒家文化熠熠闪光。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在中国政治、历史进程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儒家文化更是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儒家文化不仅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东亚和东南亚也有着相应的发展。据考证，儒学的传播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些国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将儒家文化推崇到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今天发展的情况下，研究探索儒家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沿线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传播的历程和影响
1.1日本
《日本书纪》是最早记载儒家文化在日本传播情况的书籍，这部日本最早的正史中说：应神天皇16年（大约是公元285年），百济的博士王仁赴日，做了太子老师，学习中国文化。据记载，王仁带去了十卷《论语》在日本传授。到了日本飞鸟时代的推古天皇时期，从公元593年开始，圣德太子被任命为摄政，吸收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众多思想，推行改革。圣德太子制定了名为“冠位十二阶”的冠位制度，引用了儒学的五德来区分官位高低。以才能而非门第来选拔任用人才，从而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宪法十七条”，提出“和为贵”“崇君”等思想，强调了君臣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在“宪法十七条”中广泛地引用了儒学典故，从那时起到现在，儒家文化便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的发展。
到了大化革新时期，日本通过派遣遣唐使开始全面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学制，并开始推行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在此时期提出的各类改革措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儒家文化也渗透到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很多地方开始建造孔庙，论语也被尊为圣典。从公元701年（大宝元年） , 日本就开始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大学寮中祭祀孔子。每年农历二月、八月的上丁日定期举行被称作“释奠”的祭孔仪式。日本也和中国一样，追尊孔子并将其封为“文宣王”。在日本，天皇和贵族们学习的必读书目中就有儒家经典著作。
到了镰仓幕府时期（公元12世纪）开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宋学传入日本，朱熹的《论语集注》便是在13世纪中期在日本首次刊刻。以此为契机，此后儒家文化和日本本土文化结合得更加紧密，这一时期的“宋学”开始日本化并成为具有崇高地位的思想。可以说，日本是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较为深刻的国家之一。
1.2 韩国
在韩国，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在公元前便移居到了朝鲜半岛，所以儒家文化传入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记记载，在商朝灭亡时，周武王释放了被商纣王关押的箕子，“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在朝鲜自己的历史中便有了“箕子朝鲜”的说法。到了秦汉之时，据《后汉书》记载，很多人为了“避苦役，适韩国”，秦汉移民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这些文化当中就包括了典章制度、天文历法、儒家文化。在朝鲜史书《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记载了“持德者昌，持力者亡”这一儒家伦理思想，可见儒家思想在当时已经被统治阶层吸收和接纳。到了公元4世纪，高句丽的君主小兽林王仿效同时期北朝的前秦推行儒家文化，进行思想变革，“立大学，教育子弟”，为国家培养人才。在大学中的学习材料就是《礼记》《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不仅在中央，在民间也有许多私立的“扃堂”学习儒家文化，可见此时，儒家思想已经融入到当时的社会之中了。
在百济，政府对中华文化充满向往并积极吸纳，大力提倡学习儒家文化。而新罗更是全面接受当时的唐文化，在神文王二年（公元682年），将儒学确立为“国学”，并“置卿一人”。唐玄宗还派遣使臣到新罗“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新罗王朝还规定，必读书目就是儒家经典，甚至规定读书的上品者就是读《春秋》，懂《礼记》，明《论语》。在当时社会上，学习儒家文化蔚然成风。
到了高丽时期，成宗明确将“儒学”作为治国的方略，“仁为礼义之先”，倡导忠孝一体。在宋代，朱熹之学传入了朝鲜半岛，教化民众，达到了儒家文化传播的一个高潮。
在李朝时代，儒家文化全面发展并进行了本土化。受儒家文化影响，朝鲜王朝太祖七年（1398）根据《周礼》将国家最高学府更名为成均馆。在这段时期，朝鲜“专尚儒术”，儒家思想是朝野均要学习的“官学”，朱熹的著作已经是选拔人才考试的必考内容。在此时期，朝鲜还产生了一批儒学大家，这些人的学术水平不逊于同时代的国内研究者。
直到今日韩国，儒家思想仍旧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发展。“儒教”信众仅次于佛教和基督教，在韩国国内有300多座寺庙。韩国的“成均馆”统计过，80%的韩国民众都接受过儒家文化的学习或者信奉儒教。现在韩国一流学府成均馆大学，每年还要举行两次“释奠大祭”，纪念孔子等儒家先贤。儒家的提倡“礼义仁智信”已深深地镌刻在韩国人的社会中。
1.3 越南
儒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应该已经超过两千年的历史。随着中原文化向南方传播，儒家文化也传入到越南。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越南设立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将越南正式列为汉朝的版图，儒家思想便在越南广泛流传。到了公元10世纪，虽然越南脱离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在政治制度、文化思想上继续效仿中国，与中国的封建朝廷维持着“宗藩”关系。1075年宋朝时期，处在李朝时代的越南学习了中国的科考制度，其中 “儒学”成为必考内容。之后越南还建立文庙，大力推行儒家思想。
越南自李朝起，便推行儒、释、道并尊的政策，建立国子监，实行科举制。到了陈朝，创立国子院，讲授四书五经，越南的儒家圣贤也层出不穷。等到了胡朝，统治者还限制佛教，发展儒教，儒家思想的地位不断提升；公元15世纪，越南建立了黎氏王朝，效仿中国的官制、律例、文化，独尊儒教，在全国贯彻儒家思想，这段时间成为儒家思想在越南发展的鼎盛时期。儒家思想在黎朝之后虽过了鼎盛时期，但仍旧备受推崇。越南的儒家思想有着自身的国家特色，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节义，也为主流社会所推崇。
1.4 印度尼西亚
中国和印尼的文化交流的历史比较悠久。《汉书·地理志》中便有汉代使节在东南亚交往的记载。《后汉书》中记载在东汉公元132年，就有叶调国的使者师会来贡献。到了东晋时代高僧法显足迹就到了印尼。唐代末年，大量的移民为了逃避战乱来到了苏门答腊。宋元时，与印尼海上贸易频繁。明代，郑和下西洋也到过印尼。随着华人迁入印尼，他们将中国信奉的文化和宗教也逐步带入了当地，其中就包含儒家文化。在18世纪后期，华人就翻译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学说，在印尼传播。到了1900年，中华会馆成立，宣扬儒家文化和孔子思想，并将孔子学说和佛教、道教相结合，并期望将“孔教”设立推广。1945年，印尼独立，总统苏加诺颁布法令，正式承认“孔教”的合法地位。但儒家文化在印尼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到了1965年，新上台的总统苏哈托推行“排华”“反华”政策，取消儒学课程，力图禁止“孔教”活动，孔教受到打压。直到2006年，苏西洛总统宣布恢复印尼孔教的合法地位，将孔教列为印尼的六大宗教之一，孔教迎来了复兴。
2 传播的共性特点和意义
2.1 共性特征
首先从政治层面上看，很多国家统治阶层一方面为中华文化所吸引，另一方面更是出于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积极地推行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忠”“孝”“仁”这些核心要素，对于维护封建国家政治体制的作用不言而喻。其次从经济层面上看，儒家思想中看重“信”“义”，主张“见利思义”，在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也有着积极作用。例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便充分体现出儒家的经济思想。华人华商或是接受儒家思想的本地商人都深受儒家义利观影响[1]。
再次从文化层面上看，儒家文化与这些国家的本土化思想相结合，得到了社会认可和有效传播。不少国家还要求民众学习儒学文化，并将其作为选拔考试的必备内容。因此在日本、越南、韩国还涌现出不少儒学大家。直到今日，很多国家还保留着祭孔仪式。儒家的经典也为社会广为熟知，儒家文化已经深入社会各方面。
2.2 传播的意义
第一，传播了中华文明，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儒家思想哺育了华夏数千年的历史和文明，儒家思想地广泛传播有助于打造中华文化的名片，让世界上更多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场世纪博弈中想要下好先手棋，保持清晰的头脑，明确自身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在云谲波诡的世界环境中，占据有效话语权，提出更多的中国方案需要我们充分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所提出的家国观、义利观、仁爱观等都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提供了有效借鉴。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特有的家国一体情怀表现出中国人的担当，折射出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与作用。作为世界的一员，中国敢于担当作为，并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润有着直接的关系[2]。第二，儒家思想的传播将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塑造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儒家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当代中国社会的理想追求、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行为方式、价值判断等都深深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比如儒家最常讲的，作为君子要修身治国平天下，分别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入手强调人的道德修为和教化。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不谋而合[3]。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需要强大的文化作为精神支撑。儒家思想的传播将会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指引着我们的前进方向，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客观要求，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蓄精神力量。■
引用
[1] 李开琴,杨麒霖.儒学视域下中国儒家文化圈的文化外交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9(2):120-124.
[2] 柯慧俐.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儒家文化圈的形成[J].学理论,2014(27):144-145.
[3] 李欣人,李承志.儒家文化视域下跨文化传播观念的重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7):34-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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