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在我国先秦文献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其中的预言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预言是重要的叙事特色之一，渗透着作者鲜明的思想倾向，在后续发展中得到验证，本文试图对其进行阐述。
《左传》作为先秦文献中重要的文化记录，成书年代早、材料来源可靠一直被解读，其展示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文化特点。在研读中，笔者对其中的预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是因为其预言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既有预言当时事件的，也有预言几十年后事件的，甚至预言事件的时间更为长久；二是因为这些预言应验性强，在历史记载中得到验证，其叙述手法和特点成为后世学人讨论的热点；三是因为《左传》预言中鲜明的思想倾向，代表着先秦以来的一种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即“天德合一”。本文对这三个方面对《左传》预言进行阐释。
1《左传》预言的丰富内容
在《左传》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离不开占卜，大到国家兴衰、战争胜负，小到个人吉凶祸福，涉及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卜蓍在当时十分盛行，除卜蓍之外，天象和梦也是预言的载体。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三方面预言。1.1 关于国家兴衰的预言
国家的兴衰是君王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国君就常常依靠占卜推测国运，以便应对时局变化，保全国家，巩固政权。如：“（哀公七年八年）曹国灭亡前，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许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田戈。曹鄙人公孙强好戈，……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强言霸说於曹伯，曹伯从之，乃背晋而奸宋，宋入伐之……遂灭曹。[1]”
这一预言成为《左传》预言的典型代表，史实证明公孙强消灭曹国。
又云：晋攻打陆浑，“韩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故使穆子帅师。”晋文公以神灵形式托梦于韩宣子，从而传达意旨，命令荀吴作为统帅，消灭陆浑，“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昭公十七年）这两例预言都通过了历史的检验。在《左传》里，这种预言举不胜举，战争的结果往往是通过以往的战争经验和规律推测得出，通过预言的神异性和历史结果结合而形成预言，是史学家的叙事手法。
1.2 关于战争胜败的预言
在《左传》的预言中，有关战争的占卜占有很大的比重，因为战争在先秦时代是决定国家存亡的主要方式。所以，无论遇到大小战争，君王都会命令占卜师预测战争的胜败。例如：（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亦其所以。”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在师逆王。夏四月丁已，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2]。
这就是明显的一例，其战争的结果也充分证明了占卜结果与历史结果的一致性。在战争前进行占卜，占卜的结果是胜利，能够鼓舞士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促进战争胜利的作用，由此可见，预言服务于政治性和道德因素，通过二者结合，阐述影响历史事件的多重因素，以来自上天的预言解释君主是上天的代表，初步形成“天人合一”的观念。
1.3 关于个人吉凶福祸的预言
在先秦时代，不仅用占卜术来占卜战争的成败，在各种行业上都有过关于占卜的记载，个体寿命、夭折、祸患、福报、荣耀、屈辱、穷困、通达都是可以接收上天的指引。《文公十四年》云：“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后来三年，宋襄公夫人命人杀害宋昭公；五年之后，仆御杀害齐懿公；第六年，晋国发生“赵盾弑其君”大案。如《昭公二十年》记：“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乱，国几亡，三年而后弭。蔡有大丧。’”宋有乱，就是指当年发生的宋元公忌华氏、向氏，二族作乱，事败出奔事；“三年而后弭”，指华、向二族逃亡者在第二年复入宋国，据南里，引吴兵以为援，齐、晋、卫救宋，败华氏，华氏又求救于楚；及鲁昭公二十二年，楚请恕宋华氏，宋军解围，华氏向氏奔楚这一事件的过程。前后三年，很多诸侯国包含其中，宋国受到影响非常大，所以说国家几乎灭亡。“蔡有大丧”，是指蔡平公卒。除个人的福善祸淫外，甚至能占卜未出生的孩子是男或女，以及他的命运。例如：（闵公二年）成季文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有筮之，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之在其乎曰：“友”，遂以命之[3]。
由此可见《左传》中占卜的灵验性，甚至连未出生的婴儿的性别都能占卜出来，而且还占卜到孩子的手上有个“友”字，其准确性让人难以置信。寿夭祸福、荣辱穷通体现了天命的道德性，通过惩恶扬善，来阐释“有德”和“失德”的具体表现，以此来约束百姓，形成教化的手段之一。
2《左传》预言的文化特点
2.1 预言的灵验问题
研究《左传》的学者，对《左传》预言有种种不同的认识，预言也有不灵验的结论持有一致性态度，其中未应验预言也比较多。胡念贻先生以为《左传》凡预言战国之事皆不验。没有得要应验的预言，笔者认为可以阐释为作者叙事的艺术性，艺术性与非理性的交织，使得预言充满了神异性，但并不能得以应验。实际上《左传》预言大部分都是比较确切地应验了的。某些预言未验证，可能是有时间限制的不灵验，公元前352年秦攻取魏之安邑，这是自穆公以后的首次东征，至此“秦人不复东征”的预言算是不灵验，但在此之前，由秦穆公卒至魏取安邑，中间经历二百六十八年，这一预言却也是应验了的，只是时间上有了偏差。类似的预言在《左传》中还有一例：（哀公九年的预言）“赵氏其有乱”，由于赵氏以后并非“世有乱”，所以古今学者都以为这是一条不灵验的预言。但是在左氏生活的这一时代，赵氏恰恰是“世有乱”。公元前三百八十六年，赵敬侯立，公子朝作乱，失败奔魏。十二年后即公元前三百七十四年，敬侯卒，成侯立，公子胜与成侯争立，为乱。赵氏此二世之乱都为左氏亲眼所见，这条预言也是应验了的。只是时间上的差异，导致后世的学者认为此条预言是不灵验的。
综上可知，《左传》的预言没有一条不灵验的，只不过是由于时间的差异和后世学者的理解错误导致认为某些预言是不灵验的，也可以体现先秦时期，人们没有否定天命观，通过预言的叙事手法，将历史与文学相结合，体现了文学的多样性。
2.2 预言体现的文学性
预言即为预叙手法，通过文学创作与历史相结合的叙事特色，表现先秦时期文史创作的“文史哲”一体的特点，预言体现出比较鲜明的占卜与应验的关系，预言的灵验或应验，是道德化的体现。《左传》全文简明，通过单音节词表现作者情感特色，体现作者创作艺术手法的成熟，预言既体现了文学叙事的灵活性，也展示了叙事手法的丰富性。通过语言描写，将预言以多嘴或随口的方式进行叙述，如《定公十五年》云：“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子贡通过观礼发现鲁定公和邾国君都将要灭亡，以话语的形式进行预言，用语言的灵活性和非理性，展示预言的神异性和道德化。
3《左传》预言的思想倾向
《左传》作者在叙事中体现了人的发展受到上天的指引，以“有德”和“失德”来对人进行评价，从而给予奖惩，天与人在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上体现了一致性，《尚书·汤诰》云：“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以行善将得到福报，作恶将受到祸端。从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天命观、道德观对《左传》创作的影响。《左传》对叙事手法的创新，通过观星、入梦、卜蓍等神意天命与道德性和礼义的社会教化相结合，通过生动的文学叙述，将历史事件还原展现，让上天承载德的判断能力，在众多历史事件中，表现出上天的预示和征兆，表达其中的道德性，通过上天预示来阐述实事，通过历史道德观进行分析。除了有单独的方式进行预言，还有用卜蓍和天象等多种形式进行呼应来预示，更准确的进行预兆。在此略举几例：“（鲁昭公）八年春，石言于晋魏榆。（鲁昭公）十年春……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於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鲁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 朔，日有食之。晋侯问於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於是有灾，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卯。”
鲁襄公二十八年：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
通过观星等方式形成预言，作者将上天的征兆和观念与人的品行发展相依附，形成即成现象与历史发展相统一的趋势。《左传》中，相关的文学叙事出现次数较多，如鲁文公十八年、齐庄公之被弑，鲁昭公十三年的楚灵王之死，鲁昭公十年的晋平公之卒等[4]。将君主个人历史结局与最终死因结果间接联系，通过作者的叙事将其道德性的负面丑恶描述，将德行与人的发展相关联，体现预言的道德性与对后世的教化性。
《左传》中星梦卜蓍、神鬼预言等现象的产生是必然的，是文学与历史相结合的产出，以文学叙事手法来记叙历史事件，先秦时期史官的神职特性与官职职能未能完全分离，运用预言应验确定人的道德，用文学叙事技巧形成天人合一的道德观展示[5]。一方面，这一模式可以从当世的朝代更迭和社会现状探讨，通过德行和作为将天兆预示给人的形式，形成了作者记录先秦时期政治迭代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天兆和预言叙事的方式，将人的发展与上天的指示判断相结合，形成社会教化的功用，宣传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来劝解百姓向善，作者的创造性的叙事方式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在先秦时代，卜蓍、天象等盛行，大到国家命运，小到个人祸福，都表现了神异性和非理性[6]。以理性思维推断，那么多的预言是不可能每个预言都应验的，但是为什么在《左传》中确找不到一个不应验的语言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作者在收集资料时，出于本人的喜好，经过了筛选和剪裁，只取应验的编入书中。作者将非理性与历史现实的理性相结合，将神权与人权相结合，因此可以说，《左传》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客观历史，更主要的是反映作者的思想，这种思想特点和文化特点影响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
引用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杨伯峻.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7.
[3] 沈玉成.左传译文[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 尚秉林.周易尚氏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1.
[5] 申洁铃.梦文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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