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琳/文

　　文化是人类文明代代相传的表现，探索一种文化的跨朝代演进也可以说是窥探一个地域的发展历程。因此，本文通过历史的视角探求粤剧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衍生和传承。粤剧是中国戏曲流传历史最长的戏种之一，具有高度的地方文化凝聚力。近年来国家对粤剧的发展与传承给予大力的支持，围绕粤剧展开的研究如雨后春竹般涌现，成为热门的研究议题之一。本文对粤剧的跨朝代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和提炼，对应同时代社会民俗风貌特征及统治集团推行的政策展开探讨，以期了解粤剧艺术的源起和衍变脉络，在中国历史发展下如何实现自身的再繁荣与绿色转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各民族日常生活，并被认为是代代相传的智慧，是向不同社会传播记忆和文化价值的媒介，也可以是与之相关的物品或建筑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主要标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粤港澳三地的共同努力下，粤剧自2009年9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华南地区最具影响和流传最广的剧种之一。

1 明朝粤剧孕育和“教化”功能

粤剧属于中国地方戏种，源自历史上的杂曲。关于粤剧的起源众口纷纭，岭南地区具有悠久的歌舞传统，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5件玉舞人，展示了汉式“长袖舞”。粤剧的角色布局与“南戏”相似（传奇戏曲的前身），角色分类除了“末、净、生、旦、丑、外、贴”等，比“南戏”多了“小、夫、杂”，它不仅吸纳了“南戏”中弋阳腔和昆山腔的中原声韵特点——板正腔纯，还逐步融汇了徽、汉、湘、桂等戏剧唱腔特点，发展成为最古老的地方传统戏曲之一。

　　自1368年建立明朝以来，民间娱乐活动种类繁多，其中属小说、戏曲和歌舞杂耍最为常见：公元1559年徐渭（1521-1593）在《南词叙录》中写到“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自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嘉靖年三十七年刻有《广东通志》中记载曰：广州府正月闹花灯，“二月，城中多演戏为乐。”另，冯梦祯的《快雪堂集》亦有两则记载：“吴徽班演《义侠记》，旦张三者，新自粤中回，绝技也。”“吴伎以吴徽班为上，班中又以旦张三为上”。这些史料描绘了当时粤戏在岭南地区盛行的画面并有机会融汇多戏种的精髓，取众家之长。

　　明朝戏曲经典剧目很多，但统治集团对戏曲内容颁布了较为严苛的律例：“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意在维护皇权。明1480年颁布的《礼仪通谕》中强令“良家子弟‘勿事戏剧，违者乡老纠之’”。明1521年《谕民文》有述“倡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社学”“不许造唱淫曲，扮演历代帝王，讪谤古今，违者拿问”。由见，明朝戏曲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官宦子弟皆不提倡参与，否则有取消功名的风险。再者，统治集团严令禁止部分戏曲的诏文印证了当时的表演题材多以传唱摄政阶层和历代权贵的故事为主，演绎了统治王朝内部千丝万缕的联系。统治集团既干预戏曲的发展又留有余地的表现含蓄的显露了他们利用戏曲文化教化民众应顺从天意，臣服伦理和相信统治者的天命所归，弱化阶级矛盾，表彰忠孝意图。

　　粤剧在明代初现雏形，虽未有正式专属的戏种名称，只称为“大戏”，外省入粤的戏班虽然发展一时鼎盛，但没有阻碍“大戏”逐渐形成流派，反而丰富了它的表演素材，提供了艺技借鉴，为后期粤剧的戏路规范和表演风格奠定了雏形基础。

2 清朝早中期粤剧成型与“红船”交通

至康熙、雍正年间，屡次减轻赋税，承袭明代旧制开放港口，将一切通商事宜归并给广东。至此，广州唯一的贸易口岸，吸引了大量西洋人往来贸易和传教，也给外省戏班提供了商机，其中包括徽、赣、苏、湘、豫、贵等六省约76个戏班。艺人为了讨生活，不退回原籍，留下入乡随俗继续唱戏的首要条件便是把原有“戏棚官话”中的中原音韵改为广州地方口音的“广腔”，粤戏的表演逐渐成熟，语言和唱腔在这个时期逐渐确立。为了便于管理众多的外省戏班，“外江梨园会馆”行会在归德门外巷建成，主理外省班事务。经济活跃促进人口流动，丰富了民间娱乐内容，各大行会的建立使得各地戏班事务逐渐章程化，不再闲散，有序的管理增加戏班收入并使其良性循环。为了生计吸引更多的民众观赏演出，扩大各个戏班的名气，又受限于当时两广陆地交通不便，戏班以水路为主线巡回上演剧目，“红船”应运而生。清嘉庆年间，听戏成了民间传统娱乐，地理位置和语言优势让本地戏班的发展进入黄金期，超越外省班并站稳脚跟。

3 清末粤剧改良联合教育理念

粤剧在清末因为李文茂起义而遭到长达15年的禁演。为了能让粤剧得以延续，南海人刘华东机敏的假借京剧之名上演粤剧，才不至于让粤剧绝迹。勉强维持到同治年间才得以解禁。许多外溢的艺人逐渐回流，恢复粤剧戏班事业，“八和会馆”在广州黄沙旧地海旁街落成，致使演出和管理制度得到恢复和完善。

　　粤剧在经历明清两朝后，从最初萌芽到吸纳众多戏种特点后逐渐自成一派，确立了自己特有的语言唱腔和表演形式，并吸纳民间曲调丰富曲牌，例如：板眼，龙舟，木鱼，咸水歌等。粤剧的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随着朝代发展更替促使自身的演变和行进。在对待戏曲发展的政策上，明清两朝统治阶层都有相似的规定：建国初期都对戏曲内容和演出有严格禁令，都不允许世家子弟或当朝权力阶层听戏或学戏；另外，两朝都利用思想学派鼓励部分戏曲的传播和发展。不同的是，艺人的身份随着朝代更替在逐渐提高，从最初只是一种休闲娱乐到重视传播文化思潮的重要教育途径。

4 民国时期粤剧蓬勃与体制变革

中华民国于1912年成立，粤剧发展陷入囹圄。这时期的进步人士冯友兰、贺麟等是复兴文化思潮的代表，呼吁弘扬传统文化，复兴思潮，强调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命，鼓励用民族文化挽救危亡。这亦给粤剧的复苏指明了方向。

　　民国时期的娱乐形式多样，看戏、吃席、说书、新型话剧甚至电影的出现对粤剧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为占据市场竞争力，兴建了大批戏院，粤剧表演模式逐渐商业化，演出不再限于郊区城乡；为了迎合城市民众的欣赏品味，粤剧剧目翻新率很高，保证票房和利润。商业化竞争逐渐促使粤剧的蓬勃和新一代名伶人才辈出，曾在广州展出的粤剧粤曲文献文物可以证明粤剧在20世纪20、30年代的鼎盛景象，艺人的收入甚至高过当时的政府官员。

　　这时期粤剧的改变和艺人的个人地位都进入了新纪元。首先，语言运用由地方方言转为口语化词汇；演出场地由室外流动形式转为室内固定场地；声腔因演出场地的变化而转用“平候”唱腔；戏曲脚本和内容反复更替，戏班体制逐渐扩容，由原有戏班配置人数大致在二、三十人转为高达100多人；“十大行”的旧制角色体制被新制“六柱制”取代，舞台布局被扩充，并与演员收入挂钩，大大激发了艺人的积极性，这是民国时期粤剧演员人才辈出的直接原因之一。

　　不可否认，民国时期的粤剧发展经历了一段黄金期。艺人为了躲避纷乱都旅居广西、上海、香港、澳门、美国、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这也间接把粤剧艺术散播到了周边地区甚至流传海外。民国统治阶层没有对粤剧颁布相关禁令，更乐意通过这个艺术形式传播护国情怀，最重要的是，粤剧艺人在戏曲改革的过程里不断提高艺术造诣，从而提升了艺人的身份地位。

5 近现代时期粤剧发展与传承

近现代时期，政府鼓励和扶持粤剧的发展，帮助劳动人民构建思想意识形态和积极的艺术鉴赏能力。因此，粤剧在20世纪50年代迅速复苏并壮大。1960年，创立了广东粤剧艺术专业学校，并在一年内上演了《秦香莲》《宝莲灯》《水淹七军》等经典剧目，当时的盛况被《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相继报道；其次，许多艺人开始投身电影事业换取名利，这种世态引发了社会不满，担心电影粤剧改变了戏曲的传统根基，但这并没有减退艺人投身电影圈的热情。史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粤剧电影超过500部，例如《宝莲灯》《洛神》《红娘》《帝女花》等。著名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马师曾合力主演的粤剧电影《关汉卿》《搜书院》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各种新潮艺术形式与粤剧相比现得更加时髦风尚，加上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增大，除了部分老一辈人，喜欢欣赏粤剧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因此，如何让粤剧再度繁荣，培养年轻一代听众是迫切的议题。

　　为此，我国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和保护粤剧在多元文化融合时代存续自己独特的文化特性，保存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身份，亦是保护与之相关的传统习俗、行为方式和国家历史。粤剧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学者们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对其艺术发展历史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亦有学者把粤剧引入校园，与艺术家合作学习欣赏和演唱粤剧的音乐教育课程在香港和广州多地高校开设。许多知名剧目被重新录制翻唱，一改过往伴奏老套、舞台设计单一的问题。在公众宣传方面，羊城国际粤剧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粤剧剧团参与和交流。2017年6月8日广州荔湾区首届粤剧嘉年华开幕，粤剧艺术博物馆资料典藏室也正式对外开放，在活动中群众可以免费观赏经典剧目演出，与名伶互动，体验化大妆着戏服等近距离感受粤剧艺术的魅力。2021年10月13日，由珠海市委宣传部重点支持打造、珠海市粤剧团原创的现代粤剧《南粤破晓》在珠海大剧院首演，该剧不仅承袭了传统粤剧的曲牌体，还加入了合唱与联唱的形式，配合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丰富视觉冲击，布景和着装借鉴了话剧元素，大胆放弃了红忠白奸的脸谱扮相，让演出贴近时代步伐。

　　粤剧历经近五百年的悠长历史让我们懂得，存粹的艺术消费品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文化艺术形式的发展与变革都无法脱离国家的扶持、政策的指导和民众的拥护。粤剧享有“南国红豆”的美誉，它独特的地域性、民间性、历史性和艺术性奠定了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地位，从最初的萌芽期，发展并吸纳、融汇、创新自己，经过多年的洗礼，虽然在现代音乐文化格局中失去了原有的光芒，但粤剧的民族艺术价值值得当代人不断打磨、保护与传承。■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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