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声名卓著的画家。1939年，应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邀请，徐悲鸿前往印度国际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与访问。在印期间，徐悲鸿不仅举办了个人画展，还创作出了多幅极具代表性的绘画作品。通过分析徐悲鸿在印期间创作的代表作，能够发现这些作品具有促进中印文化交流、鼓舞中印人民反压迫斗争以及推动中国画改良之意义。徐悲鸿的印度之行堪称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解读此段行程，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徐悲鸿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启发并指导新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1 徐悲鸿印度之行简述
1937年4月，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在中国学者谭云山先生的主持下成立，开启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印度国际大学位于距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不远的小镇圣蒂尼克坦（Santiniketan，意为和平乡），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手创办的。作为印度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园地，自学校创办以来，泰戈尔每年都会邀请世界各国著名学者前往印度国际大学进行讲学，而中华文化是泰戈尔推介的重要文化之一。自1924年访华以来，泰戈尔便对中国艺术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当时正值中国文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时代，泰戈尔和国际大学的师生们都热切期盼能与中国艺术进行深入交流和学习。1938年6月，谭云山先生返回国内，同时还带回了泰戈尔邀请徐悲鸿赴印度国际大学举办画展和讲学的邀请函。但徐悲鸿的印度之行于1939年底才正式拉开帷幕。在此之前，由于强烈的爱国之心以及新加坡友人的热情邀请，徐悲鸿借道先行前往新加坡、吉隆坡等南洋城市举办筹赈画展以支持国内抗战。“1938年八九月间，徐悲鸿接到诗人泰戈尔的邀请，10月即带上一批作品自重庆奔香港，1939年1月到新加坡、又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举办画展，辗转达一年之久，约于冬季到达印度，12月在印度国际大学举办中国近代画展。”
印度东部是徐悲鸿的主要活动区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除圣蒂尼克坦之外，徐悲鸿还游历了大吉岭和喜马拉雅山地区，并进行重要美术创作。1939年11月，徐悲鸿乘坐邮轮从新加坡出发，月底抵达加尔各答海港，在谭云山先生的带领下马不停蹄地赶往印度国际大学。12月7日，初至印度国际大学的徐悲鸿难掩兴奋之情，在写给挚友舒新城的信中说道：“十二月六日到国际大学，已见泰戈尔先生，果然如吾想像中之伟人，确是一理想攻学之环境，不愧地灵人杰。”12月14日，泰戈尔在国际大学为徐悲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会结束后，徐悲鸿还参观了印度美术展览会，详细观赏了阿巴宁德拉纳特·泰戈尔（Abanindranath Tagore）、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以及南达拉尔·鲍斯（Nandalal Bose）等作家的作品，了解印度美术的风格特色。12月23日恰逢国际大学建校39周年纪念日，泰戈尔为徐悲鸿隆重举办了在印度的第一次画展。当天“四乡即来集会，于是此幽僻之乡顿成闹市，悲鸿之展览亦为其中点缀品之一。”徐悲鸿的百余幅作品展出后，随即引起了印度艺术家的浓烈兴趣，为沉寂已久的印度画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欢迎徐悲鸿的致辞中，泰戈尔说：“作为中国伟大文化的使者，我们欢迎你的到来；你在印度为我们带来了精神上互相同情的礼物，在数百年前，这份礼物已使我们古老的中印文明团结在了一起。你的到访将增强我们的力量，并使我们的努力更接近实现。……东方历史文明的力量将使我们所有人免受黑暗的侵袭。”徐悲鸿在其自述中回忆道：“泰戈尔先生致辞称我为沟通文化之使者，历述中印文化沟通之重要，并论东方文化之精神。……承先生以此神圣事业勖勉，并令我参加此项高贵之使命，固为我生平莫大之荣。……我想我们人类因料自己，做些跑腿工作，也应当的。中印两大民族之关系，一向基于非功利及互助精神上，由传统的方式来说，凡来往的人，应当带些东西来，还应当带些东西去。在印度高深博大之文化上，我个人的希望，乃想带些东西回去的。”由此可见，泰戈尔赋予了徐悲鸿中印文化交流使者之使命，并对徐悲鸿印度之行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赞扬中印文化交流之意义，希望中印两大文明古国能求同存异，继续深化交流与合作。徐悲鸿不仅崇敬泰戈尔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还十分赞同泰戈尔的“友爱”“互助”“中印一家亲”等大亚洲主义精神，他也希望中国绘画除了保留其固有特点之外，还应充分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秀艺术文化，实现融合发展。徐悲鸿此行不但为了学习博大精深的印度文化，还为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璀璨文化提供一个对话与交流的机会。正因如此，徐悲鸿在印度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创作了多幅意义非凡的美术佳作，其作品也拥有了别具一格的特色。
1940年2月17日，圣雄甘地访问国际大学，并在泰戈尔的提议下同意为徐悲鸿举办画展，以促进中印友谊。2月21日至29日，印度东方美术学社和中印文化学会在加尔各答为徐悲鸿联合举办了第二次画展，共展出两百余幅作品，在印度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泰戈尔非常重视此次展览，高度赞赏徐悲鸿的绘画艺术，亲自为此次画展写了序言：“……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我欢迎这次徐悲鸿绘画展览，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既然旨趣高奥的形象应由其本身来印证，多言是饶舌的，这样，我就升起谈话的帷幕，来引导观众走向一席难逢的盛宴。” 此外，包括南达拉尔·鲍斯在内的几位印度画家也为此次画展提供了帮助与支持，著名孟加拉派画家阿巴宁德拉纳特·泰戈尔还为画展亲自揭幕。
从1月起，徐悲鸿在国际大学开始着手创作《愚公移山》草图，并利用国际大学的师生作为模特完成了部分小稿。4月徐悲鸿前往大吉岭和喜马拉雅山地区继续《愚公移山》的创作，于7月初结束工作，带着诸多重要成果返回国际大学。在信中，徐悲鸿说：“弟于7月6日返抵国际大学，山居三月写得大、小中西画近百幅，《愚公移山》中国画亦写就，恨无法装裱一览。”在大吉岭地区的三个月里，徐悲鸿除了完成他构思已久的大型国画《愚公移山》的创作外，还游览了锡金首都甘托克，并眺望观赏了珠穆朗玛峰和乔戈里峰。
1940年11月23日，徐悲鸿完成印度之行，启程离开圣蒂尼克坦。在印度的这些日子里，徐悲鸿还在国际大学师生的陪同下游览了位于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都城拉合尔以及克什米尔等地，并进行了简短的艺术考察。临行前，徐悲鸿向泰戈尔辞行，并和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南达拉尔·鲍斯一起为泰戈尔整理其所作的两千余幅画作，最终挑选出百余幅佳作交由国际大学出版，泰戈尔对此十分满意。
徐悲鸿的印度之行虽短暂但却收获颇丰。徐悲鸿不仅与伟大诗人泰戈尔、圣雄甘地、著名孟加拉派画家阿巴宁德拉纳特和南达拉尔等印度重要人物结下深厚友谊，还与印度美术进行了充分交流，创作出了诸多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杰作。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幅进行解读，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徐悲鸿在印期间的创作成就及其背后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2 徐悲鸿在印期间所作代表作简析
2.1 《泰戈尔像》
在印度期间，徐悲鸿与泰戈尔相交频繁且时间较长，因此为泰戈尔作了素描、速写、油画、国画肖像十余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现存于徐悲鸿纪念馆中的国画《泰戈尔像》。徐悲鸿运用了“惟妙惟肖”的写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突破了中国传统肖像画的固有手法，使其具有了如油画般的逼真效果，是徐悲鸿肖像画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正是凭借与泰戈尔诚挚交往的经历，徐悲鸿抓住了泰戈尔的天性特点，创作出了这幅独具特色的写生肖像。与以往人物肖像画不同，徐悲鸿在创作时改变了人物视角，着重刻画了人物的眼神和手部的动作。画中泰戈尔并没有正视观众和手中的书本，而是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左方，显得坚定有力；泰戈尔左手拿着翻开的书本，右手握着笔，仿佛已捕捉到了灵感，即将着手创作新的诗篇，书写更具有深远意义的东方精神。徐悲鸿通过惟妙惟肖的写实主义手法精细入微地刻画了泰戈尔的神情和手部动作，成功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至此。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加以考虑，便能发现挺直坐立于藤椅之中、双手紧握纸笔的泰戈尔仿佛即将通过文化的力量进行反抗，这或许是徐悲鸿画作背后所蕴含的微妙含义。中印两国在民族独立与复兴的道路上有着共同的诉求，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中印两国团结一致，才能抵御外敌，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泰戈尔像》以葱郁的芒果树为背景，还有两只小鸟在树梢上柔婉不倦地唱着歌，营造出了一种美丽、宁静与祥和的氛围，也向观众展现了泰戈尔的创作环境。通过对这幅作品进行解读，便能发现徐悲鸿与泰戈尔的理念无时无刻都在产生共鸣：二人都主张以大自然为师，从自然环境中汲取创作灵感。《泰戈尔像》颇有中国传统绘画的韵味，它不仅意味着中印文化正在进行着一次深入的交流，同时也彰显出了一种深远的东方意义。2.2 《甘地像》
1940年2月17日，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访问国际大学，当天上午泰戈尔为甘地及其夫人举办了盛大而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亲自将徐悲鸿引见给甘地。由于聚会现场热闹非凡，人群拥挤喧嚷，徐悲鸿急忙选取了一个好位置，以速写的方式简练地为甘地画像，仅用了几分钟便顺利完成，甘地看后非常满意，并在画上署名。徐悲鸿说道：“吾为甘地先生写两素描，在国际大学欢迎会上作，乃其右方最合适之处，因之，摄影记者等等皆咸集此一隅，吾两肩及背上皆有人，故得此成绩已非易易也。”徐悲鸿还记录下了那天与甘地相逢的经历：“今日与印度整个灵魂，共同生活，深感欣幸。”与《泰戈尔像》相比，虽然《甘地像》没有花费较长时间进行精细绘制，但徐悲鸿仍通过寥寥画笔，在短时间内抓住了甘地的性格特点，简练而精确地刻画出了人物的精神风貌。画中年事已高的甘地面朝右方，身披薄衣，略微消瘦却笔直地盘腿而坐，双手放于腿上，神情安详、坚毅而沉稳，整幅画面给人一种肃穆和无言的高大的感觉，十分契合徐悲鸿给予甘地“恳诚简约”的评价。此外，徐悲鸿还将甘地看作“高僧”，他这样说道：“甘地先生因修养功深，天君康泰，绝无嗜欲，故极为强健。其动作敏捷迅速，耳目感觉极灵，绝不似七十余岁老翁。……吾故谓其精神肉体，皆如纯钢，不可思议。……今细细分析，甘地先生最高之德，大概有如吾国习见一高僧之灵魂、一大同主义信徒之知识、一俊小子之爱、一丐之服用、一病伤寒者之饮食，五种东西，不过寻常药草，凑成一副，便有令三五千万偌大民族，起死回生之功，惊天动地，日月光明，善哉善哉。”从徐悲鸿的话中可以看出，一个修行高僧的意象俨然呈现在他的眼前，这位印度杰出人物的简朴形象和崇高精神给徐悲鸿带来了强烈的精神感染力，于是为甘地成功塑造了“中国式高僧”的独特形象。2.3 《愚公移山》
徐悲鸿在印期间创作的国画和油画版本的《愚公移山》是其艺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成就，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深刻反映出了社会现实，使得中国寓言不再局限于中国语境。其实，早在20世纪初徐悲鸿在巴黎留学期间参观卢浮宫时，法兰西民族的宏大历史画卷——《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就给徐悲鸿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久久不能释怀，便下定决心要画一幅属于东方的伟大历史画卷，以激励中国人民顽强反抗侵略和压迫。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和酝酿，1937年徐悲鸿便开始着手创作油画版本《愚公移山》的初稿了。之所以选取“愚公移山”这一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神话典故进行创作，是因为其所表达的“团结一致，坚韧不拔，必能取得最终胜利”的斗争精神正是当时所需要的。于是，这幅画被赋予了特殊的时代意义。《愚公移山》的终稿是徐悲鸿于1940年4—7月在大吉岭和喜马拉雅山地区完成创作的，在此之前他创作了与印度人民和印度风景相关的许多小稿和草图，为宏幅巨制的最终稿的完成积累了很多素材。关于整幅画的创作历程，徐悲鸿在写给舒新城的信中说道：“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日内即去喜马拉雅山，拟以两月之力，写成一丈两大幅中国画，再（归）写成一幅两丈长之（横）大油画，如能如弟理想完成，敝愿过半矣。尊处当为弟此作印一专册也。”可见，徐悲鸿对《愚公移山》的创作寄予厚望。徐悲鸿对整幅作品进行了别有用心的安排与创作，首先运用了西方的艺术理念和素描写实技巧，其次进行了大量人物写生。纵观整幅画作，徐悲鸿精心安排了人物的位置，从左到右依次为妇女、儿童、愚公以及挖山的魁梧壮士，不同类型的人物共同和谐地处在同一画面中，体现出了一种平衡和秩序的美感，同时将挖山壮士排成一排，面对观众，凸显出了其魄力与力量感。此外，徐悲鸿还将大型裸体人物引入创作中，使之占据了整幅图画的大半部分；并且徐悲鸿选取了好几位印度模特来进行创作。关于画中为何会出现印度模特，徐悲鸿说：“艺术思想但求表达一个意思，不管哪国人，都是老百姓。……这张画是在印度国际大学画的，这样大的画，不作人物写生不好。”关于为何要安排裸体人物，徐悲鸿说；“不画裸体，那股劲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如果要表现人的力量，穿着衣服是表达不出来的，人的力量只能通过人体的肌肉才能得到充分表达。”从徐悲鸿的回答中可得知，他一直在实践写实主义的美学思想，只有这样作品才能“惟妙惟肖”。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中共有两位身材肥胖的人物，位于左方的第一位背对观众，肩挑装满土石的扁担，另一位则面对观众处于画中中央，即将要把手中的钉耙砸向地面。据悉，这两个人物都来源于同一个模特，即国际大学一位大腹便便的厨师。徐悲鸿非常喜欢这位厨师的形体、性格和态度，把他比作“鲁智深型”，认为他符合中国传统艺术之美，并为他作了多幅素描。徐悲鸿说：“在印度创作此画时，得一鲁智深型的‘范人’，不仅形体伟壮，且性格豪爽，工作态度严格热情，吾甚爱之。故慎重保留其形象于画内，不加任何‘改造’。”此外，经仔细观察分析可发现，国画版本《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位于画面左侧，他背对观众与妇女交谈，表明愚公在此画中已居于次要位置，整幅画作的重点为正在努力开山的几位壮士。可见，徐悲鸿创作的《愚公移山》十分契合泰戈尔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即中印两大文明古国是一个整体的东方文化精神，中印两国文化精神有着无数共通之处。徐悲鸿将西方技法、印度范人和中国传统典故成功融为一体，最终创造出了这幅独具东方特色的宏幅巨制，不仅表达了中印命运共同体和中印友谊源远流长的思想，更表明在中印两国共同面对侵略和压迫时，只有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坚韧不拔地抵御外侮，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因此，中国古代神话题材《愚公移山》具有了多重历史意义，并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实属中国画的典范。3 徐悲鸿印度之行之意义
3.1 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与对话
作为中国近代美术史的重要人物，徐悲鸿接受泰戈尔邀请，赴印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进行文化交流与对话，体现出一种非功利的互助精神。在欢迎徐悲鸿的致辞中，泰戈尔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使者”，希望徐悲鸿的来访能够给印度美术界注入新鲜的血液。因此，徐悲鸿的访问除了完成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外，还要了解博大精深的印度文化。在印度的这段时间里，徐悲鸿在国际大学美术学院与孟加拉派画家互相交流学习绘画艺术知识，他的到访激发了印度美术家及美术学院学生们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兴趣，并对他们的绘画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徐悲鸿的交流访学使许多著名印度美术家的绘画作品受到了中国画的影响，开始出现了中国美术的特点。此外，徐悲鸿还与泰戈尔、甘地、南达拉尔·鲍斯等印度杰出人物结下深情厚谊，徐悲鸿非常钦佩他们，并且在印期间创作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而这些作品在画展上又给印度美术家们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徐悲鸿对印度的访问为印度的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机会，印度美术家们能够通过徐悲鸿的作品感受到中国绘画的灵魂与魅力。而徐悲鸿在印期间的所见所闻又给他的创作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中印融合的元素与特点，特别是《泰戈尔像》《甘地像》《愚公移山》等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成为了徐悲鸿此次印度之行的重要成果，共同见证着中印文化正在进行着深入而持久的交流。3.2 鼓舞中印人民的反抗斗争
1940年的印度正在为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着最后艰难的斗争，而中国正处在救亡图存的关键阶段。徐悲鸿访问印度的另一个目的便是宣传中国的抗战。在印度期间，徐悲鸿仍时刻心系处在艰难抗战中的祖国，他曾通过私下交往和公开讲学的方式积极向印度人民宣传中国抗战，以取得印度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鼓励处在压迫中的印度人民奋起反抗，争取民族独立。一直以来，泰戈尔十分热爱中国，关心和同情处在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并多次向徐悲鸿称颂中印坚固而永恒的友谊。听到徐悲鸿讲述中国的艰苦抗战后，泰戈尔深受感动。这位宣扬和平与友爱的文学泰斗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失望与痛绝，并拿起笔谴责日本的罪行，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它那穷兵黩武的咆哮，它那杀人如麻的残狠的纵情，它那对教育中心的摧毁，它那对人类文明道德条规的毫无血性的背道而驰。”徐悲鸿从泰戈尔身上感受到了关切与友爱。带着这份感情，他创作了《泰戈尔像》和《愚公移山》等杰作，赞颂了泰戈尔为鼓舞中印两国人民进行反抗斗争所做出的努力。此外，徐悲鸿将在印度两次举办画展所得的收入全部捐献给祖国以救助流离失所的人民。3.3 实践创新绘画技法，推动中国画改良
在赴印交流访问之前，徐悲鸿曾有八年欧洲留学的经历，他不仅深入学习了素描、写生等西方绘画技巧，还接受了西方古典写实主义的美学思想的熏陶，这对他之后的美术创作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自留学归来，徐悲鸿便主张通过惟妙惟肖的写实主义手法对中国画进行改良。《泰戈尔像》《甘地像》《愚公移山》就是徐悲鸿践行中国画改良的显例。在创作《泰戈尔像》和《甘地像》时，徐悲鸿即通过素描、写生等技法将人物性格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从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汲取精髓，推动了中国人物肖像画的创新发展。在创作《愚公移山》时，徐悲鸿更是将西方写实技法运用到了极致，进一步振兴了中国画。首先，徐悲鸿吸收了西方油画构图的技巧，利用西方绘画透视技法生动刻画出了每位人物的神情动作，着力呈现出正在奋力挖掘的壮汉的神态，让整幅画面极具动感，营造出了一种空间纵深感和势不可挡的气氛。同时，徐悲鸿将儿童、妇女、老人和壮汉共同安排在一幅画面中，描绘了老人与妇女聊天、孩童独自吃饭玩耍、壮汉奋力开山三种不同的真实动态场景，仿佛三代人正在观众眼前坚持不懈地辛勤劳作，使整幅画面具有一种平衡美和内在的秩序美。其次，徐悲鸿在创作时使用了印度裸体模特，这与中国传统人物肖像画大不相同。据悉，徐悲鸿在留学法国期间深受著名绘画大师米开朗琪罗的影响，于是借鉴米开朗琪罗“以人体为应用工具”的思想在画中安排了大量裸体人物。人体蕴藏着丰富的艺术，虽然徐悲鸿此举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裸体人物的运用成功刻画出了人体肌肉的力量感，使画面中的壮汉人物更富生动立体之感，向观众展现出了一种更为坚决的力量。通过运用西方的写实技法和印度的壮汉模特，徐悲鸿让这个古老的中国典故焕发出了时代生机，赋予了其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徐悲鸿将西法、印人和中国画进行大胆融合实践，向中国和印度的观众生动展现了“以印人，融西法，写中画”的具体过程，为振兴中国人物肖像画开辟出了一条全新道路。4 结语
徐悲鸿的印度之行虽短暂而匆忙，但却对中印文化交流和美术创作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他在印期间创作的作品依然在扮演着中印文化交流使者的重要角色，并深刻影响了中印绘画艺术的未来发展。作为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而徐悲鸿的访问则开启了中印友好往来的新时代。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印关系经历了风雨考验而历久弥坚，徐悲鸿在中印友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仍延续至今，并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华文化的传播也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在世界局势波谲云诡的今天，徐悲鸿的印度之行仍在焕发光芒，这段经历仍可称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显例，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以及中国如何处理与他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引用
[1] 薛克翘.中印文化交流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48.
[2] 中华书局编辑部.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M].北京:中华书局,2012:274.
[3] 张眠溪.“流亡”与赈济——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信所见其南洋、印度之行[J].艺术收藏与鉴赏,2020(2):43-90.
[4] Rabindranath Tagore.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A miscellany[C].New Delhi:Sahitya Akademi,1994:850.
[5] 徐悲鸿.我自觉不胜惶恐之欢迎会[C]//王震,徐伯阳.徐悲鸿艺术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393.
[6] 廖静文.徐悲鸿一生[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170-171.
[7] 中华书局编辑部.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M].北京:中华书局,2012:264.
[8] 廖静文.徐悲鸿对印度的美好回忆[J].南亚研究,1985(2):15-19+3.
[9] 徐悲鸿.与印度圣者的会见.[N]//星洲日报,1940.3.31.傅宁军.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47.
[10] 徐悲鸿.致舒新城（二十八）[C]//王震,徐伯阳,编.徐悲鸿艺术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663.
[11] 艾中信.徐悲鸿研究[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48.
[12] 傅宁军.徐悲鸿与《愚公移山》[J].博览群书,2015 (7):19-24.
[13] 徐芳芳.徐悲鸿与印度[J].美术,2020(9):99-104+112.
[14] 傅宁军.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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