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雪

一、1950年建校初期注重器乐伴奏人才的培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戏曲教育主要依托京剧科班和戏校，如北京的由叶春善掌理的“富连成社”、尚小云创办的“荣春社”、欧阳予倩创办的南通伶工学校、程砚秋和焦菊隐创建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等都为戏曲艺术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个时期戏曲音乐的人才培养多以师傅带徒弟和私人科班两种形式来进行，艺术的传承则是口传心授。但是，旧日的科班和戏校在办学思想、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还不够规范和科学，由于当时社会局势不稳定，大批科班、戏校于20世纪40年代先后停办，使得戏曲艺术教育停滞不前。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培养戏曲艺术人才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委员会、文化部旧剧处接管了原隶属于国民党青年军二〇七师的四维剧校，［1］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于1950年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新型的戏曲专业学校——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后更名为中国戏曲学校），田汉先生任校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的第一所戏曲学校，标志着戏曲现代教育的开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创建一所完全不同于旧科班的全新戏曲学校，除了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领导下，与田汉先生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田汉先生的办学理念是开放的，他“将中国的京剧艺术牢牢植根于大文化的范畴，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戏曲艺术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戏剧的前进发展是离不开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流、融会和相互学习借鉴的”［2］。

　　中国戏曲学校音乐科的京剧伴奏是建校初期开设的专业之一。就戏曲伴奏而言，最大的变化是将伴奏人才的培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学科。从伴奏人才的普通性和特殊性出发，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来培养新一代的戏曲音乐伴奏人才。自1950年建校初开始，音乐科在教学方面大胆吸收、借鉴古今中外的音乐教学模式，从1952年参加中国戏曲学校音乐科筹建并担任教学工作的人员构成以及课程设置，均能体现出这种大胆改革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当时参加音乐科筹建并担任教学工作成员的除本校京剧乐师外，还有来自戏曲改进局（中国戏曲研究院前身）音乐研究部门的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研究工作者和专家，其中有屠楚才、吴春礼、张宇慈、何为、李刚以及广播乐团民乐琵琶演奏家王君瑾等人。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在以传统京剧器乐课为主的前提下，开设了民族器乐（有琵琶、民二胡、民笛、笙、洋琴等）、西洋器乐（有钢琴、大提琴、长笛、黑管等）以及音乐基础理论（视唱、练耳、和声、复调）等课程，并且要求学生必须掌握一种乐器的演奏技能和一定的音乐理论知识。器乐伴奏人才的培养，除必备的传统技艺外，又学习和引进了民族弓弦类乐器的演奏技术、训练内容和方法，从而实现了伴奏人才培养的创新，开启了戏曲音乐伴奏教育历史的先河。文化课程设置涉及古今中外，内容非常广泛，有中国古典文学、诗词、古汉语、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史、近现代史等课程，艺术理论课程涉及戏曲史论、表演理论等。此时的办学思想和教学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了单一的“口传心授”“以师带徒”等传统戏曲音乐人才培养的形式，应该说，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音乐科先后聘请了众多的京剧音乐界名师、名家前来讲学或授课，如：徐兰沅（梅兰芳琴师）、杨宝忠、李慕良（杨宝森、马连良琴师）、王瑞芝、黄天麟、韩恩华、白登云（程砚秋鼓师）、何顺信、张似云（张君秋琴师）、迟天标、裴世长、唐再昕、沈玉才、赓金群、耿鸣贤、耿鸣远、马玉和等；音乐理论家有刘吉典、屠楚才、吴春礼（戏曲研究院音乐室）；民族器乐、西洋器乐演奏家有王君瑾（琵琶）、刘森（笛子）、史耀东（扬琴）、赵春峰（唢呐）、杨秀明、邱大成（古筝）、李中华（琵琶）、张益志（琵琶）、赵明山（唢呐）、陆云兴（唢呐）、尚世成（唢呐）、朱永宁（大提琴）、沙震中（黑管）、张震武（圆号）等。其中一些京剧乐师和聘请的京剧音乐名家大多亲身经历过京剧艺术鼎盛期的辉煌盛况，有的曾经与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和众多京剧名家进行过艺术合作，为流派艺术的形成、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的演奏技艺精湛，戏路宽泛，使当年音乐科（系）的历届学生受益匪浅。

　　这种新型的伴奏人才培养模式是重视专业技能、重视专业理论基础、重视一专多能人才的培养模式，是重视文化学习和思想道德品质的教育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的培养模式，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文化素养、理论基础的优秀戏曲伴奏人才。如1952年至1965年培养的戏曲伴奏人才有：胡琴、板鼓类：关雅浓、任枫、唐继荣、张舜华、万瑞兴、孙玄龄、苏焕学、马学义、李朝贵、杨柳青、史镇鑫、张素英、林忠缇、魏寅初、迟延春、费玉明、杜凤元等；京二胡：潘永玲、曹宝荣、耿慧敏、张耀鸾、白宝珠、王程、周娜娃等；月琴、三弦：孔祥昌、许俊德、杨凌云、黄伟明、王镜海、洪伟、姚志华、张金生、杨恩全、马忠昆等。1952年招收的第一届京剧伴奏专业学生的成长，无疑证明了戏曲音乐伴奏人才培养方针的正确、教育理念的科学。应当强调的是，戏曲伴奏人才技术上的发展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从本质上来讲不仅有利于剧目伴奏水平的提高，更有助于戏曲事业的发展振兴。回顾中国戏曲学校的伴奏人才培养历史，目的在于总结，并使之发扬光大。

　　中国戏曲学校自1952年创建音乐科以来，通过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教育方针，采取了“因材施教”“一专多能”“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基础理论与专业技能教学并重”等一系列教学原则与教学模式。其后，全国各地陆续创建戏校，此时总体为中等戏曲教育格局。整体来看，早期戏曲音乐教育以培养演奏人才为主，教学方面大胆吸收、借鉴古今中外的音乐教学模式，开始了科学、正规的戏曲音乐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二、20世纪80至90年代戏曲音乐教育的历史性突破

（一）戏曲作曲专业的创建

“文化大革命”期间，音乐科曾并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的戏曲学校。1978年10月中国戏曲学校经国务院批准改制升格为中国戏曲学院，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第一所培养高等戏曲艺术人才的学府，时任校长是著名戏曲教育家史若虚。史校长办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见戏见人’‘成品教学’‘因材施教’”［3］等方面，在人才培养方面倡导“普遍培养、重点突出”［4］的原则。在史校长的带领下，建立了新的戏曲艺术教育体制和教学体系，“推动了戏曲音乐创作全面走向系统化、音乐化的步伐，为中国戏曲学院创建戏曲作曲学科积累了经验。”［5］史校长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在长期的戏曲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81年，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成立，开始招收京剧器乐演奏专业大专班，首任系主任为著名京胡演奏家、戏曲音乐教育家吴炳章先生。其后在1988年、1991年又分别招收了两届京剧器乐演奏专业的大专班。1984年，中国戏曲学院成立作曲系并开始招收作曲专业本科班，系主任为著名京剧作曲家关雅浓。在关雅浓的直接领导下，戏曲音乐教育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作曲系的成立在中国戏曲高等教育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填补了中国戏曲艺术诞生以来戏曲作曲高等专门人才培养的空白，开拓性地创立了中国戏曲作曲专业，由此揭开了中国戏曲音乐教育史上的新篇章。

　　1987年，作曲系与音乐系合并，统称音乐系，关雅浓任系主任。此时，音乐系开设有京剧、梆子两个剧种。在这之后，音乐系一直致力于多剧种作曲人才的培养，于20世纪90年代又增设了评剧、黄梅戏、豫剧、吕剧、昆曲、晋剧等剧种，为国家培养了优秀的戏曲作曲骨干人才。事实证明，多剧种作曲教学的办学思路是正确的，有效扭转了当时戏曲音乐创作人才匮乏的局面。关雅浓先生从一开始的办学定位即是沿着中国戏曲音乐的脉络，走出一条有别于其他同类院校的特色办学之路，并提出了“坚定方向、艰苦创业、振奋精神、开拓前进”［6］的办学方针、“专家治学、民主治学、依法治学”［7］的办学原则和“出人出戏，走正路”的办学理念。关雅浓对音乐系办学方针、原则和理念的提出，基本形成了戏曲音乐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方向和目标，对中国戏曲音乐的发展和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在戏曲音乐教育领域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雅浓先生于1946年至1949年先后在国乐传习所、四维剧校、中国戏曲学校学习，之后1954年至1959年分别在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中国京剧院工作。1987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国家级专家”荣誉称号。关雅浓先生在几十年的戏剧音乐创作工作中，曾为80多出京剧新剧目作曲、创腔、配器，代表作品有《蝶恋花》、《东方茶花女——杜十娘》、《江姐》、《对花枪》、《红色娘子军》（1964年版）、《党的女儿》、《彩虹》、《山村花正红》、《于无声处》、《杨柳青青》、《李清照》、《无限江山》、《赵王与无容》、《锦车使节》、《负子图》、《契丹皇后》（舞台剧）等。经过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学、实践和创作，关雅浓先生于2006年出版了《关雅浓京剧音乐唱腔创作选集》（中国文联出版社）。整部选集分上、下两册，由新创现代剧（共九出）、古典历史剧（共八出）、京剧器乐曲、评论文章集锦、自述五个部分组成，并且在每一出剧目后附有创作说明。此部著作记录了关雅浓先生珍贵的创作思想以及对戏曲音乐创作的深刻感悟，凝聚了关先生五十年来戏曲音乐创作的精髓。这部著作不仅对于当代高级京剧作曲人才培养有着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戏曲作曲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戏曲作曲专业肩负着培养戏曲作曲人才的历史使命，通过多年的努力，中国戏曲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戏曲作曲人才，并在科研、创作、教材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历届毕业生在音乐创作、理论建树、教书育人、图书出版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往的戏曲音乐创作历史，编腔、配曲等均由琴师、演员等人员完成，而戏曲作曲专业培养的作曲人才，正朝着“创腔、配曲、配器”［8］一体化的目标前进。

（二）戏曲作曲专业教材的建设

20世纪80年代，戏曲音乐方面的教材和著作较少，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刘吉典编著的《京剧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此书介绍了京剧的乐队、器乐及唱腔,并在附录中介绍了京剧现代唱腔的新发展。随后是由任枫编撰的中国戏曲学院院内教材《京剧唱腔概论》（1989年），此部教材从学科的高度论述了京剧各行当、流派、不同的唱腔板式特征和发展过程，填补了戏曲作曲专业教材建设之空白［9］。此书一出便作为戏曲作曲专业的主要教材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张正治编著的《京剧传统戏皮黄唱腔结构分析》（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是作者1956至1985年在中国戏曲学校为不同班、系开设的“京剧曲调结构分析”“京剧编腔基础”“京剧唱腔基本理论”课所编的教材基础上重新改写而成的。这部教材不仅详尽分析了京剧传统戏西皮、二黄声腔各种板式的结构，而且系统地介绍了它们在旋律、节奏、调式与曲式等方面的基本特征以及各种变化的一般规律，至今仍作为音乐系戏曲作曲专业的基础理论课教材使用。这三部著作为当时京剧音乐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实现了京剧音乐教育在教材方面新的突破，为高等戏曲音乐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戏曲作曲专业自1984年建立以来，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优秀戏曲作曲、音乐创作、业务管理、乐器演奏等人才，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赵景勃谈道：“从 1984 年招收第一届作曲专业学生, 至今已二十多年了, 历届毕业生如费玉平、谢振强、尹晓东、张辉、王亚勋、张纪恒、陈建忠、沈鹏飞等 ,都成为戏曲作曲的骨干”［10］，更重要的是，为日后在戏曲和戏曲音乐领域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永无止境的探索之路。

　　中国戏曲学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戏曲高等教育体系的创立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成为今天的学科最完备、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戏曲教育最高学府。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重要回信中指出：“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回顾早期，中国戏曲学院戏曲音乐教育经历了吸收、借鉴、改革、创新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放眼当下，戏曲音乐教育应时代所需，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为总遵循，总结经验，守正创新，努力研究和继承丰厚的戏曲音乐教育成果，进一步提升高素质、复合型的戏曲音乐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当代戏曲音乐教育的传承和发展，为弘扬和振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