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文化”风行日本，已经成为对日本人影响最大的亚文化之一，研究日本丧文化对了解现代日本社会具有深刻的意义。本文基于荣格心理学中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对日本丧文化重新进行了阐释与解读。日本丧文化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日本社会群体的内倾特征与通过原型传承的集体潜意识。同时，低欲望社会的丧文化流行导致了少子老龄化与劳动力不足、年轻一代的社会价值观偏移。
在现代青年群体中，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层出不穷，这是青年亚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即“丧文化”。它反映出当前的青年人群的精神现状，而网络的兴起，更使得这些文化大行其道。在邻国日本，社会上似乎一直笼罩着所谓麻木、颓丧的气氛，例如，在影视媒体和文学作品中，常以灰暗压抑的影像背景与痛苦孤独的人物形象为表现内容；在社会氛围上，则往往以“低欲望”为最明显的特征。
“集体无意识”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用语，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由荣格在1922年的《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丧文化产生与流行的原因主要包括虚拟网络的现实“拟构性”、青年自我的“主动污名化”、集体和社会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等。本文尝试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入手，依托现代日本人的意识构造，探索丧文化的社会心理成因，解析日本人的精神危机，对日本丧文化的现状进行重新阐释与解读。
1 日本社会群体的内倾特征
荣格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的和非个体（或超个体）的两个层面。前者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后者则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即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能在一切人的心中找到，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荣格将人格分为内倾型与外倾型两种倾向。其中外倾型的特性在于，它一直以各种方式耗费和扩展自己，而内倾型的特性在于其抵御外界要求的倾向，它不随意与客体发生联系而耗费能量，且使自己始终保持最保险和最不易被攻破的地位。换言之，外倾者不能背叛时代所决定的东西——包括时代所决定的革新；而内倾者则不能背叛自己内心灵魂的要求，这足以使他们完全脱离这个时代本身。放眼日本社会，人们虽着重于个人内心世界的存在，却更具有一种封闭性，不能完全适应这个世界的进步与革新，故而他们具有内倾型的特征。例如，日本比其他国家更晚地普及电子支付，翻盖手机仍在大面积运用，根据一个关于5G的街头采访，相当一部分日本年轻人无法理解研发5G的意义诸如此类，皆是日本人封闭自己，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表现。
在这样一个明显内倾的社会之中，日本人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逐渐形成了两种生活方式，即娱乐至上、虚拟补偿。
1.1 娱乐至上与安于现状
在《現代日本人の意識構造》一书中，NHK放送文化研究所为调查日本人的生活目标，设定了四个标准，分别为“快”“利”“爱”“正”。调查结果显示，在1978～1998年的20年间，追求“快”的人比重大幅上升，追求“爱”的人比重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但始终居于第一位。顾名思义，“快”即“自由快乐地生活”，“爱”则为“与亲近的人安稳度日”。比起“追求物质丰富生活”的“利”，“一起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正”，日本人的选择充分地体现了其安于现状、娱乐至上的特征。这种“泛娱乐化”的特征渐渐侵入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表面上最明显的便是日本的综艺类节目，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在日本的综艺中受到嘉宾的“评判”与“嘲讽”，严肃的政治被娱乐化了，高雅的文学被娱乐化了，然而众人却将此一笑置之。当严肃的政治话题被轻佻地以娱乐形式带过，那便难以让民众产生敬畏之心。娱乐至上，让日本人失去了对严肃的感知，而是以颓丧的态度嘲笑他人或是自嘲。
1.2 补偿心理与网络的现实拟构
根据荣格心理学可知，无意识倾向因为缺乏意识的认识而被剥夺了能量。这时候便有必要进行“补偿”，不过这种“补偿”本身是由一种心理遮蔽效应所产生的，它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内倾型与外倾型，即内倾者或外倾者自身的类型从未改变过。一旦达到了与文化相同的水准和层次，它们的补偿性作用也就消失了。在“补偿”功能运作的期间，主体和主观理性时刻都被压抑威胁着；并且，在压抑之中，它们都受到了无意识暴虐的淫威的对待。除此之外，它还会将许多原始感觉以强制的形式自我表现出来，比如一种突然间爆发的各个方面的异乎寻常的狂欢。根据《現代日本人の意識構造》，中年层在1978～1998年的20年间对精神层面的“生存意义”的理解，完全没有变化，另外，由于少子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人群的满足感在增加。除此之外，精神需求和物质需要在年轻人中出现了“乖离”，人们将精神上的欲望水平降低到可能实现的程度，以使得自己的满足感得到提高。经济优先的观念扎根在日本人的心中，剩下的一些对精神的追求反而像是尊崇经济利益的社会中对自身需要的自我压抑。补偿机制在这种环境下就产生了作用，让日本人在极度的压抑颓丧中走进网络的现实拟构。
虚拟网络为日本孕育出了一群“御宅族”，他们由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或精神与物质的不平衡，在网络等虚拟空间拟构出了属于自己的“宅”，以纾解自己内心的“丧”。他们压抑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现代技术文明的发展格式化了社会个体的身份表达机会，疏离了传统社群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现实联系，但又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更少约束但却完全虚幻的替代性手段——宅。御宅族这一特殊群体所蕴含的现实社会与精神需要、实际地位与心理定位存在的深刻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对“丧文化”传播以及现当代青年的影响，都具有深远的研究意义。
2 民族性格的传承——原型概念
集体无意识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原型。荣格指出，原型是一个象征性的程式，当意识的理念不可能出现时，它就开始发挥它的功能。集体无意识的内容通过一种显著倾向或是以事物的确切方式的形式表现于意识之中。在这一层意义上，原型具有超越所有印象的精神价值。由此可见，原型是源自民族记忆和原始经验的集体潜意识，是民族精神最原初的质料，远比态度类型更深刻与古老。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中，对于日本的国民性有这样一段描述，“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而且这一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这一集体性格特征，演变至今，不断获得新生，无意识地始终与时代风尚保持一致，形成了一种日本人独特的矛盾的民族性。
2.1 日本独特的生死观
当一个民族开始思考生死，并由此得出自己的生存方式，这个民族最根本的民族性便或许能够得见。自佛教传入日本，在研究日本文化与历史时，“无常”就成为了一个无法逃脱的主题。日本人的生死观中充满着“无常观”的审美体验——人们生活在无常中，但是在无常中获得了“超脱”，重新获得精神的升华与自由。从反面意义，这种“无常”的美学意识其实是无意识补偿的一种体现。荣格提出，想要让补偿产生其应有的作用，就需要消除所需要被补偿的事物带来的片面态度。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这些片面的能量流向过去不曾被有意识地使用但早就无意识地存在的一些渠道中去。换言之，可能会遭到反噬。“无常观”使得日本人拥有了超脱自然的审美意识，但是同时带来了对身边事物的消极态度。“原型”具有时代性，始终与社会的风尚保持一致，于是发展至今便成为了“颓丧”。在丧文化风行的日本，其自古以来的“无常”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2 “世界苦的”审美体验
“集体”包含了流行于文明人中的一般性概念，诸如正义、国家、宗教、科学等，然而，集体性并不局限于概念和看待事物的方法，还包括情感。根据“原型”概念，不仅民族，全人类也拥有其共通的集体潜意识。尽管身处世界的不同角落，人们仍旧会被集体无意识这一不可抗的神秘力量所操控，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不同民族、宗教背景下的人们，都会因其共通的集体潜意识产生同样的审美体验，产生情感的认同。从日本人角度，因其文化血液中“物哀”的流淌，这一情感认同主要表现为“同情”，或者说“世界苦的审美体验”。当一份来自他人的“哀”得到了感知，以其消极的情绪对个人的生活以及美学产生冲击，再内化为自身的审美体验，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一个过程，便是“世界苦”传播的过程。从情感层面与思想层面深深受其影响的日本人，在其民族性中难免会存在那一份挥之不去的阴郁颓丧。
3 日本丧文化流行的社会影响
从经济的高度增长到泡沫经济的崩溃，人民对政权的不信任态度高涨，政局混乱，少子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日本的社会局势大幅变动，为丧文化在日本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丧文化又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低欲望社会带来的少子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不足，以及社会价值观偏移的问题。3.1 少子高龄化程度加深，社会劳动力不足
丧文化带来的低欲望社会的主要表征为“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不出门”。在少子老龄化初见端倪之时，日本社会没有及时关注并出台相关政策。而且，就目前而言，虽然日本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以及养老方面，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但少子化问题的应对较为滞后，2020年日本人口数同比增长率为-0.34%（来源），仍旧呈现负增长趋势。泡沫经济崩坏后，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日本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婚育观都发生了变化，“不婚族”“啃老族”“御宅族”和非正规雇佣群体不断增多，这时候再去出台政策，鼓励结婚生育，效果已不明显了。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不仅在于年轻劳动力的减少，还在于劳动力结构的老化。在农业上，随着日本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加深，农村年轻人口减少，生产疲敝，老年人观念与技术的落后更是大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在工业上，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严重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供需始终得不到平衡，因而只能通过加价来弥补成本，最终导致丧失产品的竞争力。虽然随着今年女性意识的上升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女性劳动力、外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对劳动力不足的现象进行了弥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疲惫状态必然会影响国民心理，因而人们出现颓丧的心理也在所难免。
3.2 社会价值观偏移
丧文化的风行带来了社会价值观的偏移，首先表现在年轻人对工作的排斥上。在现代日本的工薪阶层中，人们工作意向减少，休闲意向在增加。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人在物质上变得丰富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拘束了自身的自由。此外，在来自海外的指责以及实际工作时间确实过长的背景下，追求“余暇”的人不断增加。泡沫经济崩溃后，部分企业倒闭，但整个日本社会仍旧较为发达，交通便利、设施完善、文化产业发达。新一代年轻人在物质上没有后顾之忧，因此更加重视自己的内心感受，注重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反对为企业工作，牺牲掉自己的自由。这样的意识觉醒有它的好处，但发展到现在，已经变成了对工作的排斥心理，例如现在的御宅族与啃老族的盛行，都是这样的意识长期埋下的隐患。长久发展下去，社会的发展将会陷入停滞。社会价值观的偏移还表现为年轻人对外国文化的盲目追捧，对本民族文化的消极否定。
河合隼雄把日本的神话结构定义为“中空结构”，从日本的历史来看，原型与日本的神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换言之日本文化的结构也是“中空”的。“中空”的状态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支撑它的架构，就会形成了容易接受某个东西侵入中心的结构。日本早期对儒学的吸收即表现出了这一特性。传入的儒学备受日本贵族的青睐，瞬间便进入了日本中空结构的中心。后来的全盘西化也印证了这一点，明治维新中，日本人们几乎完全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精神与体制，并没有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盲目地追捧外国文化，消极否定本民族的精神文化，这何尝不是丧文化的一种表现。
4 结语
集体无意识心理与现实有着直接的关联，是时代精神的具体化。所以，现代日本的社会群体性格是与其内倾型的特征以及独特的矛盾的民族心理息息相关的，丧文化的盛行可以说具有必然性。在矛盾、封闭、保守却又容易受到侵入的日本社会，似乎只有以颓丧代替积极，人们才能拥有喘息的余地。他们在他们与现实之间树立了一面看不见的空气墙。但是在集体之中毕竟有着敢于打破空气墙的个体。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发表讲话时曾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集体态度几乎完全阻止了对个体差异的客观心理评价和对个体心理过程进行的客观化思考，个体的尊严与意义在集体中完全被忽视了。必须要有人来打破这一面墙，因为人不是从意识中诞生的，但是意识是人脑的产物，人们不该被它支配。
在理性看待集体无意识与丧文化的同时，我们或许也需要对其中被忽略的个体进行反思。打破高墙的每一份力量都值得被关注与尊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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