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文

　　国外汉学界对于丁玲的研究，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同样也是借由文学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方式。本文对美国汉学界丁玲研究方面的发展状况展开了分析，确定出大体的发展脉络和关键节点，也对于加强我们对于美国汉学界的认知有着一定积极意义。

　　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中，丁玲占据着一席之地。其作品每每出现在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之上，因此也必然会成为国际环境中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美国汉学界对于丁玲的研究经历了几次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根源于学术界的观点，同样也受到中美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影响。相对的，对于美国汉学界在丁玲研究方面的态度以及成果的判断和分析，同样也必须结合历史时期才能实现客观确定。

　　对于一个客体的研究，基本都是从最开始的初步尝试而不断发展最终走向繁荣，美国汉学界对于丁玲的研究同样呈现出这样的阶段性特征。虽然阶段的划分在具体的发展历程中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发展大概保持了这样的节奏。

1 美国汉学界丁玲研究的起步阶段

美国汉学界对于丁玲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这同样也是美国汉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起步点。在此之前，虽然也有美国记者关于丁玲早期生活和创作的文献，但是并不能算作是一种研究，只能说是报道而已。最早的记录产生于1931年，丁玲在冯雪峰的介绍下见了一位国外女记者，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正是这位女记者将丁玲的信息带到了美国。而除此以外，另一个国外女记者同样不能忽视，就是尼姆·韦尔斯（Nym Wales），在尼姆·韦尔斯的多个著作中都有丁玲的相关描述，并且她著有《现代中国的妇女》中的一些章节，这些都成为丁玲在美国汉学界早期的文献。

　　中国建国之后，美国汉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步入了正规，并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迎来了初步的繁荣。虽然说从这个时期，美国的汉学研究框架得到建立，很多专项资金也开始到位，但是当时的中美关系紧张，因此，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当代文学，更多展开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考察。这种情况一直到夏志清和梅尔·戈德曼开始关注丁玲，才有所改善。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多次提到了丁玲，但是整体来说，夏志清对于丁玲的评价并不算高，甚至于对丁玲在抗战时期的作品提出了批评。这种态度从根本上看源于夏志清个人的政治倾向，也是因为这种倾向，决定了他的一些研究结论并未被欧美研究中国的学者所认同，但是即便如此，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仍然以先入的姿态成为影响后人的一个关键思想所在。而梅尔·戈德曼著的《共产党中国文学界的持异论者》一书，所针对的主要是延安时期的文学整风运动，对于随后其他时期的文学整风运动也都有所涉及。可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的中国作家，在这本书中都多少有所涉及，除了丁玲以外，陈伯达、郭沫若也在其中。这一著作将丁玲定义为“共产党中国文学界的持异论者”，认为这些作家的生活境遇比他们的作品更为重要，甚至认为丁玲未能抵挡住社会主义文学，这本身就算是一个悲剧。

　　从这两个文学评论研究人员的观点看，当时美国汉学界对待中国现代文学仍然是存在着很大偏见的，他们整体保持了否定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然。这种评论态度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会随之发生着变化。

2 丁玲研究的重要转型阶段

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冷战结束，各方面政治因素的影响之下，美国汉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开始步入正轨，“客观”成为了这个新时期美国汉学界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全新属性词。1947年8月，“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在马萨诸塞州的得达姆召开，这成为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这一次会议吸引了该领域众多学者，李欧梵等人均在其列。会上提出需要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进行审查，也指明需要运用西方文艺理论来贯穿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这种转折是要求从系统性的角度来展开对中国的现代文学进行审视，这也意味着曾经早起那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研究得到了终结。没有了政治因素的束缚，又开始在未来新的研究阶段中强调客观，美国汉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开始呈现出逐步繁荣的态势，梅仪慈、张润梅、周芬娜等，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研究者。

　　在对于丁玲的研究中，梅仪慈的研究占据重要的位置，就是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上，梅仪慈也发表了《文学与人生的变化关系：丁玲作家角色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梅仪慈给予了丁玲以很大的关注度。在这一文章中，梅仪慈对丁玲的作品和人生轨迹都进行了考察，这篇文章也成为美国汉学界在丁玲研究领域彻底摆脱政治思维的重要里程碑。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梅仪慈涉及到丁玲研究的文章层出不穷，诸如《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以及《文学的用途：丁玲在延安》，这些文章秉承了会议的相关精神，将作家和作品以及社会中的其他背景元素结合起来进行客观看待，因此相关的分析结论也比较中肯。除此以外，梅仪慈的博士论文同样与丁玲有关，该论文于198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丁玲的小说：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叙述》。在这一论文中可以看到，梅仪慈并没有避开政治问题，而是将丁玲的作品与当时的历史和社会上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和解读。这种分析方式，可以说是美国研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整体看是比较客观的，也能做出公正的判断。这一博士论文是美国汉学界关于丁玲研究的早期的，最完善的成果之一。

　　当然除了梅仪慈以外，周芬娜和张润梅在丁玲研究中同样不容忽视。这两个均是旅美台湾学者，二者分别著有《丁玲与中共文学》以及《丁玲的生平与创作》，二者都是比较全面的丁玲研究呈现。周芬娜的著作，同时也是她的博士论文，具有两个方面比较突出的特征。其一，其对于丁玲生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相对而言比较全面；其二，则是她为了确定丁玲和中共文学之间的关系，几乎是强行的将二者进行了关联。这两个方面对于周芬娜的研究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对于第二个方面，则不可避免地让该论著染上了政治色彩，从而导致了整个研究客观性有所不足。但是张润梅的研究就以客观见长，资料的收集方面也具有一定优势，整体而言更显公正中立。

　　处于这个时期的研究人员，同样也有美国本土学者，加里·约翰·布乔治就是其中之一，其博士论文《丁玲的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1927—1942）》，同样是美国汉学界丁玲研究的一个重要著作，其中对丁玲在这个时期作品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不仅对丁玲在这一时期中经历、思想做出了分析，更加对其创作手法展开了细致的探讨。因此他也会更多倾向于将丁玲作品放在具体产生的环境中进行看待，并且展开综合分析。

3 开放环境下的丁玲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社会也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整体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汉学界对于丁玲的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对应的研究成果也有长足的进展。而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也同样呈现出平稳发展的新特征，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同时呈现出复兴局面。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尤其是丁玲1986年去世之后，美国汉学界对于丁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热度，并且可谓硕果累累。例如丁淑芬的《丁玲和她的母亲：文化心理学研究》，以及查尔斯·J·艾勃的《忍受革命：丁玲与国民党中国的文学政策》等，都在众多研究成果之中。

　　这一个时期美国汉学界对于丁玲的研究，比之前的研究呈现出更多的理论范式，或者说，研究展开的眼界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都有了很多扩展。具体来说，首先就是完整地重现了丁玲的生平，尤其是在丁玲去世之后，这种对于其生命的整理就更加完善。这种生平资料的整理，能够给予其他研究人员以更好的角度，去从宏观的角度评论丁玲以及其作品。除此以外，在展开对于丁玲作品的研究过程中，更多的社会背景被整理并且引入到研究之中，这对于客观评论作家来说意义重大。不能否认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每一个作家，包括丁玲在内，都有着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看到只是当时的社会，体会到的也是当时社会中的喜怒哀乐，因此他们的文字所反映的，大多也都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脱离了历史环境去谈文学，本身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更何况丁玲处于中国抗战和崛起的特殊年代，这个年代之中的文字和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文学艺术，更加具有一定的面向社会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这些都是丁玲作品中不能忽视的关键所在。最后，女性相关问题在这个阶段的研究中逐渐凸显出来，例如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以及特定历史环境之下女性意识的表现方式，都开始从丁玲的作品中剥离出来并且展开针对性的分析。例如童鲁定的《写作与转化：在中国现代女性小说中寻找女性主体性》，这篇博士论文探讨的是20世纪3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三位女作家：丁玲、张爱玲和王安忆，以此研究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体意识的关系。

　　在美国汉学界对于丁玲研究的繁荣阶段中，查尔斯·J·艾勃关于丁玲的生平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让人不能忽视。其有两部重要的论著，即《忍受革命：丁玲与国民党中国的文学政策》和《拥抱谎言：丁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政策》。这两部著作分别针对丁玲不同时期的发展和相关作品展开分析，并且基本以新中国成立作为分界线。对于查尔斯·J·艾勃的研究而言，有两个方面尤其不能忽视，其一，即艾勃的著作不能仅仅当做是美国汉学界当做丁玲的研究，他同样也是将中国和美国两国对于丁玲的研究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而产生的一种加强的分析。其二，则是艾勃实现了对于丁玲生平的最忠实的还原，其对于丁玲一生历程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一方面看，可谓无出其右。在美国汉学界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想要对丁玲这个异国他乡的作家进行分析，必然会遇到大量的二手材料，这些材料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有材料写作人员的主观倾向，而艾勃研究的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将材料中的事实性要素作为核心进行聚焦，因此得到最为客观的结论。他在《忍受革命：丁玲与国民党中国的文学政策》一书的前言中写到：“丁玲的一生应该尽可能客观地讲述。我就是希望这样做。我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去掉我的西方偏见，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理解丁玲。”艾勃的这种将作家放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中进行还原的态度，决定了其必然成为丁玲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作为20世纪的文坛大家，丁玲的作品和人生轨迹是中国社会发展跌宕起伏的重要反映，也因此成为国外汉学界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通道。对于美国汉学界来说，对于丁玲的研究是处于不断变化和修正过程之中的，不仅仅受到研究学者个人主观因素和政治倾向的影响，也会受到更为宏观因素，诸如两国关系的影响。但是最终，研究必然还是要走向客观的角度，实现最全面最中肯的分析。■

　　引用

　　[1] 罗婷.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2] 阎纯德.汉学研究第7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