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欧双方开始重新考察、组织与对方间关系，重塑认知与思维方式，对中欧关系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文化这一软力量要素切入，追寻中欧身份互构的滥觞之点，并尝试性从深层次挖掘其关系的动力之源。欧共体在异质文化间搭建起空间、时间的双重对立轨道，而忽略了特殊主义因素，容易导向对国际交往的掣肘。中国则基于近代历史经验、传统文化策略形成了对欧共体新一轮的身份指认。
在国际体系中，一个行为单元的集体认同离不开内在与外在的双向路径构建。近年来，从所在群体的文化原质出发，派生出的“他者意识”日益成为理解国际政治中行为决策的重要途径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中欧双方开始重新考察、组织与对方间关系，重组认知与思维方式，变更战略取向，对中欧关系的发展轨迹辐射了深远的影响。
1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欧政治互动
80年代初期，在国内因素宏观变动与国际体系结构性压力减弱的态势下，中国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适时调整，更加注重发展同西方国家间关系，以推动世界和平发展。80年代末，苏东剧变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波动引起社会圈层震荡，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风波。6月6日，欧共体12国联合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以表示其“震惊”，并强烈谴责该事件侵犯了普遍认可的人权原则。6月27日，欧洲理事会公开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中国政府的制裁措施，主要包括：将中国的人权状况问题提升到国际层面、要求国际观察员进驻中国、中断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中止双方部长级和高层之间的对话。
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发表了题为“振兴中华民族”的讲话，针对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制裁进行了回应，认为“欧共体国家不懂中国历史”，自然难以理解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对华制裁注定无效。
1989年最终成为了中国与欧共体外交关系变化的分水岭。在这一阶段的官方政治互动中，欧共体从自身的文化想象出发，认为中国此举侵犯人权，而作为“民主轴心”的欧洲则有动力贯彻、推广其文化的“正统性”。中国亦然，认为欧共体国家的制裁暗含了深刻的政治对抗含义，是“以人权为工具的新干涉主义行为”。欧共体和中国同样都强调具有“正义性”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从文化心理视阈进行反馈，得出的答案却同道殊途。溯其本源，乃是因为二者背后文化动因的分野。
这一身份互构过程中，中欧之间的经贸往来并未产生较大波动，且根据现今公开的历史档案来看，欧共体并未在前期施加任何影响和行动。因此，这一政治互动过程可以较好地剥离现实主义分析范式强调的经济、军事利益对一国决策所辐射的影响，而更多从文化动因层面分析欧共体和中国的差异化文化想象，及其在这一轮身份互构中的投射。
2 欧共体的文化想象：横向的二元对立轨道与纵向的时间框架预设
欧洲现代性系统的形成与不断将全球更多地区纳入其制度框架之下的过程，是欧洲强调自身文化在观念上具有“正统性”之发轫，而正是基于这一“正统性”基础，欧洲实现了其对于“非正统”地区“使命感”的循环论证，从而推动欧共体在1989—1990年对华政策的转变。对于“欧洲观念”的内涵，陈乐民提出，当代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更多地聚焦于那些真实具象地反映欧洲特性的概念、经验与事件，如欧洲疆界随着文化认同的演变而发生变迁、共享的历史文化传统对欧洲意识的塑造、欧洲与外部社会交往所导致的自我身份的强化、作为一种政治目标的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等。
然而，除去这些可以被划归为事实性基础的部分，“欧洲观念”还应包括如下一个易被忽视却极为重要的精神性层面，即欧洲人对欧洲所作出的文化想象。这种想象通过把欧洲设想为普世文化的体现者，将自身设置为非欧洲文明进程的终点，从反方向深化了欧洲的自我认同感。1989—1990年欧共体与中国的政治互动中，便自然而然的将这一问题的反馈模式代入了文化想象下的思考路径。具体而言，可分为横向的对立框架和纵向的时间轴预设。
首先，欧共体在“人权与国权”这一问题的回答上，采用二元对立的轨道，排他性的将中国政府的政策决定划归为文明的对立面，并进而决议执行制裁。对异质文化（在本案中即为中国）和历史的线性认识，使得欧共体方面将文化的差异部分简化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并基于自身的“文化正义身份”，对对立的一方进行本能性地遏制。
其次，欧共体把非欧洲的中国社会纳入了以欧洲为终点的时间框架内加以考察。如此，中国作为非欧洲文明的特殊性便被部分模糊处理了，而代之以具有浓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色彩的认知方式。认为中国对于“人权与国权”这一问题的观点应当被“矫正”，视中国近代社会的文明内核为派生自欧洲文化原质的结果。因而自然难以把握、理解中国的文化理路。
此外，欧洲文化想象的突出特点，也进一步强化了解决问题时基于身份互构的思维方式所占有的比重。近代实践表明，欧洲对自我和他者知识的追求与文化权力的运作紧密相连。一方面，它不断重申欧洲相较于非欧洲更加先进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凭借这种制度化的知识权力体系，不断将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结果转化为力量和意义，构建起双向加强的机制，强化了文化想象因素在欧共体政策决定中所占的权重。
因此，欧共体基于欧洲观念与文化想象的文明方案及其提倡的现代化路径，力争在世界范围内提供规范普遍主义的价值和实践依归，但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却可能与对象行为体的特殊主义因素产生一定张力，从而在全球化的时代人为增厚彼此之间的壁垒，成为国际交往中的掣肘之处。
3 中国的文化想象：屈辱和优越的反常羼杂与天下观的认知投射
中国领导人在欧共体宣布对中制裁之后的行为反馈与政治话语，调整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起的良好沟通机制和意识形态色彩淡化的特点。这一剧烈的转折，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动因，本部分将尝试从中国近代的历史经验、传统文化的历史政治视角的深刻影响两方面进行阐述。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推动领导人数次重申“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朝贡体制的崩溃使中国陷入欧洲列强的绝对力量压制，被打上了屈辱的烙迹。李侃如认为，身份认同的溃散“导致了长期以来‘乖戾的道德主义’情结”—中国对于复兴感到无比自豪，并迫不及待地渴望证明自己是“能为世界文明进程贡献富有影响力观点的国家”。而同时，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空白期又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现行国际规则的制度性话语权，从而对于地位和尊严等问题存在高度刚性和敏感性。
朝贡制度在过去的存在使得中国始终保有一定的文化优越感，而近代以来朝贡体制的崩溃则最终孕育了长期续存的屈辱感。这两个反常羼杂、且具有高度张力的心理认知，与建立本土历史叙述和价值体系领域的强烈渴望结合在一起，导致当中国面对欧共体对中国的指责时，受到近代历史经验的影响，迅速将欧共体指认为“具有侵略、干涉别国传统的霸权主义集团”。
其次，“天下国家”的文化传统对中国的欧洲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天下国家”的视角观之，中国认同一个比现实欧共体更加整饬、有序的共同体。中国具有“大一统”国家的悠久传统，近代以来，完成了从松散的天下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实践。天下观认知背景下的中国，基于自身的历史，认为欧洲走向联合的一体化进程，最终将形成与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相似的，在文化上高度一致、政治行为保持统一的国家。这导致中国对欧共体内部各国的差异化对华政策产生困惑。例如，当欧洲理事会出台武器禁运宣言之后，仍然有部分国家突破制裁条款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器以缩小贸易赤字，中国则对此保持怀疑态度。
此外，仍然不可忽略的是，务实主义外交风格在20世纪90年代的延续。延绵千年的朝贡秩序使得传统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具有明显的道德取向，强调“以天下观天下”、施行“仁政”与“王道”。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对外战略广泛吸收了大量的现实主义观点。在历经否定传统文化基底、过度强调刚性斗争意识的波折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重新校准其战略文化与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期待一个整合的欧洲可以作为多级格局世界的一“极”，对美苏（俄）形成牵制。中国对欧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依然秉持着务实主义的外交风格，带有浓厚的工具性色彩，始终将中欧关系的定位置于中美、中苏（俄）关系的框架之下，认为欧洲作为统一力量的日益强大，能够抑制西方对国家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即便实用主义外交风格在90年代初期遭遇了挫折，但中国依然延续了过去十年对于世界形势的判断，并未采用激进的态度对既存秩序予以挑战，而采用了谨慎、克制的策略。
因此，尽管中国的道德主义情怀依旧不减，但历史文化心理的影响因素在实用主义外交风格的调和之下，使得中国对于欧共体公开谴责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双方经贸活动的降温，没有导致双方的政治关系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总之，中国在1989—1990年间对欧共体的身份指认，不是针对“欧洲观念”的事实性层面加以拒斥，而是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百年多来的文化心理，一方面，是在历史文化动因的影响下，对欧共体文化想象的道德“权威性与正义性”提出的疑问；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实用主义外交战略而保持的克制。
4 结语
这一阶段内中欧双方的政治、经贸摩擦，最终并未对中欧的经济合作构成重大的障碍，也没有导致双方政治交流的根本性转折（尽管欧盟（欧共体）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一直持续到今天）。但这一案例对于日后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身份互构具有宏远的积极启示。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理论分析范式之下，文化动因的考量正被逐渐削弱，但以文化想象的方式指认他者身份，或许是所有文明在确立和伸张自我身份时惯用的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欧互动案例中也不例外。欧共体在异质文化间搭建起空间、时间的双重对立轨道，而忽略了特殊主义因素，容易导向对国际交往的掣肘。中国则基于近代历史经验、传统文化策略形成了对欧共体新一轮的身份指认。
从深层次上发掘中欧关系中观念、身份等软力量要素，将中欧关系的演变历程看成是国际体系单元对于自身内部发展路径与外部体系环境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可以使我们在关系处理遇到瓶颈时把握宏观背景，以良性的心态面对和处理暂时的困难，匿瑕互容。一方面，双方应当通过增加交流对彼此间的文化想象进行了解并更好地介绍自身的价值观体系；同时，也应尽量避免根据自身文化想象赋予对方固化的形象，弱化单一文明框架和视角下对于对方的期待，加强关于“共存”和“互惠”的话语表述和双向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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