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鉴古思潮和礼乐发展的影响，周初开展了一场以武王与周公为主导，宗周、卫、鲁、唐作为主要区域的上古、夏、周文献搜集和整理活动，以全面总结前期的重要统治经验，提炼出相应的价值理念、政治观念和人生规范，以指导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据考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文献搜集与规整活动，在这之中，除了转录保存了大量前代文献，实现了文献的经典化发展，还为中国文化中从上到的雨理性的特质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此，极有必要对其具体生成和实际的文化动因展开分析。
周初，在思想领域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具体来说，表现为出现了“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在这一思想理念的指引下，也促使了在当时的社会中宗教观念开始淡化，文献渐渐答题了宗教礼仪，并成为了具有决定性的政治话语，由此促使了文献搜集和整理活动的开展。对于这场活动，直接记述的相关史料并不多，致使其在千百年来的发展历史中被淡忘。但从西周文献体现出的一些内容，不但可以看到这一活动的开展，还能简单将其发展轮廓勾勒出来，这对于认识周初思想文化与政治活动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1 经典文献的生成
1.1 发展背景
早在周王朝建立伊始，就开始进行“偃武修文”，进行新制度文化建设。武王姬逝世后，其子姬诵摄政当国，其中《荀子·儒效》《韩非子·难二》《礼记·明堂位》《逸周书·明堂解》《史记·周本纪》对其皆有记载。而周公摄政，相关史料皆记述不明，且存在疑点，众多学者对此皆有议论。但无论如何，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天下皆是事实，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发起了对中国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运动，即“周公革命”，其核心就是“制礼作乐”。他直接将这一具有巫术色彩的原始礼乐文化融入现实，开创了兴盛的礼乐文明。在这之中，“礼”的涵盖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有国家政治，还有百姓衣食，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就是对其所含内容的总结。但这并非只是对社会礼仪和艺术的规范，本质上则是建立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周初兴盛的礼乐文明，是将“礼”作为核心开展的，主要是为了建立一套从上至下贵贱有序的政治秩序；而“作乐”则真正使“乐”脱离了各项礼仪活动的浅层意义，在大众社会生活当中发挥着调节人际关系和教化人伦纲常的基本作用。实现“礼乐相合”，从根本上直接淡化了礼乐本身的宗教意义，突出了人文作用，使其变成了一种极具理性、伦理和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更使得当时社会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会风气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给周初经典文献的发展夯实了基础。1.2 生成内容与类型
从史料考证，武王与周公都十分注重这几类文献的整理：（1）文王言论和事迹。这是由于周文王本身具有各种良好美德，同时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通过对其相关言论和事迹进行整理，能从中获得一些执政启示。其中《逸周书》当中就记载了多篇文王的相关文献，如《程典》《文儆》等；《保训》《程寐》等也有一些句子和《尚书·吕邢》《逸周书·小开》等类似。同时，周公在在诰命当中也对文王的一些言论和事迹进行了征引，促进了广泛流传。（2）殷先哲王玉古先哲王关于治国安邦的格言。如《尚书·康诰》《大雅·抑篇》《逸周书·商哲》等都有所体现。在武王看来，夏朝的发展和兴盛就在于禹、启等哲王爱民勤政、敬畏天命、善用能人。（3）商代贤臣的能言。在周公看来，贤臣在辅佐君王的过程中具有重大促进作用，所以告诫康叔必需加强对贤臣言论的搜寻和整理。其中《尚书·康诰》《尚书·君奭》等皆有记载。商朝的一些贤臣事迹和言论经过整理流传，给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文献，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如伊尹，《汉书·艺文志》就著录了《伊尹》，此外，在当前传世的文献当中还有《伊训》《太甲》《咸有一德》的相关佚文和资料。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这些都能从侧面说明，商代的贤臣事迹与言论，在通过周初的编订和整理之后也获得了较广的传播，从而使得更多的文献资料在民间获得了流传。（4）夏商时期的刑法文献。西周发展过程中，十分注重明德与慎罚，这是奠定基业的重要法宝。在获得政权之后，周公通过反思历史之后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化，使其变成了周代治国的重要原则和指导思想。其中《尚书·康诰》中就表示在决狱的时候需要对殷商时期的做法和经验进行参考，吸收合理内容。在刑法文献中，最关键的就是《书》类，《尚书·康诰》特别强调了明德与慎罚；《吕刑》则对法进行了重点阐释，从其内容和出发角度上来说属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律文献。另外，还有诸如《尧典》《洪范》《多士》《君陈》等诸多的文献当中都有与法律相关的内容，因此，从其文学价值上面来分析，可以说也都具有相应的法学价值，为后世的应用和相关内容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正因为周朝的整理，才使得夏、商的刑法能在春秋战国等时期当中均得到了广泛流传和借鉴。（5）前代诗乐。受到礼乐文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周初也不例外，周人特别重视前代的礼乐文献，《史墙盘》《国语·鲁语下》等都有相关记载，从侧面说明了周人已经掌握了很多商代的诗乐。1.3 生成方式和特点
这一时期，虽然周人信奉天命，但其天命和“德”相关，这就使得政治重心从鬼神转移到了人事上，从这种现象和注意点的转移也都体现出了他们更加注重道德人文价值的现状，以及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历史理性的基本特征，而这种转变也积极促使当时人们历史意识获得解放。这种特点给其文献的生成带来了一定规范作用，也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文献有所选择。在各种新思想与新观念的作用下，与当时人最为期待和价值理念相符合的文献被搜集起来，其他的则被淘汰；另一方面，文献思想与观念得到了改造。这一时期十分兴盛“以史为鉴”，通过夏鉴和殷鉴促进周初政治与社会稳定发展。和之前文献相比较，这一时期文献在形态、性质与功能等产生了一定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更注重书面文献。在周初很多文献都是口耳相传，文献搜寻和整理活动的开展促使其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了书面状态。这一时期十分注重对前代哲王以及贤臣言论的整编，比如《礼记·文王世子》《礼记·内则》《尚书·洪范》等部分内容都是将口述内容转为书面文献。从文献的载体来看，不仅可以将其记录在竹简山，也可以记录在金版或者玉石之上。（2）更注重《书》类文献。古代的“书”主要涵盖了多方面内容，比较典型的比如有文字档案文书、典籍古书等类型的文献。可以说早期的古书脱胎于文书档案，但通过内容的分析来看，又并非是对其进行照搬，而是实施了删减和选择，有些可能是原始性记录，但是更多的则可能是后续拟作而成的，还有一些则是收集的传闻故事之类。通过多种手段整理之后的文献，无论是性质、还是功能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本质上来看都是对原始档案的一种超越和传承。在形式方面，在档案编订的过程中，通常会酌情进行删减、改动和选择，这主要是为了促使资料不断地优化，以符合当下的社会需求等，具体来说，比如增加时间、地点、人物等一些背景性的内容，有些还会将其处理成对话，或者把一些词语置换成通行用语，再或者将不同时间发生的同类事件编撰在一起。比如今本《尚书》当中的部分文献内容，从其性质上来说，其实已经做了改变，不是原始文书档案，而是经过改编的。因此，从其实质上的内容来说，它们不仅具有时代的印记，同时还有在历史发展当中后人的智慧结晶体现。（3）促进了文献的传播和弘扬，同时也是促使其走上经典化发展道路的重要手段。其中最典型的手段则是征引，这也是当时西周文献当中最为显著的一项特征，最常用“古人有言曰”“余闻曰”“我闻惟曰”等表述方式来作为开头，显著的体现出了其对于先前文化的传承内涵。同时，有些则会直接引述比较具体的篇名作为内容参考，但有些则不会有较为显著的特征。从这一手段也能够发现，当时社会对于前代各种历史故事、传闻、格言等都十分重视，也进一步体现出了周初文献的丰富性。在此影响下，不但体现出了对文献文本意义的注重程度，也有效促进了文献的有效传播，给经典文献的生成奠定了基础。从文献生成来说，征引并非只是对原文献的搬运。通常为了进一步适应新的思想观念，在征引的时候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删减，有些礼仪与宗教在此作用下，因为与原本的仪式语境相互脱离，文本自身的意义得到了深化，所以又生成了一些新文献。
2 文献生成动因
2.1 生成过程
2.1.1 书类在西周时期，已经基本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史官制度。史官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君主的所有言行都存留在史官的记录当中，《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当中都对其有所提及。其中，记事之书就成为了编年体类的《春秋》，该内容广为流传，而记言之书则称为了具有政事性的《书》这一内容。《尚书》当中的某些较为可靠的篇章能够完全证实诗产生于西周，具体来看，是属于制礼作乐的产物，更是史官记事记言的重要产物。其中《书序》《史记》当中都有所提及。
2.1.2 诗类
采诗制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周诗歌的生成，并对其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其中最关键的被保存在《诗经》的“国风”部分。尤其今本《诗经》中，和制礼作乐的一些相关作品被保留了下来，并被广为传颂，受到人们喜爱。如《鸱鹗》《时迈》《大武》等，这些在多项文献当中也有相应的载录，比如《尚书·周书·金滕》《国语·周语上》《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就对此有所提及。
2.1.3 其他
在其他文献当中，最典型的则是礼类，这主要受到当时“礼”文化发展兴盛的原因影响，给后续《周礼》《仪礼》的编撰做好了铺垫。基于传统说法，《周易》卦卜辞的出现也好像和周公有很大关系。另外，周人也会通过在青铜器上铭文进行王恩感念、祖德颂扬、祝祷祈福等，这也主要是受到制礼作乐的影响。
2.2 生成动因
2.2.1 受史官文化影响西周时期对于文献的典藏工作开展，主要由天室、图室盟府等专属机构负责，再加上史官制度也十分完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献的撰写、载录与保存落实。西周之前，宗教文化繁盛，促进了祭祀活动的发展，使得“巫”与“史”之间并不做区分，两者都是宗教活动实施的参与者，都负责神人沟通，只是分工存在一定差异。由于史料稀少，对于具体情况的探究难以进行，当下最具可靠性的则是甲骨卜辞。有学者对其展开探究分析之后发现，西周前期巫史混合，两者负责占卜之事。在西周时期，官僚群体职事众多，且从功能性方面分析，也是功能多样化的一个时期。其中《周礼》中就记载了五大类：（1）大史，负责国家六典；（2）小史，负责国家之志；（3）内史，负责王之八枋之法；（4）外史，负责书外令；（5）御史，负责国家都鄙与万民治令。从这之中能够发现，无论其职能如何，文献都是其基本职能，所有文献工作的开展都依赖于史官。所以，周公建立的社会制度，促使整个史官得到了有效发展，也因此给文献的生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2.2.2 受采诗制度影响
对于《诗经》的来源与生成而言，在业内有一种广泛支持的说法，即“王官采诗”，就是中央派官员在民间采集诗歌，从中考察民情，寻找执政过程中的得失。这一说法在《左传·襄公十四年》《国语·周语上》《礼记·王制》《孔丛子·巡守篇》《汉书·艺文志》《汉书·食货志》《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孔子诗论》以及《诗经》等大量文献当中都有相应的描述。这种“采诗观风”所遵循的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就是新的天命观，而受此制度影响，诗类文献开始产生，给后续《诗经》的总结和完善夯实了基础。
2.2.3 受官学教育影响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教育制度，但受到史料不足的限制，夏商时期的教育制度并无从了解，但西周时期的却比较清晰。有学者经过研究分析发现，这一时期的教育制度主要为“学在官府”，也就是重点针对贵族，官府完全垄断教育与学术文化，平民并无该项权利，因此这又被称为“王官之学”。另外，官学也包含两项体系，即国学和乡学，教育成果有“大成”“小成”两种，对此《礼记·学记》当中有相应记载。在该制度之下，受到文献传授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化民易俗”的教育目的，对此《礼记·王制》中有相应记载，并表明了“诗”“书”“礼”“乐”是最主要的教学内容，这就有效促进了文献的编订、解释和传播。
3 结语
总之，周初的文献编订活动属于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文献编订活动。在此影响下，前代大量口述与书面文献都得到了保留和传播，也促使中华民族渐渐形成了保留文献的传统，也由此产生了十分完善的文献制度，文献意识十分浓重，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与精神内涵的传承发展。■引用
[1] 徐良高.考古学文化、文献文本与吴越早期历史的构建[J].考古,2020(9):81-92+2.
[2] 李冠兰.清华简《封许之命》年代再议:兼及《书》类文献在两周的整编与流传[J].学术研究,2020(7):161-169.
[3] 贾海生,蔡雨彤.荣仲方鼎铭文所见诸子之官及其职掌:兼论周初学校的设立及学中所习之业[J].中国文学研究,2019(2):115-119.
[4] 李明阳.探寻制度与文献形成的互动:过常宝教授《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评介[J].斯文,2017(2):321-327.
[5] 曾雯瑶.《逸周书》周初史事诸篇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 2016.
[6] 裴传永.先秦时期官箴文献考论[J].东岳论丛,2010,31(8):52-59.
[7] 夏德靠.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及其文化意义[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4):131-135+166.
[8] 严宝刚.《尚书》周初文献与《史记》引文对比研究初探[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32-35.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