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派翠丝的《第四公民》继承直接电影的美学风格，但在摄影、剪辑、声音处理等方面又呈现出表现力强烈、更具参与性、思想态度尖锐的特征。两年后上映的政治惊悚片《斯诺登》则将这一产生巨大影响的严肃话题用类型片的处理模式重新编码，以保证戏剧化叙事和娱乐性为目的，通过伪纪录片手法，复刻和扩充了《第四公民》中的画面和场景，通过与纪录片的非虚构影像的互文，营造出影像的真实感与临场感的同时，消解了纪录片中的严肃性和尖锐态度。
在媒介数字化时代，纪录片影像逐渐进入“后真相”的状态，其本体对真实的反应能力成为了争议热点。早期的尼科尔斯在解释纪录片本体性时说：“记录设备忠实地记录事物的印记，赋予这些印记以档案、证明的价值，就像指纹具有证明价值一样。档案或影像与它所指的对象之间存在严格的对应性，即所谓的指示性。“而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媒介的数字化，观众逐渐接受了一系列影像文本的特征是纪录片具有“指示性”的符号，如摇晃的跟拍镜头、特殊的景别、嘈杂的环境声和长镜头、深焦镜头。而在“后真相”的语境中，过往对真相的认知被当作是“基于某种程度的还原方式，实际上是一个被建构的观念”，由此推及纪录片同这些纪录片中带有“指示性”的电影语言，被电影创作者用作加强戏剧性、伪造真实感和纪录片观感的影像符号。
在劳拉·派翠丝的纪录片《第四公民》中，利用对斯诺登本人的真实采访影像的编排，将人物、环境和外部历史事件、真实新闻和影像资料结合剪辑，以偏向直接电影并带有作者风格的呈现方式塑造出严肃、压抑和冷静的影像特点。而擅长拍摄政治题材的奥利佛·斯通在编排设计《斯诺登》的视听语言时，反复采用伪纪录片手法对纪录片中的诸多场景、情节和人物的复刻和再塑造，形成了与纪录片中相似影像的互文作用。纪录片的珠玉在前，成为了观众脑海中建构出的“真相”，并成为了观赏电影时的真实感来源。而以类型片的框架和戏剧化叙事为目的的电影，利用这种互文加强了真实感和临场感，通过不展开纪录片中展现的复杂现实议题，简单化纪录片中讨论的技术和数据，塑造完美结局，将电影最大程度地戏剧化和娱乐化，在询唤美国主流价值观主体的同时消解了纪录片包含的尖锐态度。
1 视听语言的互文：剧情电影的“真实外衣”
作为剧情片，《斯诺登》对真实事件进行了创作和改编，但却多采用伪纪录片手法，精致地还原《第四公民》中的许多真实场景，并用模拟原生态的影像素材，使用大量大景别的切换和长镜头，甚至将许多画面后期处理出低质量的效果来模拟真实记录的观感。而纪录片《第四公民》中，熟悉直接电影的呈现方式的作者劳拉·派翠丝却没有执着于单一的方法。她采用稳定的机位，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力设置良好光线和机位，反而使得许多场景中画面显得更“电影化”。进行详细的视听语言分析，尤其将两部作品的相似场景一一对比，即可发现，纪录片作者为了能更好地呈现事实，从而表达观点，已经抛弃长期在观众脑海中构建出的纪录片的“真实性”符号的视听语言特征，却被剧情片当作影像叙事增加真实感重要工具紧紧不放。影像方面，在《第四公民》中，作者在设备允许的范围内以最大可能记录良好的画面，提升影像观感，也确实达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些现场布置，加以新型摄像设备的小型化和高质量，也使得自然光的使用更加自如；稳定的对焦能力使得纪录片摄影中大部分场景中的大光圈成为可能，而更浅的景深也带来更优秀的画面质感。在成片中，宾馆房间内的采访素材质量优秀，看不出成片画面与一般剧情片的摆拍画面的区别。斯诺登的表情、憔悴的面容和黑眼圈都被忠实而清晰地反映在画面中，而广泛采用大近景和特写更是将人物的面部特征和表情神态表现得更为彻底；高宽容度让城市的摄像机所到之处，城市景象和各类景物都显得更生动。这些画面特点，使得这样一部严肃纪录片更具有“电影的质感”。
在影片的颜色方面，《第四公民》也擅长利用一定的后期处理展现鲜明或具有表意意味的颜色叙事处理，展现纪录片作者的立场与指向。后现代语境下的“新纪录片运动”，号召纪录片作者在创作层面上有更显性的立场论述、允许类似“搬演”的“新虚构化”处理以更鲜明、更生活化地表达作者的观点。开场出现的高对比度的灰色与黑色展现渲染压抑和迷茫的气氛，对应着灰暗的现实；而初次出场的《卫报》记者则深处亮丽鲜明的绿色环境之中，展现对帮助揭露真相的记者的正面情感。当然，纪录片中更多的颜色叙事在于符合文本调性的后期处理，而非前期大量的人为干预取景，也显示出作者对于“新纪录片运动”的观念有所保留，依照不同场景的颜色处理景观鲜明突出，但依旧没有脱离“指向性”的环节而对纪录片本身的影像文本叙事功能产生替代作用。
而到了《斯诺登》的影视语言中，伪纪录片的手法和导演奥利佛·斯通丰富的历史题材影片的处理经验，使得影片在影像处理和颜色处理方面更具有鲜明的类型化特点。于影片后半段，当记者的摄像机作为道具出现在画面中后，导演采取的大量不连续的景别切换、大范围的变焦和画面的手动抖动感来模拟“摄影之眼”，使得文本充满了刻意制造的“真实感”；而与此对应的是，当大部分情节推动过程中的影像表现都采取更加常规的视听语言，如前半段推进叙事时的稳定构图、精准连贯的剪辑，使得影片的视觉叙事更加顺畅，影片观感兼顾了对纪录片的“真实性”的伪造和顺畅的观影效果、叙事效果。导演十分擅长这种刻意处理的视觉语言，善于在类型化电影的创作中对传统纪录片视觉叙事手段进行模仿和吸收，并据此展开故事片的视觉叙事。
在颜色处理中，《斯诺登》普遍采取较为低调的明度处理、压低画面的对比度，将全片的颜色质感压低、保持画面锐度的同时展现灰暗颜色观感，从颜色方面展现出影片沉闷的现实质感。这与《第四公民》鲜明的颜色处理恰恰相反，《斯诺登》利用特定的颜色叙事制造情绪感染效果，产生了与画面叙事相当的重要作用，体现出类型化的特点。总结来看，《斯诺登》将纪录片手法收纳于故事片的创作之中，是“伪纪录片”的类型化的处理，也是该类型化影片顺着“现实的渐近线”到达自身画面叙事效果的特定电影美学要求的平衡。刻意展现的“真实感”视觉文本，却与来源纪录片当中的视觉文本风格大大相异，这种处理一方面产生了“间离”的互文效果，一方面却因为鲜明的差异而突出了互文效果。“间离”效果之下，观众更能将《斯诺登》当作一部政治惊悚片进行类型化的接受过程，“伪纪录片”的手法在这里创造出纪录片的“真实外衣”可以更有效地引导观众的情绪并参与故事的进程中，产生良好的观影体验同时，也消解纪录片的严肃性和现实威胁带来的压力；但部分观众因为有《第四公民》先入为主的纪录片观影感受，则会对这种类型化的处理产生批判的接受过程，对其中的视觉语言产生“虚伪”的观影感受——类型化的视觉叙事、对传统纪录片手法的模仿确实有其更注重感染力的美学目的而非传统纪录片的纯粹“真实性”的美学目的，从此产生的批判声音一直无法避免，也成为了源自纪录片的改编故事片电影一直面临的困境。
2 声音叙事的互文：消解严肃性的“主动降噪”
如果说纪录片改编故事电影的视觉语言呈现出对传统纪录片范式的模仿和“真实感”的营造，从而产生了两种不同方向的互文效果，那么在声音叙事方面，《斯诺登》则呈现出更鲜明的对比效果，而从产生更强烈的感染力和情绪引导效果。这种处理模式更彻底地向故事片叙事的方向转变，而从更彻底地走向对原纪录片所塑造地严肃性的消解。声音处理方面，作者劳拉·派翠丝在本片中成为了参与者，利用独特的旁白插入和偶尔录入片中的导演与纪录对象的提问，在声音方面具有直接电影的艺术特点。影片开头，在漆黑的隧道画面中，斯诺登作为“第四公民”向记者发送的信件被旁白缓缓念出，在专有名词掠过的间隙，令人错愕的真相和严峻的现实在言辞间若隐若现，而带着沉重鼓点的深沉管乐的介入也奠定了整个电影的压抑、严肃的气氛。在影片中，这样带有独特感染力的片段反复出现，旁白和低沉而具有威胁性的配乐共同介入，将作者对于监控问题的忧虑，对现状的尖锐态度反复向观众重申。
相较之下，《斯诺登》中声音处理更偏向类型片的常规方式，在第三人称叙事过程中采用以管弦乐为主体，加以电子效果处理的配乐。大多数配乐充满悬疑和紧张情绪的，弱化旋律性而注重配合故事情节情绪的呈现。而当影片在模拟纪录片观感，采用伪纪录片的视觉语言时，配乐便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模拟的现场声音。通过降低质量，提高各类环境噪音，增加画外的事件声音，电影的画面感染力被大大增加。“画外音可以使影片拥有一个统一的视点。通过这个视点，观众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到故事情境之中。”层出不穷的画外音泛用，和声音的低质量模拟，让《斯诺登》中非传统叙事环节的声音元素与《第四公民》的整体风格相一致，通过“指示性”的声音文本产生了更具“在场感”的互文效果。
3 影像空间的互文：刻意营造的 “在场感”
“在场感”是《斯诺登》影片的空间叙事所关注的部分，通过不断回溯在来源纪录片中出现的场景，创造近似的空间，试图将已在来源纪录片中出现的“指示性”符号作为空间场域的重要锚点，其目的不在于利用这种符号化的“真实性”以唤醒沉浸在戏剧性效果中的观众，反而利用互文的符号对真实感加以戏剧性的利用，从而更好地达到消解严肃性、加强情绪引导、完成剧情讲述的目的。在剧情片《斯诺登》中，导演精确地还原了《第四公民》中的宾馆房间的采访地点。相同的走廊和房间布局装饰，近乎相同的机位，模拟当时的光源状态。但即使二者的影像如此相似，观众在观看时的观感也会有明显差异。看过《第四公民》中采用的广为流传的宾馆采访片段的观众，在影片中产生视觉熟悉，从而更易沉浸于影片意图塑造的氛围中去。但《斯诺登》对于《第四公民》的画面互文不仅仅在于复刻和视觉熟悉，而是无时不刻不在伪造更具有原生态感的影像。相对于纪录片的采访画面，剧情电影中的这类片段更充斥着虚焦、快速大范围景别变化、手持摄影抖动等处理方式，用以加深影片具有临场感的观影体验。
在特定影像特征被构建成具有“指示性”的符号后，这类“创作主体借以指示性的纪录片影像空间还原现实空间的路径”便层出不穷，但将这些充满“指示性”的画面组织在一起的，却是着力于制造冲突，堆积情绪的快节奏剪辑。不连贯的、碎片化的剪辑原本是好莱坞早已从先锋电影中吸收的模拟真实感的剪辑方式之一，在此处被恰到好处地用以引导观众情绪，投入到剧情发展的危机压迫和紧张感之中去。画面叙事方面，纪录片对“电影感”的追求，与剧情片向“真实感”的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观众不会感受到如同观看纪录片时被现实真相击中的震惊、引发对自身处境的担忧和反思，或是产生“行动式”纪录片造成的强烈使命感和行动内驱力；恰恰相反的是，观众进一步在剧情的引导下，沉浸于戏剧性的观影体验中，原纪录片的严肃性和紧迫性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被消解了。观众们又一次在影院的梦工厂中面对挑战并随着主角最终的化险为夷而如释重负，获得了情绪的满足。
4 总结
纪录片《第四公民》的作者劳拉的创作风格可以总结为以观察式拍摄为主，辅助以参与式拍摄，通过独特的视听语言将问题与事实呈现给观众，并给出了自己鲜明的态度。而《斯诺登》则要将一个严肃而复杂，引发广泛争议的社会议题改造成一个英雄拯救社会的世俗神话，因此在视听语言的选择上采取伪纪录片的策略以把握观众的情绪。纪录片的结尾，斯诺登和记者用“纸面交谈”的方式，期待后人有所作为；而电影结尾，斯诺登在网络直播中吐露心意，表达“吹哨人”的自我认同，镜头转换之间，演员替换为斯诺登本人，影片终于把自身的虚构性与真实性彻底模糊化，将英雄的结局刻印在这无时不刻不在假造真相的影像世界中。而现实中，斯诺登这样的“吹哨人”们依旧面临着政府的制裁。福柯说：“电视和电影是一种对大众记忆再编码的方式”，因为“大众记忆没有任何可以自我书写的方式”，所以影像书写的神话在不断替代现实的记忆。通过对《第四公民》的互文处理，《斯诺登》的影视文本使得观众在观影中重塑了现实记忆。借此，原纪录片的文本成为了消费的对象，而荧幕上的完美结局则消解了现实的残酷。■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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