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锦岚

　　周公，姬姓，文王姬昌的第四子旦；武王姬发之弟，在西周初期以政治、军事、思想闻名；著名的教育家，被誉为“西周元圣”，儒家思想的开创者。［1］《尚书今古文全璧》《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及《尚书》中提到了周公的生平事迹。

　　《尚书》中的《周书》共计十九部：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牧誓》至《立政》十四卷，其内容以周公旦为核心。

　　周公的人生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在前期，武王为主体，周公为主体参与；后一时期，周公在政坛上居于中央地位，与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大多由周公来主导。本文拟以《周书》为切入点，对周公的生平和他所作的重大贡献进行论述。

一、参与灭商开国, 临危受命

周公是姬周帝国的开创者，在商朝灭亡期间，一直在辅佐武王做出重要的决定，并参加重要的活动。《史记》之周本纪，鲁周公世系记载，武王即位之后，周公为“辅”、“用事居多”：九年，以“周公辅行”；十一年，灭商，周公为武王所立《牧誓》，周公用大钺，召公用小钺，佐武王；群起而攻之，以诛杀商之责，以报天下之责。

　　周武王打败殷商改朝换代，封赏姬姓，设立三监，回归西岐。在建周初期，各项事务都没有得到夯实，武王是夜不能寐，是“天下未集”，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曾对周公旦说过，河南伊、洛之间是过去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带，是“天下之中”，他的意思就是应该在洛邑建立统治的据点。便是因武王伐纣，连年征战，武王一病不起，而成王又年少不更事。如何应对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尚书·金縢》记载，周公在祭祀时，亲自向上天和祖先祈祷，希望代替武王的死亡，“余仁若能多用多才多艺，通诸邪；乃元孙非旦才才兼备，不能为鬼神所用。传令于帝庭，保佑四面八方，使后人永世得以超生。”周公对老天十分感激，武王的病情似乎有所改善，但后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很快就去世了。周公等推举成王为帝，周公在危急关头接任，以冢宰的身份总摄政事。

二、东征平叛和营建洛邑

周公总摄政事，令管叔大为不悦，故管叔和他的兄弟们传出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縢》）。徐、奄、薄姑、熊、盈戎狄族经常来侵略并在管叔和蔡叔的叛乱蛊惑下乘机而起，一时间形势非常严峻。周公为了祖先的心血，面对武庚、管、蔡的叛乱，周公取得召公、太公等开国元老的理解和信任，亲率大军东征平叛。

　　周公征战三年，斩武庚、管叔、蔡叔，最后大获全胜，东夷部族也因此而安定，使周的政权秩序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1927年，宝鸡县戴家湾（今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出土的周公东征方鼎确认了此次战争的盛况。鼎内和鼎的底座上刻着五行三十五个字，释文：“周公进行东征，灭了东夷、丰伯、薄姑等戎狄。回到西岐采用周礼祭祀了祖先庙宇。周公得到赏贝币一百两，作此周公东征鼎以作纪念。”［2］总而言之，周公此次东征，对于建立周朝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一战，殷遗武庚被消灭了，殷人在东边的秘密力量和盟友也被击溃了。而周朝的力量则在远东，控制了许氏、奄和薄姑等地方。此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基本形成。

　　三监叛乱也使周公认识到，远在西边的旧都丰镐对于安慰东方诸国实在是力不从心，应按照武王的意愿，在伊洛新建洛营 “新邑”，对于安抚东方各国大有益处并且可以将其作为军事中心。出于上述原因，周公在摄政时期就着手修建这个东方的“新大邑”。这首诗首次出现在《尚书》中有言：周公之始，在东国洛建新的都城（《尚书·康诰》）。唯周公为太保之家，洛之家，乃为之，厥之有之。周公王朝在洛，在新邑大本营（《尚书·召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尚书·洛诰》）周公所建的这个新邑，即成王欲宅之洛邑，亦即周公所营之成周。因在镐京之东，故又名东都。

三、关于“摄政称王”和还政权于成王的一些说法

研究周公一生及其做出的重要贡献，主要问题是周公在摄政时的政治身份，这不仅涉及他的政治地位和历史作用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后人对他是否称王的看法和对他个人的评价，这些问题对于《尚书》文献有意义，对夏商周断代工作更是意义重大。

　　围绕周公是否“摄政称王”一事，至今学者依然是众说纷纭，未取得一致看法。

　　1.坚持周公的“摄政称王”说。清朝的钱塘说：“七年摄政王，称王者三而以，是以保天下——征武庚、命微子、封康权。”顾颉刚说：“周公实行王政。周公以王的身份，行使了自己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叫他‘王’，所以，历史上的官员，都会把他的话，写成‘王若曰’。”

　　2.“周公没有称王”说。杨向奎认为：“周公并没有‘称王’，但在成王初年曾经摄政，所有成王时的《周诰》都是周公代成王宣告而称王。”

　　3.坚持周公“没摄政，也无称王”说。如马承源先生当时就认为：“在当时出土的青铜器中出现的铭文资料中就有很多能说明当时成王是‘嗣位之君’也就是周王。他的权力就是国君应有的权力，而对于叔叔周公以及召公则都是辅佐周成王的大臣形象。周公是周成王的辅佐大臣，而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计较名利的高尚品德，让后儒们在敬重其为人的基础上加以夸大，让人们错以为是周公摄政，事实上周公摄政是不存在的。”在《小臣单解》《禽簋》两件青铜器的铭文里都记录了周成王作为天子的领导作用，青铜器铭文就是很好的史实佐证资料，从根本上就否定了“周公称王”一说。

　　笔者据史籍和出土的彝器铭文，认为周公摄政但并未称王。当年武王病逝，周王朝天下未稳，而成王又年幼，在这种情况下周公史载“‘周公践阼称王’实乃冢宰摄政”。特用以下三点作为论据说明。

　　一是周公制礼中的一个主要环节就是“嫡子继承权”。因此，周公立下了嫡系的继承人制度，他也不会效仿旧商“兄终弟及”的传统。在西周，皇权的继承权基本上是由嫡系子弟来决定的。武王在重病期间，曾经想把王位传给周公，但是周公很善于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在这种形势不稳、危机来临之际，要齐心协力，要安定。若是他执掌皇位，岂不是让人有机可乘。周公摄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确立成王的天子地位，让成王布诰天下诸侯，让天下有了政治枢纽中心。

　　《尚书·君奭》篇多次表明了周公的心思：“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我只是希望让文王的美德得以继续，如此，老天才不会剥夺文王所承继的天意。”“君奭，我对你说这番忠言，是因为我对上帝和人民的担忧，而不是因为个人的自私。”“美德”指的是“道德”或者“品行”。“德”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观念，周公的道德就是这样的。

　　二是《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中，夏、商、周纪年年表中，分别是武王（1046—1043）、成王（1042—1021）、康王（1020—996）、昭王（995—977）、穆王（976—922）、共王（922—900）、懿王（899—892）、孝王（891—886）、夷王（885—878）、厉王（877—841）、共和（841—828）、宣王（827—782）、幽王（781—771）。［3］这本书的年代都很准确，而且周公也没有用王及年来代替，这就证明了周公只是摄政而没有称王。1976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庄白出土了103件青铜彝器，有铭文内容者74件。最有价值的是史墙盘，铭文共有284个文字，记载了西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和史墙自己的成就和功名。墙盘所记的文、武、成、康、昭、穆各代的史实，进一步佐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周公并未称王。

　　三是杨家村出土的逨盘铭文的印证。在逨盘之前墙盘是盘中字数最多的，当时也为夏商周断代工作史料证实，在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一批27件之多的西周窖藏青铜器群且件件有铭文。其中有字数多达372字的逨盘铭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土铭文最长的一件西周青铜盘， 这件逨盘的铭文中更翔实地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先祖辅佐了12位周天子征战、理政、管理林泽的丰功伟绩。［4］逨盘中明确记载的西周各王世系及对西周王室变迁的重要史实，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王世袭名号和次序，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的西周年表作出了检验，具有证史补史的作用。如果周公称王必定有纪年或记载, 逨盘内所铸铭文未有记录,足以证明周公并未称王，只是“天下未集”之时，临危受命，毅然摄政，担当经国大任。

　　周公摄政七年，成王已成年，《尚书·洛诰》中记载的是还政成王的典礼，《立政》中记载了周公在还朝之时，制戒成王管理的过程。在《尚书·洛诰》中，周公曾多次向臣工百僚说过“嗣天子王矣”“孺子王矣”。在洛邑，周公举行了仪式，告诫新君要“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要考核政绩，任人以贤。提醒成王“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周公对新王今后在行政上这样不厌其烦地谆谆告诫，足证其忧国忧民之用心了。

四、关于“制礼作乐”

《尚书·洛诰》记载：“王肇为殷礼，祀于新邑，不设官职”［5］，周公指出，至成周时，周人忙于夺权，周人尚未有时间制订礼仪，故而每逢重大祭祀，都要借助周朝之礼，平定叛乱，分封，成周告成，周公方有机会“制礼作乐”。

　　周公制礼，以德为本，明确尊卑，强调等级，细化礼仪，规范秩序。周公的礼仪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的规则与行为准则，同时包含吉凶、兵权；各种礼仪，如“宾礼”“嘉礼”，很多都是由政府强制实施，并具有法律效力。周公在制礼中吸收了殷商亡国的教训和周人兴国的经验，想要治理和维持西周社会的秩序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从民众的思想、道德入手，培养人民良好的道德情操，否则刚建立的天下又要大乱。

　　周公制礼作乐，音乐也是礼仪中的一项主要内容。礼仪的执行常与特定的音乐舞蹈相结合。周公作乐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其个人创作及建立礼仪体系上。

五、周公在思想、理论上的贡献

除灭商、平叛、营建成周等具体的政事，以及“制礼作乐”等体制层次的创新之外，周公在思想理论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具体体现在其“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一系列治国思想上。

　　周公和其他西周的君主，虽然不能彻底脱离对天的膜拜，但他们也从殷亡中认识到“天不可信”（《尚书·君奭》），“唯命不常”“天有忠心，民情大有”，《尚书·康诰》就在“敬天”的同时，也在“保民”上下了功夫。《康诰》《无逸》《洛诰》《立政》，都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前期政治家所拟定的治国之策。《尚书·康诰》中周公对诚康叔说：“文王治国有方，仁德严明，慎重运用刑罚；重用有价值的人，尊敬值得敬重的人，同时也应该畏惧那些应当畏惧的人，把这些展现给人民大众，让他们都知道，只有这样，我们的周国才能与我们结成盟友，一起统治西方。”身为天子，唯有以德服天，方能使国家得以长久。周公的这一系列统治思想，虽然最终的目的是对人民的占有（支配、剥削），但是它所蕴含的对天道信仰的淡化、对人民的关注、对当权者的制约，都是一种进步思想。周公建立了周人德治的思想，并将其思想和礼仪的束缚流传了三千多年，为后来的民本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道德基础；以民为本，以政治为道德，这是我们数千年来的传统。

　　《尚书大传》中有言：“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全面总结了周公七年来的成就。“周公是华夏文明的祖先，塑造了中国的精神。”。

　　周公的伟大之处在于其表现出来的非凡见识、开阔胸襟、谦让精神以及高风亮节，体现的是周人礼制及周公思想：立志报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勇于担当的作风，制礼作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代枭雄曹孟德在自己的《短歌行》中吟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对西周统治阶级来说，周公真称得上是一位对国家忠贞无私、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在当今形势下学习周礼文化，弘扬周公精神，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应不负时代的召唤，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创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