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时代汉文学盛行一时，汉文学的影响一直延续至平安初期。直至8世纪末9世纪初，日本人对汉字进行改良后创造出了假名。假名的诞生为日本平安假名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平安假名文学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和歌、物语、女性日记文学和随笔等。其中，女性日记文学作为物语文学的继承者和随笔文学的始创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关于日记文学的相关论文，张晓希（2001）总结了日记文学的两种含义，同时列举了《土佐日记》《紫式部日记》和《蜻蛉日记》三部具有代表性的日记文学作品并对其内容与文学意义进行简要分析，总结出女性日记文学的产生原因及历史局限性。［1］韩凌燕（2015）将女性文学分为狭义、广义与半广义三种，并对其中狭义的女性文学予以定义，即女作家创作的具有女性视角和表现形式并以女性为创作对象，体现女性主体意识和鲜明风格的女性文学作品。同时，作者认为平安女性日记文学属于狭义的女性文学。［2］楚永娟（2016）对日记文学的形成进行了具体分析。同时，作者将公私日记的流行、假名文学的成熟、净土教引发的内省思考的深化、摄关政治等作为背景，从受容中国古代日记入手，认为日记文学是逐渐融入民族性后再次吸收的一种创新。［3］
可以看出，假名的诞生对平安中期女性日记文学的产生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将以日本平安女性日记文学中的《土佐日记》和《蜻蛉日记》两部作品为例，分析日本“国风文化”对平安假名文学的影响。
一、日本“国风文化”的前身——“唐风文化”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不断吸收中国、朝鲜等周边国家的文化。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日本曾多次派遣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唐风文化”也由此形成。井上亘（2012）将白凤文化、天平文化以及弘仁、贞观总称为“唐风文化”（630—838年）。［4］直至公元755年，唐朝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菅原道真也因此于895年废除了遣唐使制度。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遣唐使文化交流就此中断，“唐风文化”也逐渐消亡。此间，“唐风文化”的影响波及日本建筑、宗教与文学等诸多方面。首先是建筑方面。在“唐风文化”的影响下，桓武天皇以唐长安城为模板建立了平安京，其宫殿的布局思路与唐长安城的结构密切相关。其次是宗教方面。中国佛教从传入到确立虽然历经多次质疑与反对，但日本佛教中平安时代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大师与真言宗的创始人空海大师的出现推动了此后日本佛教的发展。最后是文学方面，盛行“唐风文化”的奈良时代汉文学发展空前繁荣，一度成为奈良文学的中心。
奈良时代的“唐风文化”对汉文学产生的影响为平安中期“国风文化”的出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从“唐风文化”到“国风文化”——汉文学到假名文学的转变
奈良时期盛行汉文学，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和长屋王、淡海三船及阿倍仲麻吕等著名诗人的出现为此后平安初期的汉文学开启了新的篇章。直至平安初期，皇家贵族对汉字的热爱依旧未减。平安初期的三大敕选集《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经国集》（827）和空海的《文镜秘府论》、《性灵集》等汉诗作品可以充分体现出平安初期汉文学已经在宫廷贵族中传播开。随后，他们对汉字进行模仿，最终创造出了本民族的文字——假名。大量假名的使用令“唐风文化”与汉文学开始进入没落阶段。与此同时，另一种新的风格随之出现，即“国风文化”。平安中期形成的“国风文化”催生了平安假名文学，对其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平安假名文学包括和歌文学、物语文学、日记文学及随笔文学等多种文学体裁。其中，在和歌文学方面，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体现了和歌哀婉的美学意识，将假名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为此后的物语文学等散文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曾说过：“将汉文‘日本化’，开始与和歌并列使用，创造出散文作品。”［5］物语文学的散文式写作手法在女作家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日本“物哀”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同为散文文体的日记文学与随笔文学随之诞生。其中，日记文学始于男性作家纪贯之的《土佐日记》，此后出现了多部作品，如具有传统宫廷仕女日记特点的《紫式部日记》、代表家庭女性日记特点的私日记《蜻蛉日记》、出自贵族女性之手的《和泉式部日记》和《更级日记》等。此外，吉田兼好的《徒然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鸭长明的《方丈记》堪称日本古典文学上的三大随笔。可以看出，日本文学逐渐脱离唐风的影响，形成具有本国特点的假名文学。
三、《土佐日记》与《蜻蛉日记》
本文仅对日记文学中的《土佐日记》和《蜻蛉日记》两部作品进行探讨。（一）《土佐日记》
《土佐日记》于935年完成，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平安时代中期，《土佐日记》作为平安假名文学的开山鼻祖为此后假名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作品主要描述了纪贯之自934年12月21日起离开土佐（作者担任省长的地方）直至次年2月16日回京，这55天在回乡途中的所见所闻。纪贯之精通汉文学，同时对假名的运用也十分娴熟，因此全书的创作风格以和歌为主。在作品中，作者使用假名撰写的和歌共计57首。平泽龙介（2002）对《土佐日记》中的和歌描写进行分析，进而研究纪贯之所要表达的想法和观点。文中通过分析大量和歌意象，突出了《土佐日记》的特点，即从和歌展开，引申为对社会的讽刺性描写和对世人的非难等，最后则是作者的自我写照。［6］同时，作者试图通过书写和歌表达对亡故女儿的无限思念之情。其中曾借用和歌描写在远眺着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时，望海生情，以此表达对亡故女儿的无限思念。
不仅如此，整部作品中的汉字仅有62个。宇都宫睦男（1990）对藤原定家本和青溪书屋本中的假名和汉字发生的变化分别进行逐字逐句的对比与分析，其中两种版本分别对纪贯之的《土佐日记》与其他作品中汉字的变化进行了大量举例，总结出自纪贯之时代起至藤原定家时代期间，定家本中汉字相对于平假名的混入程度呈增加趋势，主要表现为描述年月日和数字的汉字，描写人、自然及其他抽象事物的汉字。［7］
同时，《土佐日记》为平安女性日记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作者纪贯之虽身为男性，却假借女性的口吻撰写了这部作品。他曾在作品开头这样写道：“听说男子们在写一种叫日记的东西，作为女性的我也想尝试着写一下。”关于假借女性口吻创作的原因，占才成（2011）［8］认为作者想将自己从男性、官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私人情感世界。
可以看出，《土佐日记》是继《万叶集》之后又一体现假名文字特点的著作，作者将假名文字作为发扬国风文化的重要工具。《土佐日记》因此成为平安中期极具国风文化色彩的一部作品。
（二）《蜻蛉日记》
继《土佐日记》之后，藤原道纲母笔下的《蜻蛉日记》成为私家日记文学中描写家庭女性生活的主要代表作。《蜻蛉日记》于974年完成，作品用假名记录了藤原道纲的母亲从19岁至39岁这21年间悲惨、痛苦的婚姻生活。作品在展现日本文学“物哀”美意识的同时，也准确地表达出作者内心的真实感受。作品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主要以和歌的方式详细记述了母亲结婚前后的经过。上卷中，藤原兼家在长歌的创作中将妻子比作朝廷的马匹，对此柴村抄织（2011）对其长歌之后的四首赠言诗中多次使用的“驹”和“马”进行分析，妻子被比作“马”和“驹”也充分体现出夫妻二人间的关系。［9］而中卷则准确地描写出作者内心的独白，体现了平安女性日记文学传达内心情感的特点。中下卷主要是以散文的写作手法表达其内心的无奈、悲哀、失望与伤感，但也不乏和歌的书写。比如，作者在悲伤之余创作的和歌：“独眠慨叹天难晓，问君可知冬夜长。”［10］从字面意思上可以看出，作者在被见异思迁的丈夫拒之门外后内心孤独、寂寞和失望的心情。然而，《蜻蛉日记》并非真实的叙事，而是具有一定的虚构性。楚永娟（2016）基于《蜻蛉日记》的一人称叙述视角，结合作品中对过去事件和人物的解释、评论等后叙视角进行分析，展现出一部具有双重自我的文学作品。［11］
其中，作品标题中的“蜻蛉”本来是指一种类似蜻蜓的昆虫，别名“蜉蝣”，但现引申为虚无缥缈、无依无靠。作者在本书开篇用长歌写道：“漫长岁月徒然流逝，这世间生活着一名无依无靠、身如浮萍的女子。姿态容貌不及常人，也不通晓人情世故。”［12］作者将自己比作蜉蝣，用和歌展现出平安女性心思细腻的特点。此外，书中有句短歌这样写道：“我的内心想念远方的父亲越发伤感，而他（兼家）的心却越来越靠不住。”［13］
藤原道纲母是平安时期的著名歌人之一，由此也可以充分体现出《蜻蛉日记》中大量运用了和歌风格。使用假名书写的《蜻蛉日记》展现出的是平安王朝的国风文化，同时《蜻蛉日记》也成为平安女性日记文学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四、“国风文化”对平安女性日记文学的影响
日本“唐风文化”在汉字影响下将平安初期的汉文学推向了文学顶峰。但随着假名的增加，汉字被取代的趋势逐渐明显。平安初期又称“国风暗黑时代”，预示着平安中期“国风文化”即将到来。由于受到“国风文化”的影响，在写作手法上更多偏向散文与和歌的风格，更加突显日本“国风文化”的和风特点。另外，在日记文学的整体特点上则是从“公”家日记转向“私”家日记。“公”家日记以男性作家创作为主，内容记录的是公开的官家事务。“私”家日记的作者主要是女性，记录的是后宫与家庭女性的生活。此外，文字的使用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从使用汉字转变为使用假名。同时，这一变化也掀开了平安女性日记文学崭新的一页。
不仅如此，“国风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假名文字也拯救了日本古代女性的命运。平安时代的女性受到男性的压迫，同时在宣扬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大背景下，平安女性只能将自己的想法、思考和感受用假名表达出来。平安女性专注于和歌，试图用假名表达出内心的情感。日记文学逐渐形成并成为平安女性释放内心情感的一种形式。
五、结语
奈良时代盛行“唐风文化”，对平安京的建造、佛教的传入与确立以及平安初期汉文学的发展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奈良时代结束，迎来了日本古代文学史上最为繁盛的平安王朝，延续至平安初期的“唐风文化”促进了汉文学的发展。但不满足于使用汉字书写的日本人，借助汉字创造出了假名。假名的出现促进了“国风文化”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假名文学的发展，而且对平安女性日记文学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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