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明心

一、结构隐喻——“水”意象的文学隐喻

水是贯穿主人公许三观卖血过程的重要线索。许三观的卖血“领路人”根龙和阿方在他第一次卖血时就告诉他：“这水喝多了，人身上的血也会跟着多起来，水会浸到血里去的……”这句话便影响了许三观往后的卖血历程——每次卖血，他一定喝八碗水，喝到“肚子又胀又疼，牙根一阵阵发酸”才行。在许三观的心目中，人的身体里的血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水却是无穷无尽的，虽然喝了水后血液的浓度会被稀释，但是血液的含量却会增多。［1］

　　水既是纯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维持者，因而水既象征着纯净又象征着新生命。［2］在日常修辞中，水是承载着中国诸多传统文化的具有丰富隐喻含义的意象，其文学隐喻义则在许三观卖血前不断喝水的仪式性行为之中被赋予了多重的、特殊的、更具精确性和文学色彩的含义，实现了水意象对金钱、生命、希望的结构隐喻——它是顽强的生命力，是奔涌不息的爱与希望，由此构建了许三观卖血前“喝水”这一行为的逻辑基点和文学意义。

　　水这一意象跟着许三观十一次的卖血行为不断出现，它在精神层面给予许三观生命的暗示。例如，在大儿子一乐患上肝炎的时候，许三观为了给一乐治病筹钱卖血，一路上不要命似的喝冰冷的河水。虽然他将血连同身体中的力气和热气一并卖掉了，但这些从他的身体中流失的水和血终究会变成给一乐治病的钱。

　　水的无限性、包容性和无限延展性就这样被许三观在观念上加以神化——水溶于万物，自然也能和血紧紧相融，只要喝多了水，有限的血液也能像水一样被无限延展，许三观从而形成了“水—血—钱—生”的思维链条：水能将维持人们力量和生气的血变多，喝进去的水变成了卖出去的血；卖出去的血变成了手里的钱；手里的钱能够解决家庭的困难，那么他们一家人便又可以将本来已经陷入艰苦困顿的生活继续过下去。这是一种生命力的传递和转化，在这一层面，水间接地起到了维系濒临绝境的生命的作用，它暗喻了顽强生命力以及奔涌不息的爱与希望。

　　因此，一碗又一碗地喝水是许三观卖血前必须进行的仪式性行为，水的隐喻意义也在这种仪式性行为之中实现了由日常到文学的转化——它是许三观抵御困苦生活的精神武器，它赋予了许三观在困苦生活中不断与绝境斗争的坚韧品格。它在那些还未完全走向现代化的、生于土地、长于土地的农村人民眼里，是灾荒年代和苦难岁月的生命与希望。

二、空间隐喻——“血”意象的文学隐喻

血这一意象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符号之一，它有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意蕴。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它象征着个人的生命和血缘的传承，中国人的生死观和价值观都以“血”为基础，并靠着“血”来维系。当许玉兰发现了许三观卖血换钱一事时，她的态度十分激烈：“从小我爹就对我说过，我爹说身上的血是祖宗传下来的……卖血就是卖自己，卖血就是卖祖宗……”这种观念的根源是宗法文化、血缘文化在中国人心中形成的对“血”的尊崇和敬畏，反映了“血”这一意象在中国人心中有着坚不可摧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这也就导致了它有着较为固定的隐喻意义——“生命”“传承”“宗法”等。

　　莱考夫认为，日常隐喻与文学隐喻的区别只在于作家会创造出一些变化来使文学隐喻更加书面化、用词更为优美精确，从而同日常隐喻区分开来。［3］

　　在小说中，“血”不只有“生命”“传承”“宗法”等日常的含义，余华先生通过描写许三观在当时的社会和生活压力所迫的情况下数次卖血的情境，在新的角度重新诠释了“血”这一意象的隐喻意义，将原有的价值观和身体观颠覆，挑战并超越了日常隐喻对“血”意象的叙述，补充了“血”这一意象在特定文本下的隐喻义，从而达到文学隐喻特有的精细效果，构建了一个更具特殊性、更为具体的“血”的隐喻体系，使得“血”这一意象在文章中的隐喻意义超越了原有的日常隐喻的范畴，具有了“个人价值”和“自我认同”这样特殊的文学隐喻义。“血”这一意象的隐喻意义在许三观特殊的、不符合传统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卖血行为中实现了对日常隐喻的疑问和复杂化。

　　在许三观人生中总共十一次的卖血经历中，有九次都是他在家庭有困难的时候为了支撑起家庭、帮家人渡过难关、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而为之的。他是一个被时代潮流裹挟着前进的普通的农村小人物，他的收入作为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并不丰厚。因此，在一乐砸伤方铁匠儿子的头、家里拿不出钱要被抄家时；在收成荒年，全国都在闹灾荒时；在儿子一乐被他们送回下乡部队时；在二乐的生产队队长去许三观家做客，许三观夫妇为了孩子更好的未来而需要钱来招待生产队队长时；在大儿子一乐得急性肝炎，急需一大笔钱治病时……这时候，作为一名普通的丝场工人，许三观别无选择——他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他身上流淌着的血。

　　他靠着一次又一次卖血，为家里解决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为孩子摆平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他的个人价值在这一次次困境的解决中得到体现，因此，他在潜意识中形成了“卖血——自我价值”这一心理机制。血是他个人价值的载体，卖血这一行为是他实现价值的途径。小说的最后，他已经太老了，医院已经不再接受他卖出的血了，于是他崩溃了，在街上茫然无助地边走边哭。他靠一次次的卖血来构筑自己的人生，来实现自我价值认同，而现在他突然被告知自己的血已经不被需要了，他多年以来靠卖血而建构的个人价值体系就轰然坍塌在他的面前。可见“血”在许三观心中不仅仅是能够帮自己一家渡过难关的“救命稻草”，它还有着和个人尊严挂钩的意义和地位，象征着他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可。

　　“血”这一意象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是许三观的支柱，在传统身体观中，身体的完整居上，出血和死亡为下。但在传统的空间隐喻中被看作上位、被重视、甚至被神话的“身体”却被许三观放到了价值体系的末尾。因此，在许三观的价值取向这一抽象的精神空间之中，“血”和“身体的完整”产生了结构的倒置，变成了“血”为上，“身体的完整”为下。这与传统相悖的价值取舍，隐喻了许三观以及和许三观处境相似的迫于生活压力而颠倒错置了的价值观念，背后暗含着作者投向普通劳动人民的悲悯的目光。

三、实体隐喻——“炒猪肝、温黄酒”的文学隐喻

炒猪肝、温黄酒同水和血不一样，它们并不是常见于文学作品或者根植于文化心理的具有强烈隐喻意味的意象。但它们之所以在小说中也能很好地发挥隐喻的作用，其一是因为隐喻是一种概念性的人类认知手段，因此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会不自觉地对文章中出现的各种意象的隐喻进行概念性的解读，从而建构出独属于这一文本的隐喻理解；其二，人们的生活经验是概念隐喻实现本体和喻体的单向映射的基础。许三观在卖血后极具仪式感地吃炒猪肝、喝温黄酒的行为十分有生活气息，人们不难分析出炒猪肝、温黄酒这两个意象是对日常隐喻的延伸和合成——将隐秘的、抽象的、不具有实体的自利心理具象地化为“吃炒猪肝、喝温黄酒”这一具体行为的实体隐喻。余华先生不仅从炒猪肝、温黄酒的日常意义中阐发出了更加深层的意义，并且炒猪肝、温黄酒这两个意象在文本中含有多重日常隐喻义。

　　对于贫穷了一生的许三观来说，猪肝和黄酒是不可多见的“奢侈品”。他的经济状况和消费观念都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平日想吃就吃，因此，卖血后得到的大笔的钱以及卖血后补身体的需要便成了支撑他“奢侈”一把的理由。因此，他建立了“卖血”同“吃炒猪肝和喝二两温黄酒”之间的思维联系。

　　许三观喝水卖血以帮助家庭渡过难关是一种利他行为，而吃炒猪肝、喝温黄酒则是他在完成“卖血”这一自我奉献过程后由享乐心态和仪式感驱动的犒赏性行为。由此可见，“吃炒猪肝、喝温黄酒”是一种实体隐喻，将隐秘的、抽象的、不具有实体的自利心理隐喻为具体的“炒猪肝、温黄酒”。

　　许三观将这种自利心理好好地封藏在卖血这一行为背后、深深掩埋在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孩子的爱的背后，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会被释放出来。

　　在小说的最后，他因为想吃炒猪肝而打算去卖血，而又因为年龄原因被拒绝。他一生都在用血液来填补家庭的空缺，炒猪肝和温黄酒是他最后的仅属于自己的隐秘的快乐。当“为家庭奉献”已经在他的思想上形成定式后，个人欲望的满足便在他的潜意识中被压抑、被放逐到价值体系的最后一列。他为了家庭奉献一生、吃苦一生的思维让他不愿意将自我欲望的实现成为他享乐行为的唯一动机，所以即使在家庭富裕的晚年，他还是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仪式感和思维定式“喝水—卖血—吃炒猪肝、喝温黄酒”。可悲的是，当他想要享受这种隐秘的快乐以填补自己空虚的精神的时候，却被告知吃炒猪肝喝温黄酒的前提不被允许了，那作为自我奉献后的小小的“奖励品”的“炒猪肝、温黄酒”便也再没有出现的必要。“炒猪肝、温黄酒”所暗喻的自私心理如今赤裸地展露在他的面前，在他潜意识中沉寂多年的奉献精神和自利心理的冲突便在这一刻爆发出来，无法再次享受到的炒猪肝和温黄酒便在他心中烙上了难以自愈的伤痕。

　　令人感觉到慰藉和温暖的是，他的妻子许玉兰在这个时候和他实现了角色的转换。他在前半生通过卖血让家庭渡过难关；他的妻子便在他精神满足陷入困境的时候，二话不说地带着他去吃他想吃的炒猪肝，让他卸下心中对于“因责任卖血”“为家庭奉献”的包袱。

　　至此——他和许玉兰在饭馆细细品尝着炒猪肝的时候——他终于从个人价值危机的泥沼中挣脱了出来，终于敢面对具象地化为实体（炒猪肝、温黄酒）的自利欲望。他因为卖血而开启的、因为“为人夫”“为人父”的家庭责任而背负上的苦难回环的悲剧命运，也在这一刻被现实家庭生活的温馨和人间朴实纯粹的烟火气而画上了句号。

四、宏观层面的结构隐喻

本文提到的四个隐喻意象：水、血、炒猪肝和温黄酒，都各自承担了对许三观苦难人生的某些角度、某些方面的隐喻功能，而把这三者综合起来，在构成了许三观卖血的全过程的同时，也在三者的有机统一之中形成了更为宏观的结构隐喻。

　　与多次卖血一起不断重复、不断加强的“喝水—卖血—炒猪肝、温黄酒”的仪式性行为，是对他回环往复又无法逃离的宿命的结构隐喻。正如水在日常表达中“源头”这一隐喻意义所表示的那样——喝水是卖血过程仪式性行为的第一个步骤——过度喝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这痛苦也代表着苦难的开始；多次的卖血则是对苦难的集中表现和具象化；炒猪肝和温黄酒是从苦难中短暂走出的自慰，但短暂的快慰过后又要面临新的痛苦和磨难——三者的有机串联，体现了对许三观苦难命运的结构隐喻。

　　一方面，他因为卖血而娶妻，有了家庭后又为了支撑起整个家庭而卖血，他苦难的一生以卖血为开头，以不再能够卖血而回归温馨的家庭生活结束。另一方面，苦难的生活压迫着他不得不将暗喻着自己生命力的血液明码标价放上交易台，而卖出去的血液和生命力却是为了换取继续生活下去的支撑。他一次又一次地出卖象征着个人“生命力”和“热气”的血液以换取钱财，将在传统身体观中被无限神圣化的血液下放到与钱财对举的商品的地位。“卖血”情节的重复发生，是一种悲剧式的个人生命力的献祭，隐喻了许三观那莫比乌斯环一般无可解的苦难命运浪潮。

　　主人公多次“卖血”，将“血”这一给人以残忍和痛苦的感受的意象赤裸地展示在读者眼前，表达了对“人的商品化”的荒谬现实的嘲讽和反叛。这种通过情节安排和人物设定而表达出的作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是基于文本又超出文本的、更高一层的空间隐喻。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从先锋文学转向温情文学的一大力作，在民族性温情描写的同时，仍保持着先锋性的反叛精神［4］；在现实主义的表达形式的基础上，加上了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隐喻叙事。这种隐喻叙事以结构隐喻为主，空间隐喻和实体隐喻为辅。各个意象的局部隐喻作用相互交织综合起来，在形成完整的卖血“程序”的同时，也在更高一层的结构上暗含着作者对主人公悲剧命运的锋芒中带着慨叹的同情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