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敏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 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其中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力量和由于机械的广泛应用而体现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城市化是现代性生长的基本路径。近代社会以来，现代城市迅速发展，乡村则日益衰败，城乡产生二元对立。这种对立撩拨着知识分子对于乡村的复杂情愫。于是，自19 世纪20 年代鲁迅创作《故乡》伊始，“离乡进城”与“返乡归来”的模式，贯穿近现代中国的小说叙事之中。这种叙事模式包含着作家对于乡村个人化的复杂情感，同时呈现出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寄托着他们寻觅家园的真诚祈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现代性力量对中国社会更为深广的“入侵”，作家们“归来”的书写被赋予了重新建构故土家园以及反思现代性的双重内涵。

　　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人民文学》第7 期刊载了福建作家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小说聚焦于福建省改革开放综合实验区——岚岛的建设问题，围绕改革与建设这一中心，讲述了蓝港村的青年们在乡村建设一线逐渐成长起来的故事。青年正处于人生中最有力量的阶段，时代变革的风云中往往都有他们的身影。在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最前沿，他们更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因此，我认为对《海边春秋》中反映的青年形象进行观照、对现代性进程中的乡村进行审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归来：从城市返回乡村的知识青年

在现代性与传统两股力量的博弈中，年轻的干部刘书雷是绕不开的重要人物。怀揣着“学问要拿来奉献社会”的热心和“为岚岛改革开放奉献才智”的激情，刚出校门的“书斋博士”刘书雷来到了岚岛改革建设的第一线。在首都学习和生活多年，刘书雷拥有开阔的视野，对岚岛的全局工作有着整体性认识。然而在其被下派至蓝港村后，随着调研的深入，刘书雷感到了任务的艰巨：“其中的复杂矛盾，真不是自己这个刚出校门的博士解决得了的。”他有些慌了手脚，但仍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改变村民抗拒和敌视的态度，他入乡随俗，特地带着从老家背来的四瓶福茅前去拜访村里老人会的会长大依公，不会喝酒，却按照村里的规矩“豁出去了”，以一醉向老人展示他的真诚。终于，他打动了大依公，获得了重要的支持力量。

　　刘书雷身边还有另一位重要人物，那便是张正海。张正海出生于岚岛的农村，读书于桂省，硕士毕业后，岚岛行政区划升格，他便回乡考取了公务员，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家乡人民谋福祉，后被下派至蓝港村做第一村支书。张正海目睹了岚岛的发展变化，又经过了许多历练，对于基层工作和蓝港村情况的认识，相比于初出茅庐的刘书雷，更多了几分成熟。在处理蓝港村的搬迁问题时，经过长期的多方考察和多次实地探访，张正海确信解决蓝港村发展问题的办法不是搬迁，而是发动在外的人，让他们“把带出去的东西和在外面赚到的东西，最好再带回村里来”。之后，他便借领导来村调研的机会，一力揽下责任，代表村民说出了对于村子搬迁的想法，并结合蓝港村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更好的发展设想。具体可行的办法包括返乡鼓励和创业扶持措施等。

　　小说中，作者详细描绘了刘书雷和张正海在遭遇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时的具体表现，通过对他们进村调查遇冷、帮“虾米”找爸爸、拜访大依公、在村民面前公开提出反对搬迁等一系列事件的描写，既展现了他们柔软和退缩的一面，更突出了他们不服输的坚韧和守护蓝港村的决心。刘书雷和张正海的形象同时还兼具了群体性，称得上是新时代知识青年的典型，他们扎根基层、融入群众，致力于为乡村的振兴事业做贡献，将个体的价值放置于广阔的天地中，是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

　　而如何把在象牙塔中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可以作用于实际的力量，让理论的效用得到充分发挥，让知识回归到生活、服务于社会，是当下知识青年需要思索的重要命题。“既能出点子，又能干实事”是时代对知识青年的要求，只有携远志“归来”，勇敢投身于整个社会的实践，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把个人的精神追求统一于社会的共同理想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出光和热，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体的价值。“归来”既是青年从城市回归乡村，也是灵魂从漂泊回归安定；“归来”不仅意味着现代知识与技能的回归，也意味着精神与人文力量的回归；“归来”既代表着乡村从振兴发展困境的突围，也代表着青年甚至是转型社会中的每个人从人生价值选择和精神追求困境的突围。

二、突围：引领乡村自我改造的年轻一代

当今中国，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靠经验生活的传统社会已经越来越远。蓝港村新一代的青年们，早已摆脱了对大海的依赖，靠着现代知识与技能在城市打拼。海妹是在外求学的硕士，林晓阳在深圳开办了电子商务公司，“海上蓝影”微信核心群的五位年轻人无一没有接受深入的现代教育。这些年轻人在外求学工作的经历，让他们有了远多于土生土长的农村人的现代性，可以说，在他们身上存留的农民传统已经十分微弱，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他们绝没有农民那种对于土地深沉的不舍和依恋，他们早早地从传统的乡村脱离出来，身上缺少几分农民的特性，却多了几分现代性。

　　然而虽然成长于城市，这群在外读书创业务工的年轻人却从未停止对于家乡的热爱。正如林晓阳所说，每个人都有他的“属地基因”。他在深圳小有发展，却对自己城市人的身份始终没有足够的认同感，而是“感到在借地生长，这么长下去，也许就是根小草，那边大树成荫，不如回来，原产地长大，也许可能长成一棵树”。听闻蓝港村将要搬迁的消息后，以“海上蓝影”为代表的蓝港青年，纷纷号召村民团结起来，联系一切可以联系上的蓝港人，抵制搬迁，鼓励村民回村创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重建蓝港村，守护这个世代生活的家园。经过不懈努力，蓝港村终于不必搬迁。之后，青年们又立马积极筹划回乡创业事务，擘画着蓝港村改革建设的美好蓝图。在谋划蓝港村的发展问题的同时，蓝港青年们仍时时不忘维护海岛的传统底蕴，要建设一个具有独特本土风情的蓝港村。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才流失的问题。费孝通就认为，城市带走了乡村的精英，让乡村的发展缺乏足够的人才支撑。与之俱显的矛盾是，来到城市以现代的知识和技能谋生的乡村青年，却又常常缺少对市民身份的认同，而多一份对于乡土的执着和眷念。《海边春秋》启示我们将这些守护家园的一腔热血真正转化为乡村建设的实际力量。在这场现代与传统的博弈中，城市与乡村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一致的，青年人个体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的发展也应当是统一的。青年应当是推动乡村振兴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这些引领乡村自我改造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改革建设事业中涌现出来的正面的中国青年形象。他们有着现代的知识与技能，能够为乡村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也有着反哺家乡的情怀和抱负，能够为乡村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撑。而青年在带领乡村披荆斩棘，从发展困境中突围的同时，也为自身觅得了更好的机遇。乡村并不是只能被动地等待城市文明的入侵和扭曲，来自乡村的青年亦不是只能在乡村与城市的裂隙中徘徊和游移，青年可以通过回归乡村，带领乡村从振兴发展的困境突围。

三、拓展现代文明的乡村：时代之音与青年的呼唤

在《海边春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过去的海防前线岚岛成了开放开发的重要区域，随着开发工作的不断推进，蓝港村村民的整体搬迁安置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现代性进程中的城乡矛盾也由此显露。小说将文本呈现于一个变迁的背景之中，人与村庄的命运在现代性裹挟下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蓝港村的问题其实也是目前众多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所面临的问题。当今的中国，“广袤的地理和精神层面都处在一个前现代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时段之中”。落后的乡村家园在这一场发展的博弈中将何去何从，人的精神与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青年的价值与梦想又该如何实现，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遭遇的种种现实疑难，是时代交付于群体和个人的共同考验。

　　许多作家虽然敏锐地捕捉到来自乡村的青年在遭遇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时心灵的震荡与不安，却停留于对表象的书写，对现实困境作徒然嗟叹。这类作品层出不穷，一方面反映出作家现实乡土经验的匮缺，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们把握社会转型期城乡发展新趋势能力的不足。丁帆在评价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文明冲突中的乡土描写时曾说：“对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所抛弃的农耕文明的深刻眷恋，似乎成为作家别无选择的选择。”一部分作家往往以二元对立的眼光审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视传统、自然、和谐的乡村为精神家园的根基所在；或是不遗余力地书写着遭受工业文明摧残下的乡村图景，控诉现代性入侵带来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崩解；或是直书现代城市中的传统道德伦理的坍塌和人性的异化，忧虑现代性的破坏性力量，仿佛患上“苦难依赖症”和“城市恐惧症”。历史不可能倒退，城市化的步伐不可阻挡，而人类文明生生不息，不会被轻易摧折。我们可以对现代性带来的消极影响清醒地加以反省和批判，而不能一味拒斥，闭目塞听、画地为牢。在《海边春秋》中，作家陈毅达不仅跳出了“非批判即颂扬”的单一主题，以更加通达开放的眼光看待现代性进程中的乡村和青年；更果敢地接过挑战，从理想的高度出发，看待希望与现实的差距、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展示出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

　　城乡文化的碰撞与冲突，给身处其中的作家带来了多重挑战，也给作家带来了打破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新机遇。现代乡村已然不是传统经验中的乡村，面对不同的历史状况，传统的叙事模式也必然遭遇失范。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当既反映时代社会的广度，更传递思想价值的深度；既反映个人立场，更传达时代呼声；既以真实触动人，更以真情鼓舞人。文学创作需要作家与时俱进、除旧布新。时代呼唤着作家拨开烟云黑雾，书写出转型社会的复杂肌理，甚至找寻出超越时空界限的永恒精神归依，揭示真正的历史必然。

　　《海边春秋》洋溢着饱满强烈的进取精神，表现出陈毅达对于现代性方案的积极认识和感悟，这是作家应答了历史的召唤、传递着青年的呼声，以文学的方式振奋精神、勉励人心。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酝酿着种种新变，这是作家突破旧有叙事的契机，也是个人实现新发展的契机。历史召唤着更多的作家以更加高远宏阔的视野俯瞰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既看到现代性的进步作用，也看到其负面影响，跳出非批判即歌颂的叙事模式，创造出更多启迪人心的作品。现代性影响下的中国乡村，处在由闭塞到开放的转型期，新的历史语境必然催生出诸多新质，身处变动中的群体与个人都应当以更加开放和积极的心态面对转变中的社会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