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皓然

　　洛阳在历史上长期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其城市地位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就开始不断下降。北宋时，洛阳作为政治陪都和“龙兴之地”被格外重视，北宋末年，洛阳城被金朝统治。金朝中后期，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同样也将洛阳作为政治陪都。虽然两次作为政治陪都，但洛阳的经济、政治地位甚至是城市规模都未得到恢复与发展。古都洛阳在宋辽金时期的衰落与政治经济、地理位置和自然气候条件是密不可分的。

一、政治地理因素

学者周振鹤在《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中指出，其中最为要紧的一是其地理区位，二是其地理环境。所谓的地理区位就是被选为都城的地区是否位于统治区域的中心以及与统治集团的发源地是否相近；而地理环境就是所选择的都城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气候条件。

（一）地理区位变化

黄河流域是唐之前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道：“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而这里的“天下之中”指的就是洛阳。

　　继承北周而立的北宋定都开封，洛阳为西京，作为政治陪都。洛阳从此结束了长期为国都的历史。哪怕宋太祖曾多次明确表示想要迁都洛阳，仍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

　　然而南下的女真人对“天下之中”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金人梁襄认为：“本朝与辽室异，……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在金朝的统治区域中，燕京地区是其“皇业根本”。因此将燕京设为政治经济中心，金朝统治者才能将对全局的控制力发挥到最大。

（二）“龙兴之地”不同

除了地理位置，统治集团也力图将与政治根据地相近的区域设为首都，这就是所谓的“龙兴之地”。中国古代王朝无不对这个十分在意。

　　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这就使得洛阳成了“龙兴之地”。北宋初年也曾经在洛阳多次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宋史·太祖纪》记载，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在洛阳举行郊祀，北宋还在西京洛阳修建神御殿。这一切都说明洛阳地位特殊，为宋王朝所重视。

　　而据《金史·地理志》载：“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由此可以看出上京会宁府是金朝祖宗“龙兴之地”，被称为金源之地。随着金朝国家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女真人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女真统治集团已经认识到都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起到的不可取代的重大作用，“京师为首善之地，四方所观仰”，至此，会宁府升级为金朝的上京，成为名副其实的都城。

　　都城作为政治中心在一般意义上不是必然与经济中心所重合。宋以前，中国政治中心区域基本是与经济中心相重合的。唐末五代以来，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以及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封建社会完全进入南盛北衰的新阶段。

二、四战之地

洛阳“河山控带，形胜甲于天下”，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宋辽金时期军事战略地位依旧突出。北宋文学家李格非曾在《洛阳名园记》中提道：“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

（一）宋金战争对洛阳城的破坏

北方女真族兴起后不断南下，对宋朝发起猛烈进攻，洛阳城不断被破坏。《宋史·钦宗纪》载，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甲戌师溃，金人济河，知河阳燕瑛、西京留守王襄弃城遁”，这是历史上金人首次占领洛阳城。

　　从1125年到1217年这九十多年间，洛阳城先后五次失陷。宋金不间断的战争，使得洛阳城中的宫室尽遭焚毁。当时“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直至金世宗大定年间，河南地区仍然没有恢复到之前的繁华景象。

（二）金蒙战争对洛阳城的破坏

金朝中后期女真人尚武之风渐失，军政废弛，对北方蒙古族没有采取主动防御政策，任由其势力发展壮大，使金朝最终没能避开蒙古的侵扰。金宣宗在贞祐年间南迁后，金朝的局势也没有好转。女真统治者为防止被蒙古军灭亡，便将洛阳设置为陪都。但1232年蒙古人进入中原，同年三月便准备围攻洛阳。次年六月，洛阳最终被并入元朝的统治版图。

　　1234年的正月，宋蒙联军攻金，金国灭亡。由于双方按照之前的盟约，在灭金后各自撤退，使得这一时期的洛阳城成了无人占领的空白地区。

　　北宋时期洛阳城得到了短暂的恢复与发展，但金元时期洛阳城长期陷入战乱，破坏严重且后期无人管理，无论是政治、经济地位，还是城市建设规模，都无法再现历史上的辉煌。顾祖禹认为：“女真蒙古再经兵燹，故宫遂鞠为茂草，是知自南宋末季，洛阳千余年之建筑，扫地以尽，而隋唐宫阙，遂不复再见矣。由是洛阳衰，而中原亦衰矣。”

三、自然气候因素

（一）自然气候因素不利于洛阳城市发展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共有四个寒冷期，而宋辽金时期正处于第三个寒冷期。

　　根据《河南历代水旱灾害统计资料》的记载，历史上洛阳地区也多次出现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洛阳地区平均二十年内就会发生一次旱灾或水灾。在《元史本纪》中就曾记载道，元泰定三年（1326），洛阳及附近大旱，“饥者二万七千四百人”；至正二十二年（1362），洛阳大旱，蝗虫遮天，人相食。

（二）自然气候因素迫使北方少数民族南下

宋辽金时期的寒冷气候在内蒙古草原上一直延续到13世纪，而气候原因对蒙古族的南下攻金和由西进入西亚地区影响都很大，根据《蒙古史》记载，当时的内蒙古高原“漫天飞沙”，冬季不下雨，夏季的雨水连尘土和草根都没有湿润。

　　寒冷的气候迫使位于东北方的女真部落大举南下，在灭亡契丹辽政权之后，继而灭亡北宋，女真部落灭亡北宋之后，建立了金政权，由游牧文明转变为农业文明。由于寒冷期并未结束，使得转变为农业文明后的金朝的国力并未能十分巩固，加之统治者腐败无能，最终又于1234年灭亡于从蒙古高原大举远征的蒙古族。在灭亡金朝、西夏的同时，蒙古人还进行了大规模的西征。南宋中叶到元朝初年，黄河流域的气温有了一个短暂的回暖期，这使得当时已经占据了黄河流域的元政权实力更加巩固，最终于公元1279年灭亡了南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四、结语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宋辽金元时期，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迁移，洛阳身处四战之地，军事战略地位突出；受自然灾害频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洛阳已经无法再现汉唐时期的辉煌。两宋之际，在经历靖康之变、目睹中原沦陷后，邵伯温也在其《邵氏闻见录》中写道：“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